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为什么自称“汉”族？那是卫青、霍去病、张骞等英雄人物出生入死、北击千里、驱逐匈奴、倒酒饮河换来的辉煌历史。我们为什么又叫“唐人”，那是能够“箭穿门板”的唐太宗李世民“从谏如流”造就的社会文化，吸引无数外国人来到中国后形成的影响。但读“中国式管理”，看不到汉朝的英雄气概，看到的只是咬文嚼字和不知所云。看不到唐朝的“海纳百川”，看到的只是自我封闭。
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什么？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儒家思想，不仅仅有孔子，更重要的是有孟子。但是，“中国式管理”将《易经》放到了核心位置，除了读到对孔子和孟子一些言论的“断章取义”以外，看不到对“孔孟之道”的系统、连贯的理解及诠释，这与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明显相悖。仅仅靠解读《易经》来理解“孔孟之道”的话，很容易进入“旁门左道”。而如果“旁门左道”也算是“孔孟之道”、“中国式”，那“中国式”还有没有标准？
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的不但歪曲了美国的事实和中国的历史，更是歪曲了中国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阶层的要求，主要来自于孟子的言论，来自于孟子的“浩然之气”。而“中国式管理”不仅仅很少引用孟子，而且其语意与孟子言论明显相反。因此，让人非常怀疑曾仕强先生对中国主流文化的了解和对儒家思想的基本认识。
《孟子》的核心思想是“道”与“义”。在这种思想的感召下，即使是再腐败的王朝，再愚昧的人民，我们都能看到“闪光的个体”。而在相对民主的环境下，这种闪光的个体会汇聚成“辉煌的洪流”，引领中国的未来。我曾经在《文化决定命运之人性辉煌》中，摘抄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社会洪流。有朋友希望我探询其背后的原因，我想在这里表达，就是这些“舍生取义”的社会精英带领中国人民为中国人不做“亡国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管理是告诉社会精英应当如何行的，这与孟子的出发点相符合。因此，用孟子的言论来检验“中国式管理”是否符合“中国精神”是一个简便的方法。本文罗列《孟子》的一些内容，为读过曾仕强先生文章的人提供一个对比资料，看看到底“中国式管理”是否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如果不紧密结合，甚至完全相反的话，还能不能叫“中国式”。
以下内容摘自《孟子》白话文：
人和至上：得道的人自然会得到众人的拥戴，失道的人自然会受到众人的摒弃。失道到了极点，就连亲人也会背叛他。得道到了极点，整个天下都会归顺他。带领整个天下的归顺之人去攻打那众叛亲离者，贤人君子不打则已，如果攻打，肯定获胜。
尊贤而霸：一个君主如果要有大作为，一定要有一些不敢屈尊召见的贤臣。有什么事，国王亲自到臣下那里商量。一个国王达不到这个程度，是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因此，汤对于伊尹，礼贤下士，先向伊尹学习，而后再将伊尹做为自己的臣下；所以不费什么劳作，便成为古代圣王。齐桓公对于管仲，先向管仲学习，然后再把他当作臣下，所以不费什么劳作，成为一代霸主。
舍生取义：鱼是我所欲求的，熊掌也是我所欲求的。二者不能同时得到，便舍弃鱼而取熊掌。生命是我所追求的，正义也是我所追求的。二者不能同时得到，便舍弃生命而奉行正道。生命虽是我所追求的，但有比生命更为令人向往的，因此决不苟且偷生。死亡虽是我所厌恶的，但有比死亡更令人厌恶的，因此，面临祸患时决不苟且逃避。
民为贵，君为轻：民众最尊贵，社稷第二，君主最轻。
与民同乐：古时候的君子与民众一起快乐，所以能够感到快乐。《汤誓》说：“这太阳何时陨落？我们和你一起灭亡”。民众要与夏桀一起灭亡，他即使有高台池沼飞禽走兽，难道能独自感到快乐吗？”
何谓大勇：从前曾子对孟襄说：“你崇尚勇吗？我曾经听夫子说过大勇：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即使是卑贱的匹夫我也不去凌辱；反躬自问正义在我，即使是千军万马我也不退缩。”
浩然之气：它作为气，最广大、最刚强，用正义来培养它而不加损害，就会充盈于天地之间。它作为气，与义和道相匹配，没有它们，它就没有力量了。它是义在内心积累起来所产生的，不是义由外入内而取得的，如果行为使内心感到愧疚，它就没有力量了。
诚身之道：真诚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追求真诚是做人的原则，不被至诚所感动的人是从来就没有的，而不诚是不会感动人的。
专心致志：围棋作为技艺，是一种小小的技艺，如果不专心致志去学就学不好。弈秋，是全国最好的棋手。如果让弈秋教两个人下棋，一个人专心致志，听从弈秋的教诲。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但他心里却在想着天鹅快要飞来了，想着如何拿弓箭去射它，虽然他也与别人一起在学习，但却赶不上别人的学习好，这能说他的智力赶不上别人吗？我认为并非如此。
结论：
每个知识分子都要时时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每个社会必然都有很多“糟粕”，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与这些“糟粕”作斗争，必要的时候“舍生取义”。如果知识分子告诉大家，这些“糟粕”是对的，要顺从这些“糟粕”，甚至要成为这些“糟粕”的帮凶时，那就必定被历史所审判。
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实践《孟子》的这些教训很难。但是，孟子的教训是做“社会精英”、获得高官厚禄、钟鸣鼎食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把容易留给自己，困难留给百姓，那他们不是领导，而是“寄生虫”，不可能长久。如果到了最后变成为了自己的私利，与人民对立，那么“罪的代价是死亡”。
中国的知识分子，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