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若要举出经济理论中哪个话题最古老、答案最多样、争论最激烈、结论最荒唐，话题也因此最让人腻歪，大概只能是这样一个话题：价值是什么？
但尽管如此，在价值问题真正获得解决之前，它仍将一再被提起。因为该问题涉及我们每个人几乎每日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疑难话题——商品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对于一切关涉我们切身利害的问题，我们都不可能由于话题本身的乏味而弃置不顾的。
笔者在此提醒读者诸君：在我们谈论一切问题之前都应该思考一下，人们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何种关切）提出该问题的？众所周知，斯密是在思考所谓“价值之谜”后才提出其价值理论的。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价值问题的提出根源于对价格问题的关怀。脱离价格决定问题而谈论的价值理论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人会对这样的问题真正有兴趣。笔者还进一步以为，价值问题之所以至今未能很好地获得解决，原因之一或许是，人们总是试图“科学地”站在“纯粹理论的高度”上去研究问题。
苏格拉底喜欢在街头闲站，与人们交谈。据说，苏格拉底谈论的话题永远是：什么是物。有一位著名的智者，喜欢四处周游、演说。这天他回到希腊并在街头又见到了苏格拉底。“你仍然站在这里”，智者不无揶揄地问：“始终就同样的问题谈论同样的东西吗？”苏格拉底答道：“我正是这样做的；而绝顶聪明的你，确实从没有就同样的东西谈论同样的东西。”
就问题本身谈论问题，这是笔者探讨问题时秉持的一个原则。以下是笔者在拙著《经济选择的秩序》一书中从该原则出发而对以往价值理论所作的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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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经济理论要阐释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即人类在劳动或交易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因此，一切经济理论都无不围绕价格决定问题而展开，因为价格是作为人们的交易结果的形式展现的。
在经济学说史上，对价格是如何决定的理解，大致存在两类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类被称之为古典经济理论；另一类就是所谓的新古典经济理论。
整体而言，古典理论并不把价格理解为人们交易的结果，而把商品的价格视为商品本身内在价值的外在反映。在他们看来，价值是某种“实体”或内在于一切商品的“共相”，因此“发现”价值并为价值寻找一种测量的尺度，例如用效用、劳动时间、成本或费用等来计量商品的价值，就成为这类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而选取何种尺度，取决于他们把什么看作“价值实体”。
显然，能“发现”和“计量”的东西必定是某种客观存在物，古典理论因而也基本属于“客观价值论”。
大致说来，古典经济学家偏重于哲学思维。17、18世纪是形而上学高涨的年代，在形而上学哲学精神的影响下，古典经济学家从人们的交换过程中提炼出这样一个问题：两种不同质的商品、在人们的平等协商的情况下、公平地进行交换，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当然”意味着这样两种物品是相等的；显然，只有不同质的两类商品，交换才有意义；那么，是什么使之相等呢？他们认定，这是“内在”于两种不同物品深处的某种东西──价值。一言以蔽之：两种不同质的商品能够相等，那是由于两者的价值相等。在他们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结论。
但是，这个深藏于一切商品之中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呢？马克思讲述了经济学家们的苦恼：“我们既不能用显微镜，更不能用化学试剂”去发现商品内部的价值。
虽然古典理论一般都承认，决定商品价格的，是内在于商品内部的价值，但对这个“价值实体”是什么的看法，却存在较大的分歧。
有价值的东西必然都有效用。因而不难理解，在亚当8226;斯密以前，人们大都把价值视为源自于效用的东西，他们大都本然地就是“效用价值论”者。但人们只要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一问题，不难发现其中的悖谬，因为该命题的逆命题不成立。显著的事例是：空气是有巨大效用的，但空气没有价值。因而早在16世纪，根据熊彼特（J. A. Schumpeter）的考察，意大利人达万萨蒂（Bernardo Davanzti）就曾在他的《货币讲稿》一书中，对水与钻石在效用与价值之间的巨大背离提出过疑问。考虑到意大利当时发达的商业背景，“价值之谜”产生在当时当地，当是极自然之事。
斯密思考过这个著名的“价值之谜”。他把效用称为“使用价值”，从而与价值相区别。但他的研究几乎让他得出（或者说暗示）了效用与交换价值的大小可能恰好相反的结论。这使得斯密对“价值实体”的探索，一开始就避开了效用，而主要沿着价值的劳动来源的方向展开。这样做的理由都是清楚的。
