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不久前于烟台市召开的第八届国际果蔬·食品博览会上，来自海峡彼岸的台湾农业企业成为本届博览会上最为耀眼的风景，而今年5月份落户山东栖霞的台湾农民创业园则成为了与会佳宾共同关注的焦点。 在农业部委托中国农科院专家所作的台湾农民创业园总体规划当中，创业园的市场定位是：重点开发高端、有竞争优势的绿色有机农产品，包括种子种苗、高档水果和花卉、高中档农产品，并立足于开拓国内、国外市场，重点开拓韩国、日本和俄罗斯市场的优质农产品创汇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 对于这个创业园，不同的人有着不尽相同的解释和诉求。在当地政府眼中，坐拥优越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工农业基础，创业园所在的栖霞市桃村镇地方政府官员，更愿意把创业园当成一个即能给当地带来财政收入、又能造福一方百姓的招商项目来看待；而当地的农民，则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给他们带来新的技术、经营理念和就业机会；在接踵而至的台湾农业企业主们看来，则更是一块开拓大陆农产品市场的绝佳跳板。来自当地政府官员的消息说，自创业园设立至今，已经有数十个不同规模的台湾农业企业主考察团光临此地，其中有意向入驻园区的企业已达十余家。 在来自台湾的众多客人当中，一向笑容可掬的黄绍彭先生也许算是个例外。与其他同行者带着大笔资金来大陆掘金的情形略有不同，他带来的更多的则是理念。他在园区内希望扮演的角色，也将不会是一个投资商，而是一个投智商。昭示他的全套运作理念的，是大中华国际投资管理集团在博览会上所设摊位前展板上，那些几乎将胶东地区所有代表性水果都涵盖了的6大合作社，而支撑这一庞大构想的，则是大中华国际投资管理集团即将投资建设的包括农业科技示范园、农产品深加工区两个园区，和水果花卉交易中心、蔬菜瓜果交易中心以及国际农产品展览交易中心三个中心在内的山东百佳国际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 作为台湾省台北市新生假日农市执行秘书的黄绍彭先生，是台湾著名的农业经济专家，20多来一直致力于台湾农民合作社的运作，因为卓有建树而受到台湾国民党高层的赏识。这使他得以借连战访问大陆的东风，捷足先登来到刚刚落户栖霞的台湾农民创业园，信心百倍地继续他的尝试，开始他的“二次创业”。 在记者对黄绍彭先生的采访过程中，摊位前吸引了来自烟台、威海两地的众多自费与会的农民。于是，以合作社为由头，话题扩展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来自大陆的农民、财经记者，与来自台湾的农经学者，跨越海峡和数十年的人为隔绝，展开了一次长达二小时的对话。
合作社唤醒关于“人民公社”的记忆
经济导报：黄先生您好！您能完全理解为什么您的摊位前会吸引这么多的农民兄弟吗？我想，部分原因是因为您作为台湾农经学者的身份，而更多的，可能就是您一口气打出的6大合作社的牌子。 黄绍彭：呵呵！这6个牌子有这么神奇吗？ 林桂香：1980年前后，俺从收音机和广播喇叭里就开始听到山东西边的一些地区解散了生产队，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俺们都想不开，这么干不是挺好的吗？1982年的时候，当时的烟台地区也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搞责任制才发现，还是这样干好，自由！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天一看这儿挂着合作社的牌子，觉得挺新鲜的，是不是你们又要搞生产队呀？黄绍彭：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在台湾，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我在台湾从20多年前就开始运作农民合作社，当地民众从中获益匪浅呢！
经济导报：大陆民众由合作社联想到生产队，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反应。因为在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之前，大陆农民确曾经历一段合作社的历史。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发现，作为一种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制度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后来管理上的非人性化（对农民人身自由的束缚、对农民个人权利的侵犯等等）、管理机构和体系的僵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组织机构的腐败和低效，严重妨碍了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农民实际上都是国家所有的农场里廉价的劳动力，工资就是仅够糊口的口粮和少得可怜的分红。农民无权也无缘参与诸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金的投向之类的决策，惟一的产品粮食，也完全由国家这一买主统一收购，农民根本不必为产品的出路着想。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国的农业经济也日益国际化，人民公社寿终正寝当在情理之中。黄绍彭：从这位林农友的表述来看，大陆持续30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成了一个个可以自己说了算的农民企业家或者说是农场主，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释放，这带来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当然也改善了民众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啊！
合作社试图突破市场弱势瓶颈
经济导报：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农业正在经历着传统农业经济向国际化农业经济的转变。过去以一家一户的农民为独立经济体的传统农业越来越无法跟上市场化和国际化农业经济的步伐，加之农民在市场知识和商业素养等方面的天生缺陷，无法在商业博弈过程中获得与交易链上的交易对手对等的商业地位，合法权益和商业利益越发得不到保护。发生在胶东地区的典型案例就是90年代中后期的卖果难事件，和近年来各种农产品价格一路走低的趋势。
