(本文是拙著《经济选择的秩序》一书的节选。该书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今年6月出版。)
完整的需求概念包含三个维度:其一,需求与何种需要相对应;其次,需求指涉的是特定物品的实物数量;再次,需求总意味着多长的时间段内的需求。
在一个特定时间范围内,针对特定满足手段的需要就是需求。因此,我们在分析特定的需求时,必须明确:何种物品、满足何种需要?
需要是一种朦胧的心理状态,需求则以经验为基础。需要归根结蒂有待于现实的物质手段才能满足,故庄子感叹:人生无不有待也。并且,这个所待之物还无不浸濡着社会传统和文化习俗的深刻影响,同时又为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所制约。
古人绝不会产生对北京烤鸭或对麦当劳的需求。同样,古人仅会产生飞翔的希望──甚至连飞翔的希望都是经验的。如果天空中从来就没有任何生物飞动的话,很难说人会产生对飞翔的向往,但古人却绝不会有对飞机的需求。“千里眼”、“顺风耳”是古代神话和古人的幻想,但也折射出古人对自身身体局限的遗憾和某种心理需要。无论如何,古人却不可能由此产生出对电视、电话的需求。因此,需求与人类物质文明的关系极为密切。需求需要引导,需求也确实在被引导。由此可见,供给确实在创造着需求,这个古典原则并未过时,只不过人们对这一原则在理解上有分歧。正是人的创造力,造就了无限丰富的需求。
在人的基本需要被满足后,一般会带动更高层次的需要;高层次需要有着无限的扩张倾向,越是高层次需要越是如此。对人的不同种类的需求,必须放到需要的层次结构中来理解。认定一件物品是否成为需求物品,这不是一种可以离开物品、从物品外部对物品进行的孤立观察,而是一种结合了人的需要的投射方向的特定观察:观察物品是否对应着人的需要、对应着人的什么需要。
需求物品不必是商品。例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任何需求物品都不是商品;即便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作为财富储存的储蓄(在货币经济出现以前则是实物储存)可以是满足安全需要的一种特殊的需求物品,但却不是商品。人们为了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重病、伤残以及退休后的生活,一定的储蓄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社会的商业保险则是对应于人的安全需要的需求物品的另一种物品形态,并且以商品的面貌存在。
需要和需求的这一关系表明,需求反映了人的选择活动,需求就是被选择的需要。人的选择范围和选择的约束条件会对需求产生深刻影响。旧石器时代的人,其食物来源是采集和狩猎,因而其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居无定所。迁徙者是不可能随身携带过多用品的,他们因而对财富不可能有现代人所表现出的过分兴趣。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确信,那时的人与现代人相比,有着多得多的闲暇,并且是快乐和幸福的。进入农业社会后,财富的积累才有了需要和可能,人类于是开始踏上了无限追逐财富的不归路。人类数千年的贫困问题无疑肇始于太多的财富。这真是一个最大的历史吊诡。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或许就隐喻了人类对那段美好时光的怀念?
人生莫不有待也!而所待者莫非物也。需求必须对应需要来理解。对于高层次需要,与之相对应的需求物品就比较复杂,常常并非那么直接,但在迂回曲折中,总能摸索到其现实的物质基础。
对应着低层次的需要的,是与人们的吃穿住行所对应的需求物品,这很好理解;对应着高层次需要的物品,其所具有的物品形态是什么,往往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以安全需要为例。这包括两方面:就社会环境而言,人们总希望(需要)社会环境的安定与和平,厌恶战争和恶劣的治安环境,这些必须依靠军队、警察、法庭、法律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等物质手段(相应需求物品)才能建立和维持。这些物质手段,经济学将之称为公共物品。
就个体而言,人的理性使人们能够充分预期,他时时处处、并在程度上或大或小地可能面临疾病和伤残的威胁,并且衰老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归宿。为老有所养、残有所恃、病有所倚、亡有所归,人们必须尽可能多地储存财物(在货币经济中表现为储蓄)、购买各类保险,甚至养儿育女本身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种与安全需要对应的需求物品。富裕国家生育率下降,这与他们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和较富足的个人财富储存就有直接关联。
对于更高层次需要,如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同样如此,只不过相对应的实现手段更复杂些而已;相对应的满足手段或需求物品也不一而足。例如,同样的高层次需要,可以通过旅游、探险、科学创造、艺术追求、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来满足;弈棋、运动、制作也是常见的满足手段。但任何这类需要的满足,没有相应物质手段(财力)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古代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基本都是家道殷实的有产家庭以上的子弟;而那些贵族子弟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成为统治者,则根本用不着考科举。赤贫家庭的后代通过科举而完成小鸭天鹅之变的,就像那个千古传颂的包青天一样,基本上是夸大其词的虚构。其它如交友、旅游、探险等莫不与财力有关。小说《水浒传》中那个及时雨宋公明是在撒了大把金钱后,才有众多豪杰倾心与之结交的。
存在一些特殊的对象,它既是与自我实现的需要相对应的需求物品,同时又是一项职业。例如从政成为高官、或成为公众追逐的偶像人物。但如果他们的收入只及普通人的水平,“自我实现的感觉”就不知会所从何来。
投资(包括巨额的储蓄)作为一种累积的财富,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它能满足人的获取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巨额财富绝对是获得社会地位的充分条件──可能不是必要条件?但社会现实是,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莫不拥有相应大量的个人财富。有理由怀疑,他们究竟是由于能获得大量个人财富才有了社会地位,抑或是在有了社会地位后才有了大量财富?这绝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类的难题,想一想收入不如卖茶叶蛋的导弹专家的抱怨,他们为什么都曾经是些被“高贵的低贱者”们嗤之以鼻的臭知识分子,再对比一下他们有了高级别墅和豪华小汽车以后的风光和自信。
