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星被查事件簿： 2007年11月5日，三星集团前律师金勇哲揭出三星成立贿赂基金收买政府官员和政客，以阻止当局调查集团的管理手法。三星否认。……2008年1月10日，韩国国会通过特别委员会展开调查，其后的一周内，调查员搜查了李健熙的办公室和寓所、其他7名行政人员的寓所，以及首尔的三星总部。4月18日三星主席被控逃税8.9亿。大企业家频繁落马，韩国企业亚洲发展模式遭遇瓶颈。回顾韩国企业界近年的事件：大宇董事长金宇中伪造总额达20万亿韩元假账、从金融机构骗取9.8亿韩元贷款、向国外转移财产等。现代董事长郑梦九参与非法筹集秘密资金，以个人名义将其中部分资金用于购买海外基金并获得巨利，侵吞集团资金900亿韩元。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因涉嫌逃税、贿赂、非法转移经营权和渎职罪被起诉。我们不得不思考，个案是企业家个人问题，群体的发生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提供了他们犯法的温床？在辉煌的表面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让他们距离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越来越远？是什么让他们栽下马来？是什么沉淀在骨肉中却牵制和引导着他们发生这一切行为？事件中隐藏着什么秘密，把这些韩国企业界的“英雄”带入困境？aihuau.com1995年，当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被披露时，韩国人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的规模和收受贿赂的频繁程度，最令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韩国著名的大企业都定期向卢泰愚提供了政治献金。一直以来，韩国大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政经勾结”是韩国大企业模式中一个重要的特点，通常这些大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获得银行贷款而扩大规模。“举债经营”是由政府为企业提供信誉担保，使企业实现收购和并购，快速实现扩张的重要方法。资料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开始崛起，进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亚洲四小龙实现了经济腾飞，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开始实现了现代化。这些以儒家学说为国家主要文化基础的地区的发展引起东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香港杂志就此问题，开展世界范围内的“儒学价值”的大讨论。起因来源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儒学的研究和评价。韦伯在其著作中认为，儒家伦理不能导致资本主义，主要因为儒家讲礼仪、重和谐的理性化精神不能激发起自由竞争精神。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儒家伦理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成为学术界广为争论的理论热点，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构成对韦伯的挑战。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说：”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回顾上个世纪在韩国曾经展开的关于儒教文化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有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儒教文化的存在限制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是很特别的一种，是一种类似宗教形式的文化，是文化和宗教的双生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宗教分为四个阶段：原始宗教、国家宗教、民间宗教和世界宗教。儒家文化显然是一种国家宗教。国家宗教实质是神化本民族和国家政权，所以常把君主的权威说成是神灵的赐予，君主自称是上天的儿子或后裔。儒教发源于中国，是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国家宗教“商周宗教”的基础上，以孔子编纂的传统政教经典“六经”为依据，以秦汉以后历代皇权为依托，以皇天上帝为至上神，经董仲舒、朱熹等儒者改造发展而成的以神化封建王权、政教一体的国家宗教。那么，韩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儒教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韩国对于儒教的导入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中国史籍《魏略》记载：战国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时，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交往。三国时代，儒教思想和中国典章制度都已有较大较明显的影响。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时正式建立“太学”，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主，同时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法制，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而据现存韩国最古的碑刻资料记述，从高句丽开国君主东明王的治国遗训——“以道与治”中，即可窥见儒教的影响。新罗真兴王二十九年（公元568年）立的“黄草岭碑”中说：“纯风不扇，则世道乖真；玄化不敷，则邪伪交竞。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这里“修己以安百姓”一语出自《论语·宪问》。又如，真兴王时代创立的“花郎道”，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为修养要义，把中国儒释道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对于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新罗统一三国后，进一步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引进唐朝的文化制度。