普通商品基本上都是劳动的产物，来源于劳动。价值也因此来源于劳动吗？无论如何，这样地思考问题是符合逻辑的。因而历史地看，劳动价值理论或劳动数量价值理论，差不多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主流[1]。确实，劳动和价格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劳动投入量大的物品，其价格通常就高，反之则低，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事实。其中包含着的真理因素是不容置疑的。
从现代分析哲学的角度看，这样的价值理论在出发点上就是错的；即便从理论本身分析，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中存在着的严重缺陷：首先，这样的理论视野过于狭隘。人们必定会追问：并非源自劳动（与劳动无关或明显关系不大）的自然物品是否有价值，例如土地、矿藏、文物等？在真实世界，这些物品是有价值的，任何理论都不能无视这个基本事实。但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么逻辑上就得承认，价值不可能来源于劳动。因此不难理解，他们或者选择回避这类问题；或者如李嘉图和约翰·穆勒那样，用物品的“稀缺性”来掩盖这一缺陷──这使得价值在后者的理论中竟然有两个不同的来源，这显然不能让人满意；
其次，劳动与劳动时间是同义反复，劳动在强度和技能上的差异因而不能用时间来抹平。特殊劳动的一般化因而是劳动价值理论的另一关键难点。把不同质的劳动换算成“标准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换算标准是什么呢？这样的标准如果存在的话，是否可操作呢？只存在唯一合理的答案：否！
最后，劳动价值理论还存在一个严重问题：物品并不是由于是劳动产品才有了价值；恰恰相反，只有对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人们才愿意花费劳动去生产和制作。有价值是因，人们花费劳动去生产是果；劳动价值论是在倒果为因。
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基于“先行到死”的筹划。一切劳动产品在劳动以前，都已经是某种观念的存在。人们必定要先认可物品的价值，然后才会现实地去生产。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人是干过不少傻事，但人们在干这些事情以前，却确实是满怀着“革命豪情”、认为自己是在干着前人从未创造过的丰功伟业和人间奇迹。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智叟嘲笑愚公的不智，那也只是因为各自的“价值观”的差异，至少愚公本人及其家人都认可“移山”之事是“值得”干的。世界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已知唯一的例外，人们在劳动前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价值：绝顶聪明的凯恩斯（J. M. Keynes）成功地劝说别国政府，雇用大批人力去挖很多事先就知道没有任何用处的土坑，然后再雇人把这些土坑填平。如果有人以这件事来“证伪”我的上述命题，笔者也仍然会坚持该命题的有效性。理由是，类似的愚蠢行为大概会是空前绝后的吧？！
古典经济学在忽视经验的思辨基础上建立的劳动价值理论，还都无一例外地和错误地忽视了一个基本的经验事实，即：古今中外，在一切可能的和实际发生过的商品交换中，没有任何参与者能够、或试图去按所交换物品中耗费的劳动时间来确定其交换比例。如果我们心中牢记问题的核心是价格的决定问题，也即人们在现实的交换过程中如何确定交换物品的比例问题，就不难理解：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计算”的问题。
假定说，你有可能知道自己的产品的劳动时间的话（这个假设本身就有点玄，笔者想象不出，世界上真地会有人掐着秒表进行劳动的），你也完全不可能知道交换对方产品的劳动时间。再退一步：就算这些你都能知道，但由于各人的技能和劳动强度存在差异，“等量劳动时间”生产的产品仍然是不相等的，交换仍然不可能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现实地进行。如果现实中的人们从不曾以劳动时间作为交换过程的实际行为准则，我们还会如此冥顽不灵，以至于继续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现实吗？斯密在这个问题上因而有了某种程度的犹豫。他的这种犹豫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熊彼特认为，斯密根本就不是劳动价值论者。笔者猜想：这里或许隐含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和德国的思辨哲学的差异？
但是，如果断言古典经济学仅仅只是从“内在于”商品之中的价值来理解价格的决定问题，这却又不完全是事实。他们至少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价值虽然是“客观”的和“不变”的，但价格却经常波动。他们因此都注意到了供求机制对价格的影响。他们把短期的价格波动归因于供求机制，但却断言：这种波动却恰好围绕着价值或“自然价格”（斯密）或“必要价格”（约翰8226;穆勒）进行。可他们明显不想去理解供求机制本身究竟有什么意义。
他们的这种分析最终构成了一种循环论证：价格围绕着价值波动，原因据说来自于价值，一如行星围绕太阳运转，原因在于太阳一样；但反过来，对于价格的长期波动，总可以计算出这个价格的平均数，价值就以这个价格平均数的方式无可否定地存在着。这样的理论当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用的东西。
19世纪70年代，几个划时代的人物在几乎同时、各自独立地提出边际效用概念，从而酝酿了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革命的后果是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