在当今的世界,根据个人拥有的财富量,人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例如在香港,豪气干云的大财东通常都能得到一种被称为“太平绅士”的荣衔。像孔圣人的得意弟子颜回这样拿综援的主,仅凭他的道德操守也想拿这个荣衔?那是不可能的;过去不能,将来也绝不可能。获取财富历来就是满足被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重要手段。
可能会有人争辩说:投资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对投资也是一种需求物品的提法产生异议。有一个办法可以区分二者:凡属于需求物品的,都可适用“享用”这个词;凡是作为手段的物品,都可以用“使用”或“用”这个词。世间一切事物本来都无所谓“意义”的,当事物与人发生关系时,有着行为倾向的人才赋予了事物以“意义”。
例如,我们说(享)用饭,但不说“使用饭”;我们也不说“使用旅游”、“使用朋友”,原因在于:“使用”一词具有间接性的意味,其宾语因此都具有工具或手段的含义;而需求物品不是手段,需求物品是目的本身,只具有直接性。人们在使用工具物品时,总可以追问其目的何在;人们在享用需求物品时,你问他的行为有何目的,他就会一脸茫然──因为你是在追问他目的的目的,他无法理解你真实的意思。友谊是目的,因而“使用”或“利用”朋友就太市侩了。
当我们把投资视为一种需求物品时,这里的意思是:投资过程本身能给人带来特殊的享受。世界上很多身家数十亿乃至成百亿美元的大富豪,仍然操持着他的巨大的企业王国,乐此不疲。原因在于:这个过程本身能为他带来高层次需要方面──例如自我实现、领导欲望、被人尊敬、关注和畏惧等──的满足。投资行为因而具有两面性:作为获利手段,其目的是利润。从这个角度看,投资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投资过程却能为投资者带来某种享受,这个过程本身可以成为目的。
这可以引岀一个结论:几乎所有的经济物品都具有双重作用或身份──在为人们享用时,它就是需求物品;在为人们使用时,它就是工具物品。当物品作为工具物品被使用时,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对它们而言就是失效的。
当代经济学界存在一个深远而广泛的谬误,即把时间视为一种需求物品,并且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或一种“昂贵”的物品。或许是由于像物品这一类的概念太简单,加上经济学家专务数学上的深刻,这使得他们常常在简单的事情上犯一些简单的错误。
时间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物品。这个命题的提出有以下理由:
其一,时间是什么?这个问题曾难倒过无数的哲人,但这个概念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我们大可不必陷入这个难题之中去。我们只需记住,时间观念源于理性的人的生存意识。“理性的人”在这里的意思,是人能自觉意识到自己必有一死。对那些没有死亡意识的动物而言,它们是没有时间的。易言之:时间是人的一种关于时间性的意识;时间是人“先行到死”的筹划的基点。时间因而不因为人有需要而能设法获得,也不因人们厌恶了而可以丢弃,时间不可以生产,也不可以买卖。断言时间是一种“昂贵”的物品,一点也没有“抬举”时间,反而把时间“降格”为物——一种可以买卖的对象;
其次,时间是在人的生存过程的展开中表现出来的。或者说,人的生存是可以展开为时间的。人们确实常常感觉到时间不够用,但这仅仅涉及人的活动的安排问题。换句话说,时间可以是人的一种需要,但这种需要的本质是人对死亡的某种畏惧和拒绝死亡的尝试。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物品能满足这种需要──不存在与之相应的需求物品。人们渴望飞,因而飞可以是一种需要,但唯有飞机或别的什么航天器才是与之相对应的需求物品。对时间的需要却是一种没有任何手段能够加以满足的需要,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概念──一种与劳动过程无关的“纯粹”时间──本身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经济学谈论时间的“投入”或“耗费”时,其真实意义都是指劳动的投入和耗费;
再次,人们买卖物品、交换各自的劳动,但这完全不能用交换时间来替换,因为时间是人的生存状态。明确了这一点有两个意义:任何用时间做尺度来衡量劳动产品的价值的企图,都是徒劳的。理由是,尽管劳动可以展开为时间,但劳动强度和劳动者的技能却与时间无关;另外,经济学提出的“时间价值”概念是一个虚假的概念——某种不是物品的东西如何会有价值?
“时间价值”概念还暗含着一个这样的观察问题的角度:把他人当作一种可以利用的手段和物品。该概念谈论的,实际上是劳动的组织效率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才被视为某种资源──一种对他人劳动过程的或劳动时间的安排。他人的劳动在这里被简化为时间资源——某种“非人道”的“世界观”。无怪乎海德格尔感叹:科学把世界的意义给遮蔽了。
事实上,经济学在谈论时间时,永远都只能是指某个具体而现实的人的具体而现实的劳动过程。在经济学理论中,时间、劳动时间或劳动,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因为劳动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过程。如果说不同人的劳动是不同质的,那么,不同人所拥有的时间也是不同质的。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劳动,这是同义反复。
一切离开劳动过程的、纯粹的时间都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经济学在谈论了劳动的价格决定问题以外,如果再谈论时间的价格决定,并且如果后者竟然和前者是属于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物,那么他们的议论至少有一方面是错误和没有意义的。在经济学里,劳动的交换就是一定的劳动时间的交换。也正由于两者的同一,劳动价值论者总是试图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他们所谓的价值,他们的错误在于:人们交换的目的是劳动的结果──某种需求物品——而不是劳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