高丽王朝后期，随着程、朱性理学的传入,儒教在韩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高丽王朝末至整个朝鲜朝，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显而易见的是儒教对于韩国文化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深入韩国民族基因并延续到近现代。有韩国学者说，韩国人现在是思想上西洋化，而在感情上则仍然是儒教传统的。一般韩国人不认为他们信仰儒教，可是在社会生活中，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结构都受到深刻影响，“仁”和“义”的观念深入人心。韩国在“教育宪章”里指出：唯有国家的强盛，才有自我的发展，享受自由与权利，尽责任与义务，并积极参与国家的自立建设，发挥国民的奉献精神。儒教主张人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导向。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时间里，韩国由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开始了民族经济的持续起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国”的行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这不能不归功于韩国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韩国的企业大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从民间而言，支持民族工业成为每个韩国人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悉数李健熙留下的高速运转的三星帝国和三星品牌：2007年，三星销售额超过1000亿美金。2007年三星品牌价值168亿美元，位列“全球100个最有价值品牌”排行榜第21位，在信息领域位于微软(2)、IBM(3)、诺基亚（5）、Intel（7）、HP(12)、思科（18）、谷歌（20）等后面，但超越了SONY、ORACLE、DELL、苹果等。如果说是李健熙缔造了神话般的三星帝国，不如说是韩国的儒家文化支持民众对三星做出长久有效的支持以及企业和政府以传统的“政商抱合”模式缔造了三星的神话帝国。
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中曾分析了亚洲模式成功的关键，其大致结论是认为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是因为 “政府利用各种形式的干预(不论是系统性措施，还是通过多种渠道)来促进经济发展。三星的发展正是得力于这种政府干预。有报道分析说：多年来，韩国历届政府在政治上都偏向三星等大型家族企业，希望通过对他们的特殊扶持，推动韩国的出口型经济。同时这种政府倾向和政治环境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温床。李健熙在这种玩火式的经营模式中寻找产业机会，并因此而壮大。但是以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儒教文化所固有的特点在一定程度将影响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从理性而言：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谈到：这个帝国在经历了历次传统的转换、民族的冲突、文化的融合之后，已经发展出了稳定的因应之道，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社会组织方式，都表现出特有的条理性。这种稳定与条理，却是停滞发展的原因。从推动能力而言：韦伯认为，儒教是消极的，在本质上缺乏进行改革的动力。韦伯说，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因利益斗争，帝国体制效率低下，中央行政管制力量难以到达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帝国的皇帝却享有最高的宗教领袖(韦伯称为“最高祭司”)的威望和权力，皇权由此得到巫术性的庇佑，以“礼”的形式形成统一文化，以儒家的伦理规范强调秩序、和平、克制等美德。从社会关系和法制建立而言，《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一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便去告发。”孔子回答说：“我们那里坦白直率的人与你们的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亲亲相隐”,这是儒教“孝”的伦理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儒家提倡礼治，反对法治。孔子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礼记·曲礼上》规定：”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由于“礼”是规定多层人际关系、多种行为的规范，礼治如果没有法治的配合与协调，容易走向个人专制，容易以“礼”代”法”，以“人治”代“法治”。有学者总结，儒教追求和谐生活主要表现如下：第一，把以官吏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国家结构本身，看做一种“神圣的”结构。第二，非常强调儿女孝道君臣纲常。第三，儒教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又是经济危机的主犯；既是权威主义非民主的封建伦理，又能和民权、正义等现代民主主义并存。儒教文化的人伦纲常特点使儒教文化为主的国家人情味浓厚，具有熟人社会特征。虽然有留学西方的背景，但是李健熙身体内部的儒教基因仍然让他义无反顾地进入儒家文化规定的系统中寻求机会。然而这也并非李健熙的错，企业家总是会选择适当的方法顺应社会的需求以期获得机会，《华尔街日报》援引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家Yee Jae-yeol的分析称：“回顾三星集团起飞时的体制环境不难发现，当时政府具有高度的影响力，而且对于企业而言有许多障碍必须要去克服，在这种情况下，三星必须要依靠自己的暗箱操作技巧，比如建立行贿基金，结交监管人员等。”李健熙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种错误将因为时代前进社会发展西方理性战胜东方人情社会而带来的革新，最终不可避免的致命性。自从1993年始，当年上台的金泳三就大力推进制度反腐，惩治了大大小小5000多位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全斗焕、卢泰愚贪污巨额资金的腐败事实被揭露，两位前总统都被判刑。金泳三的继任者金大中继续建章立制，出台了《防止腐败法》，扩大了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设立总统直接管辖的“反腐委员会”。金大中政府不仅把前任总统金泳三的儿子送进了监狱，还毫不留情地将自己涉嫌腐败的两个儿子判了刑。2007年，韩国爆出的多起丑闻都在证明，韩国对于司法公正树立的决心：先是部分政府官员被控学历造假；然后三星李健熙被控贿赂和贪污。就连刚刚当选韩国总统的李明博到现在也没有洗脱腐败嫌疑。