新古典理论的核心，是从供求──买卖或交易──双方的相互作用来理解价格的决定问题。该理论建基于三个假设基础之上，即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和交易费用为零假设；理论从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为不同的物品，建立了不同的价格决定模型。
但新古典理论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就需求物品的价格决定模型中的需求一方来看：首先，效用在任何时候都永远是一个具体和私下的心理感受。由于人各其面，面面不同，不同主体对效用的体验是根本不可能加以衡量和比较的；而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之所以成立，这是以当下同一时刻、同一个人、对同质物品消费时的效用体验为前提条件的，“放松”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例如不同时刻，或不同的人，或不同物品，定律都将不能成立。因而效用的一般化是新古典理论不可逾越的难点之一；
其次，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只对部分需求物品有效。以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为基础建立的价格理论，不能全面解释市场上所有需求物品的价格决定问题。
具体说来，需求物品本身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另一类则是边际效用不确定或递增的。但理论丝毫没有对后者的价格决定问题作任何解释；非但如此，如果有人对此提出疑问，他们就会予以斥责，根本否定这类物品的存在，例如他们对汪丁丁在提出“存在向上的需求曲线”时给与的冷嘲热讽；
就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引致需求）来看，也存在两方面问题：首先，引致需求是对工具物品的需求，但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只对消费需求起作用，对工具物品的需求失效。因此，对工具物品的需求，新古典理论采用“边际生产力递减定律”来解释。但两种“定律”如何在同一商品市场上协调一致呢？
举例说：对某类粮食，如果购买的目的是消费，这自然属于消费需求；如果买粮食的目的是加工后再卖出去，这就属于引致需求了；如果属于消费需求，其价格决定如果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律加以解释的话，那么，对引致需求，却只能用“边际生产力递减定律”来解释。现在的问题是：两类不同的定律或不同的行为方式，都对同一物品的价格决定施加了影响，两种不同的影响如何可能协调一致，这是需要加以解释的。
但是，新古典理论却把对工具物品的引致需求巧妙地转化为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从而避开了市场上对同一物品的、来自不同需求动机如何协调的问题。但回避问题并等于解决问题。
其次，“边际生产力递减定律”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在其它生产要素不变时、持续增加某种单一要素的投入、其边际产量递减──尽管在初期可能会经过一个边际产量递增的过程——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现实世界中找不出相反的事例。但如果各种生产要素、均按生产技术所要求的比例、以组合方式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将不会出现。
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现实需求从来就是复合的需求，是按照特定的技术比例同时投入的，因此（企业规模的）边际生产力一般是递增的（某种情况下可以递减或不变）。生产要素等比例增加时，如果边际生产力递增，称为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常见的经济现象。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曾经比喻说：一只球放入碗中，球与碗的接触点一定是碗的最低点，但三只球同时放入碗中，每只球与碗的接触点都不可能是碗的最低点。同样，不同的生产要素也不是单独放入、而是同时放入“碗”（生产过程）中的，在此情况下，断言对某一生产要素的引致需求是按“一只球放入碗中时”的情况决定的，或者说是按“分别放入碗中”的情况来确定其价格的，就没有说服力。
最重要的一点是，从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并不能直接解释需求者在获取需求物品时的行为方式和倾向，其中的理论推理过程存在严重错误。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和边际生产力递减定律的存在是一回事，人们在现实的交易活动中以什么准则来确定物品的交换比例——价格——则是另一回事，这样两种不同的事态（state of affair）是相互独立的，“从一个事态的存在或非存在不可能推出另一个事态的存在或非存在。”[2]我们要做的，是从交易双方不变的或确定的行为倾向中来理解交易价格的决定。可见，新古典理论的失误同样在于脱离了经验事实。
