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代都市人对于陶渊明笔下“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方式早已是可望不可即的了，不过境可以由心来造，人们于是发明了“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的办法，在书房里挂上一幅山水国画，再配上诸如“僻在城边书声琴韵，悠然林下鸟语花香”之类的条幅，以此来弥补城市人居环境缺少恬静寡淡氛围的遗憾。
其实缺憾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凡事只能以凡心来对待，不可能要求尽善尽美。比如说用人，虽然古今中外大家推崇的都是德才兼备的全才，“有德无才谓之愚，有才无德谓之奸，德才兼备方为真”（曾国藩语），“可以视为股肱共成大业的人，第一要忠于职守，第二要有个性和创造力，第三要讲信义重情谊。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条件，那就是必须在群众中深得人心”（占部都美语），但这样的人士实在是凤毛麟角，基本上属于可遇不可求的范畴。
为了满足实际需要，人们转而采取退而求其次的策略，总结出许多用人经验，例如“用人不记前嫌，知人不蔽小过”以及“用人八戒：一戒以资格、资历取人、用人，二戒任人唯亲，三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四戒嫉贤妒能，五戒以势利取人，六戒求全责备，七戒用人而疑心太重，八戒用而不养”等等。
关于“用人不记前嫌”，齐恒公起用管仲的例子最为经典，至于“知人不蔽小过”，则可以列举下面的这个故事：
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苟变是战国时名贤，子思很器重他，可是卫侯却不肯提拔，理由是苟变在做官吏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子思反驳道，“圣人选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因此一根合抱的良木，只有几尺朽烂处，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扔掉它的”，卫侯听后接受了子思的意见。
然而不论是前嫌还是小过，说到底只能算是白玉微暇，感觉上尚都能说得过去，事情真若到了暇瑜互见的地步，又该如何进行处置呢？
在这个关节点上，传统的中国人分成了两列。其中一队名为儒家，他们比较重视个人的德性、信义、品性，认为道德有缺陷的人哪怕再有才能也要靠边站，正所谓“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成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成邪”；另一哨人马崇尚的则是所谓的“王霸之术”，他们侧重于“以权制士”，在选用人才方面强调才能，对德性的要求比较开明，“净土不离秽土，莲花不离污泥”。
事实上很难用一两句话平息两派之间的纷忧。儒家的用人之道一般来说比较适合于和平建设时期，对于群豪并起、天下汹汹的年代并不太管用；另一方面，像曹操这样的“吾任天下之智力，用人以能，勿拘品行”，江山虽然最终是打下来了，可却没能长久坐稳，半途被迫移交给了原先的“职业经理人”司马炎，结局也不完美。
公司里的人事关系虽然不似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可也绝非是公园里的花前月下，美国一家铁路公司总裁认为“铁路的成分95％是人，5％是铁”，成功学大师戴尔·卡耐基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说，“专业知识在一个人成功中的作用只占15％，而其余的85％则取决于人际关系”，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甚至说“我愿意付出比天底下得到其他本领更大的代价来获取与人相处的本领”，可见企业里的用人也是难事。
不过难归难，光感叹不是个办法，躲避问题以及和稀泥更不是办法，事情只有用心去做，坚冰才会得到融化。
诗人蒲柏告诉我们，“自然界的所有差异换来了整个自然界的平静”，在人的世界里，和谐同样离不开差异性。任何机构都是由相貌各一、谈吐有别、专业分工明晰的众多成员组成的世界，他们分属机构内各个不同的部门，这些部门如同一个个部落，有着自己一套相对独立的风俗习惯，包括语言、装束、文化、礼仪和社交方式等。作为一名机构首领，你对这些方面既要能够理解，又要予以宽容，切不可仅以自己的喜好随意臧否。
其次，要组建一支能干的团队，你需要各式各色的人等：能提出一些有益思想观点的，能有效分析问题的，事业心强的，有交际能力的，有领导才能的，有技术能力的，能够控制工作的，善于写、善于说的，努力使他们在其位又确实能胜任其职。
再来说说“德”，由于现实中不存在什么“无过”之人，说白了就是看人们如何区分“小过”和“大过”的界限。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是比较赞同管仲的思想，他在《立政》篇中说，“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意思是，选拔人才需要审慎掌握三个条件：一是道德品质是否与他所处的地位相称；二是功劳是否与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称；三是才能是否与他所担任的官职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