进入21世纪的韩国，司法公正已成为韩国上下的共同选择。韩国经济到了今天国家法制化的潮流与企业国际化的趋势已经成为主流。李健熙被控，从一个侧面证明韩国的司法体系和监管体系逐步完善并日益强大，财富和权力不能再凌驾于其上。试想，如果司法体系与新闻监督体系不够强大，韩国企业教父级的李健熙也不会被指控。社会环境的改变，政治氛围和体制的彼岸花，由此势必带来文化和价值取向等一系列变革。尽管我们在今天大力的推广其中精华的部分，但是不得不认识到在新时代背景中，儒家文化的局限性和部分糟粕存在的事实。同样是儒家文化传统的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也因为一系列的政治献金巨案让日本政府的形象受到较大影响。前首相田中角荣就曾因接受美国一家公司的贿赂被判有罪。近年来，日本加大了对贪污受贿行为的打击。日本政府设有独立的监察机构，由政府各部门内部进行“自肃”监察。大阪地方检察院资深检察官水野幸太郎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曾经表示：“打击官员的家族性腐败、促进这方面的立法突破，是未来的重要任务。”《环球时报》介绍说，对于防止官员家族性腐败犯罪，日本的社会舆论监督起到了微妙的作用。日本民众痛恨贪污受贿行为，因此公众舆论对自己的监督作用十分看重。日本官员多出自政治世家，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每当官员当选，日本媒体就会在最快的时间里刊登出他的亲属关系图。甚至连日本首相也逃不出舆论的监督。此外，日本媒体还会派人24小时跟踪一些高官的车辆，这让那些心里有鬼的官员压力很大。由此可见，亚洲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国家都在寻求文化上的优质基因的嫁接和传统文化的更新。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嫁接和移植并不困难，优质文化基因的筛选更为学术界所关注。东西方之间的影响经由经济的相互融合而更为明显。既是文化又有宗教特点的儒家文化则恰恰缺乏西方文化中重理性重逻辑的特点，欠缺促进规则规范形成的要素。如果说儒教文化中积极的因素对于国家和经济的支撑和宏大的生命力，比如“仁”和“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出世行事”积极向上努力追求等精华的推动力量。但是同样不能忽视儒教文化中的消极，顺势而为，以“礼”为由人伦关系导致社会、法制、政治缺乏理性的刚性原则，使得社会法制和政治氛围人情化弹性化的结果。韦伯曾就东西文化的关系进行过分析，他指出，西方理性化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理性化与人的自由化之间的复杂张力。而儒教强调“五伦”，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亲情，人情化社会机制和社会交往特征。并因此形成“熟人社会”的社会基本形制。熟人社会最明显和最直接的描述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差序格局很形象地说明了儒教地区社会关系的特点。因为儒教地区以家庭和血缘为单位的社会形态为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提供了适合的温度和暖床，费老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波纹，被波纹所推及的就产生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互相联系起来，构成以人为中心及其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一张张关系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为了实际上的功利性，突破了血缘关系，将非亲属也纳入自己的交往范围和圈子。所以，有学者就将这样的社会称为“熟人社会”，更通俗地讲就是“小圈子”社会。“熟人社会”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责、权、利的界线模糊，强调小圈子利益。以血缘和人缘作为社会交往的“约定”——即“礼”的交往规定。审视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知：第一，西方文明一直遵循着物质生产的开拓道路，它们以物的关系来规范人的关系，把人的关系依附于物的关系，视为物的关系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第二，体现西方文化重理性重逻辑的特点。把社会生活建立在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强调归纳和演绎，强调因果关系。西方文化的道路是认知力与物质力之间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发展，推进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式。西方理性的引导则以契约型社会为发展方向，与儒教地区“熟人社会”相对的概念是“陌生人社会”——契约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纽带被斩断后，社会的发展，商品交换的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靠什么来维系？只能是制度或契约。所以，“陌生人社会”又被称为“法制社会”或“契约社会”，它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历史的演进中，先进的文化起到驱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而偏离了先进性或者衰老的文化则难免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随之产生新的文化价值观的行进方向，传统文化要么更新和脱胎换骨，要么就被抛弃，儒家文化在当今的中国的存身场所远不及在韩国、日本更广阔和显性，中国的儒教文化是隐藏于中国人种族基因中的品行特征。尽管我们在今天大力地推广其中精华的部分，但是不得不认识到在新时代背景中，儒家文化的局限性和部分糟粕存在的事实。亚洲模式因为儒教文化造就了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在上世纪的快速发展，但是，今天这种模式逐渐衰减并且频繁故障。这不能不让人思考。全球化的历史推进加速了文化的融合，我们看到，进入21世纪的韩国、日本，国家法制化的潮流与企业国际化的趋势已经成为主流。司法公正已成为韩国、日本上下的共同选择。韩国和日本在继承中接受着儒教文化的熏染，也在进步中创造性地修正儒家文化。他们已经向更具活力的新方向迈出第一步。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文化的融合成为趋势，对于历史洪流奔涌方向的祭奠，是上一个时代人们必须支付的代价，即使疼痛也不可避免。李健熙的背影中有无数个感慨和遗憾，作为一个时代洪流中的人，他只能选择最利于自己和企业发展的方式，然而历史洪流的转道是必然，也存在偶然，惯性的选择最终使他成为阳光下“最黑”的棋子，这其中蕴含的必然性是无法回避的，时代进步的巨轮不会因为一个或者两个人的阻挡而偏离既定的方向，因为“历史潮流不是任何人所能够左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