邹积明：胶东的果农也过过一段好日子。记得那是1991年前后，刚进入盛果期的红富士苹果，没下树就让果贩子以4块钱一斤的价格订走了，好多人家一夜成了“万元户”！可是仅仅过了两三年，价格就一路跌到了1块多钱。果贩子给价时也没个好脸儿：就这个价儿，愿卖不卖！另外，咱对外面果品市场也不了解。有一年红富士减产，寻思着能卖个好价儿，可没想到果贩子告诉说：“不是我不想高价收你的！你以为你这儿减产了，价格就上去了？人家陕西现在也出好苹果，人家可没减产！你想卖高价？人家可不管你那一套……”黄绍彭：从中我可以发现，大陆的农友似乎对产量过于看重，不知这是不是大家从粮食短缺时代走过来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其实，在目前的国际市场上，消费者更在乎水果的质量和食用安全，要看农药残留，营养成份等等。我想，这几年大陆农产品在出口日本市场时屡屡受挫，可能与这种过分追求产量的惯性有关。要知道，在日本和台湾，许多果农甚至会为了有意地控制单株的产果量，而不惜摘掉许多长势不错的果子。邹农友所说的情形叫“果贱伤农”，在大量低次品充斥的情况下，发生增产不增收的事情是不难理解的。原因就是，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你自己不能对市场形势做好准确的判断，因而无法有效地指导你的经营活动，并从中实现利润最大化。
经济导报：希望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可能是两岸农经学家们的共识。对此，目前大陆的农经专家中温铁军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中国以土地均分为基础的两亿多户农民的经济规模太小，无法应对市场风险，也不能抵抗外来强力，而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组建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以集体的力量来抵消中间环节的剥削，才是惟一出路。
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现有的条件之下，农民即使组织起来，可能也并不具备与其他阶层对等谈判的能力。而且，农民能否组织起来，也是一个未知数。在高度竞争的市场末端，农民以简单的数量增加为组织形式组建的合作社，可能并不能实现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从而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却还要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前不久，媒体披露的河南兰考县农民合作社生产的绿色有机大米在北京销售时受到冷落，而身为农业专家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泪洒京城的事件，已经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让支农资金产生增值效应
黄绍彭：这则新闻我也注意过了。我觉得，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抑或是在其他地区，农民合作社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我想这是正常的。我的判断是，深层的原因在于：现有的各种合作社，大多对农业产业链疏于梳理，过多的精力用在了对产品的设计，和组织机构内部制度的修修补补，而没有对解决农产品的市场出路用心用力。有的做了，但是做得不地道，不专业。河南兰考县农民合作社绿色有机大米北京销售不畅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虽然何女士也是专家，但她可能只是一个技术专家，或者是政策专家，却不是市场营销专家。而这些，正是我在大陆推广农民合作社的工作重点，应该给农民合作社提供市场智囊机构，而不光是政策智囊和技术智囊机构。
经济导报：河南兰考县农民合作社绿色有机大米北京销售不畅似乎不应被当作农民合作社失败的一个案例。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是：一方面，农民的确需要改变近30年来低层次地独立经营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小规模经营，以往在人民公社时代依靠群体优势建设的水利、桥梁、道路等众多公共设施或者因长期失修而报废，或者因无强力机构参与组织和调动，而无力再建设新的。
因此，建立适当规模的农民合作机构，发挥群体优势，提高农民的整体竞争力，应该说是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问题是，如何嫁接这样一个智囊机构，才能真正实现通过利益均沾，互动共赢，实现农民富裕的目标呢？哪里有这样的可操作的方案和解决之道？黄绍彭：我所推广的合作社，首先是内部产权十分清晰，引入股份制，每一个合作社成员都成为股东，都可以从机构的利润中分红；另外，机构所建设、购置的设备和公共设施，要能够让大家使用并从中受益，让它每时每刻都为成员创造福祉，而不能供养起来，只供集体使用。20年前我在台湾组建的合作社所建设、购置的设备和公共设施，到现在大家还在使用，原因是大家都很爱惜这些能够给大家带来福祉的东西，大家舍不得让它坏；订单合同与股份分红挂钩，谁为合作社出售的产品多，就会多分红，这就会扼制发生在许多合作社里的那种农户中途把产品私下转卖的情况；嫁接营销精英和机构，让其持股分红。
经济导报：但是，据我所知，营销人才目前在大陆还是绝对的稀缺人才，而且过多地集中在工业产品，尤其是快速消费品的营销领域，直接从事农业初级产品营销的人才凤毛麟角。道理很简单，农业初级产品营销带不来这个群体所预期的报酬。
黄绍彭：所以，这就需要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和调配发挥作用，将用于支农的资金用于鼓励营销机构和人才向农村转移，让支农资金产生增值效应。而把有限的资金均匀地洒到每个农民的头上，到头来，收效甚微。国家每年都拿出大笔资金，对农业经济的技术和价格进行补贴，带来了农产品产量、质量的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销售环节的长期薄弱，却没有让农民从中获益。所以，只有对国际农产品市场运作事务精通的营销精英和机构在农产品营销领域大量出现并从中获益，才可以彻底突破这个瓶颈。现在，该轮到国家向这个领域倾斜了，而且国家也应该能够拿出一套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我对此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