从边际效用到价格决定之间的逻辑断裂，新古典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希克斯（J.R. Hicks）很早就从马歇尔体系中发现了。他指出：“即便马歇尔分析中的每一步都无懈可击，”但他“实际上作为以后各项论证根据的第一步就是最可疑的。”[3]希克斯批评的这个“最可疑的第一步”就是从边际效用递减到价格决定这样两个相互独立的事态的逻辑联接问题。但希氏却又是如何来处理马歇尔理论中这个“最可疑的第一步”的呢？
希克斯直接考虑的问题是：效用或边际效用事实上都是不可计算的。为驱逐这个无法计量因而无法捉摸的边际效用，希克斯从帕累托和埃奇沃思(F.Y. Edgeworth)那里接过无差异曲线概念，设计了一个所谓“个人消费均衡”（或消费者均衡）模型。这一模型由一条无差异曲线和一条与之相切的预算线构成。希氏解释说：消费者在市场上所要做的并不是权衡商品效用的大小，而只是在不同的商品之间进行排序，因此，沿无差异曲线的任何变动，都会引起两个物品边际效用之间相互补偿的变动，这使得物品边际效用的变动可以用边际数量的变动来加以描述；而这两个物品边际数量变动的比值（称为边际替代率）与两者价格的比值恰好相等。
希克斯发现，经过这样的处理，无需效用，物品的价格决定问题就能获得解释。兴奋中的希克斯进而主张用“边际替代率递减律”来取代边际效用递减律。于是，希氏希望人们相信，马歇尔体系自此便有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知道，所谓预算线是由消费者的收入和两种（可以是多种）物品的市场价格这两种因素共同确定的[4]。如此确定的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切点的斜率，便不能不是这两种物品价格的比率。这里的关键之点是：在消费者均衡的分析以前，模型已经不加定义地、从而不动声色地引入了收入和价格两个概念。有了这两个概念后，就可以轻松排列出人们要购买的任何商品或其组合的最大数量了，这样的商品数量与消费者偏好的组合、套上那个斜率为负的无差异曲线后，由于数量是最大的，总效用最大便顺理成章了；并且这样推导出的需求曲线的斜率想不为负都难。推理严密，逻辑井然，不由你不服。
但是收入是什么呢？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月收入5万元，他实际上什么都没告诉你。但他接着补充道：是5万日元，你于是明白了其实际含义——如果你了解日元对你熟悉的货币的兑换价格、以及这些货币的实际购买力的话。可见，收入的意义来自购买力、来自价格水平。千万记住：当经济学家劈头告诉你所谓“收入的预算约束”这类话时，他已经偷偷夹带进了很多这类可疑的私货。
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的一切命题，人们称之为tautology[5]（同义反复），一般被译为“重言式”。重言式不能告诉我们超出前提更多的东西。康德、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指出过，数学的结论都只能是一些重言式。希克斯依靠用数学方法建立的重言式来为新古典理论构筑基石，同时也使理论本身离开经验更远、内容也更空洞化了。
可见，从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到价格决定，其间的逻辑断裂是不可弥缝的，也即：从前者的存在或不存在，不能推论后者存在或不存在。希克斯强不可为而为之，所使用的只不过是不太高明的障眼法而已。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经他这么轻轻一切，效用无需计算便完成了向价格的过渡。当人们看到希克斯从以前那顶注明“效用”的帽子里冷不丁拎出价格这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时，可别忘记了这只兔子是在魔术师设计预算线时放进去的。我们已然隐约看到：新古典理论的现代发展，已经越来越不在意从交易行为本身来理解价格的决定问题了。
实际上，经济学家早就知道这一缺失。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无法理解的事情也总能找到理由——他们的主要工作已经从解释世界，转向了设法自圆其说。据说有个“大师”发过话了：“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远不如价格能决定什么来得重要。”大师的话端的是掷地有声，那些名们正派的嫡传弟子个个心领神会，再没有一个愿劳心费神，去思考价格决定这一经济学核心问题。大师的话无意中为下述事实提供了一个证据：当代主流经济学确实已经不愿或不能解释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一问题。他们偏离新古典理论的源流并竟然渐行渐远了！
[1] 然而从效用角度来理解价值的源流始终不绝。即便在《国富论》问世以后，欧洲大陆也仍然流行效用价值论，例如加里亚尼（F. Galiani）、萨伊（J.B. Say）、杜尔阁（A. Turgot）等，但他们远不是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并且最主要的，他们从物品“内部”寻求“价值主体”的思想方式仍然是古典的。不过，他们对新古典理论的形成却是一个重要基础。
[2]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全集（卷一）》，涂纪亮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062节。
[3] 希克斯，《价值与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第8页。
[4] 预算线是这样定义的：假设有两种商品（Ｘ和Ｙ）的价格分别为ＰＸ和ＰＹ，某人的货币收入总额为Ｍ； 只要购买这两种商品所花费的总数不超过Ｍ，他就可以选择任何Ｘ和Ｙ的组合，即：购买的预算约束为：ＰＸＸ+ＰＹY≦M。
[5] 张五常将之翻译成“套套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