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管理学案例 创新之父熊彼特&管理学之父德鲁克(2)
1962年,伊诺思在其《石油加工业中的发明与创新》一文中首次直接明确地对技术创新下定义,“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这些行为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订计划、招用工人和开辟市场等”。伊诺思的定义是从行为的集合的角度来下定义的。而首次从创新时序过程角度来定义技术创新的林恩(G.Lynn)认为技术创新是“始于对技术的商业潜力的认识而终于将其完全转化为商业化产品的整个行为过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U.S.A.),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并组织对技术的变革和技术创新的研究,迈尔斯(S.myers)和马奎斯(D.G.Marquis)作为主要的倡议者和参与者。在其1969年的研究报告《成功的工业创新》中将创新定义为技术变革的集合。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从新思想、新概念开始,通过不断地解决各种问题,最终使一个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项目得到实际的成功应用。到上世纪70年代下半期,在NSF报告《1976年:科学指示器》中,将创新定义为“技术创新是将新的或改进的产品、过程或服务引入市场。”而明确地将模仿和不需要引入新技术知识的改进作为最终层次上的两类创新而划入技术创新定义范围中。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有关创新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始形成系统的理论。厄特巴克(J.M.UMerback)在1974年发表的《产业创新与技术扩散》中认为,“与发明或技术样品相区别,创新就是技术的实际采用或首次应用”。缪尔赛在80年代中期对技术创新概念作了系统的整理分析。他认为:“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弗里曼(c·Freeman)把创新对象基本上限定为规范化的重要创新。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创新。他认为,技术创新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只是包括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装备等形式在内的技术向商业化实现的首次转化。他在1973年发表的《工业创新中的成功与失败研究》中认为,“技术创新是——技术的、工艺的和商业化的全过程,其导致新产品的市场实现和新技术工艺与装备的商业化应用”。其后,他在1982年的《工业创新经济学》修订本中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aihuau.com……作为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传人,熊彼特强调“以一种程序方法”来认识民主。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他坚信,只有当经济吸收了变化的结果,永远改变了它的结构时,经济才能发展,这种变化破坏旧的均衡,创造新的均衡条件。发展就是在新旧均衡之间发生的事件。社会发展、传统民主、程序民主、精英理论、“多人暴政”……了解了创新的发展史之后,我们回到熊彼特的思想圆圈中继续探讨他关于创新带来新生和发展的观点。他认为,民主是政治精英竞取权力和人民选择政治领袖的过程,民主的标志是选举。政治精英掌握政治权力,但其合法性源于人民的选择。他给民主下的定义是:“民主的方法是为了做出政治决定而做的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制度下,想获得决策权的人要在人民的选举中通过竞争而产生”。通过这种重构,熊彼特把民主程序与强有力的权威性统治的实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不仅符合现代国家中以复数政党之间的政策比赛和选举斗争为基础的议会政治的现实,还可以满足社会合理选择英明领袖的需要。 民主(democracy),源于古希腊词根demos和kratia,分别是“人民”和“统治”的意思,民主从词源学上可以理解为“人民的统治”。古典意义的民主理论强调“人民的意志”(来源)和“共同的善”(目的)。希腊城邦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中,公民资格仅限于有产有闲阶级,而农民、商人、工人和奴隶因忙于生产,无暇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活动,从而不够公民资格。随着疆土扩大、人口的扩展和政治权利的普及,公民量多而又质庸。在这种新社会结构下,沿用古典民主政治模式导致了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描述的状况(暴民政治)。麦迪逊在《联邦党人》第五十一篇中说:“在一个共和国里,保护社会成员不受统治者的压迫固然重要,保护某一部分社会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不正当对待,同样重要。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一定存在不同的利益,如果大部分成员联合起来,那么少数群体的权利就会得不到保障。所以,虽然独立战争击败了来自英国的暴政,但独立而民主的美国社会却存在着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多人暴政”现象。社会学者张晓峰质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可能发生很多可怕的事情。比如,大多数人会不会没收少数人财产?会不会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不经司法程序就判处某些人死刑?会不会因为看不惯一些奇怪的服装而立法禁止穿这样的衣服上街?会不会因为看不惯某个少数民族的饮食方式而命令他们改变?会不会因为要建铁路而责令规划线路上的住户搬家?会不会把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划归己方所有?会不会规定己方这大多数人只交一点点税而让另外少数人交很高的税?会不会只让己方这大多数人发言讨论而禁止那少数人发表意见?张晓峰认为:单就民主程序来说,并没有保证以上现象不会发生。他进一步举例说明 “多数人暴政”的案例:民主制下的纳粹罪行,希特勒在1932年德国总统选举中是以1900万选票当选的,第二年就解散了其他政党,犹太人更是被大批地监禁和屠杀,然后发动大战。鉴于现实存在的民主与古典民主理论之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熊彼特开始对民主概念和理论进行整体性重写。他提出程序民主概念。由于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强调一种可以验证的程序方法,孙荣飞认为,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深深地留下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烙印。”在这里,民主的本质只剩选举,普通公民的个人行为变得无足轻重,原先古典共和式民主所要求的公民才能和美德被抛在了一边、抛进了私人领域,不再成为公共性要求。
同时,对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也有很多政治家以及社会学者给予了严厉的批评,首先是议会政治的批判者们对熊彼特所表述的民主竞争机制的正当性以及怎样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与职业政治家之间的关系都一致感到不满。例如麦克弗森对熊彼特模式的指责就很有典型性。他认为,熊彼特模式导致一个政治商品的卖方市场(供不应求)——这样人数有限的议员们不仅可以决定交易价格和供求关系,甚至还有本事创造出顾客(选民)需要来,因此,难以形成真正的竞争机制。换言之,一种卡特尔结构(议员之间相互串谋操纵政治市场)罩住了选举和院外活动,使新人竞选的政治资金价码不断攀升。其次是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尖刻批评。战后,西方学术界围绕熊彼特的概念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尽管如此,到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熊彼特的定义仍然被普遍采纳。检阅国内公开文献,我们看到有关“程序民主”的含义:1.程序民主侧重的是实际操作过程中民主政治的具体实现程度。2.“人民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按照每个人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公共事物。 3. 程序民主具备制度化、规范化和可操作化特征。 4.关注和强调的重点。程序民主的特征更具独立性、基础性、多样性、公开透明、程序中立、广泛参与、监督制约、法制原则、程序优先。程序民主的实质是民主政治的程序化,它作为政治制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与政治民主化水平相适应的同时,既促进或阻碍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同样也促进或制约着社会政治文明的进程。强调和突出程序民主的作用,加强程序民主建设。 卡耐基们和洛克菲勒们吗?他们能做什么?熊彼特主张:西方两百年间主要的民主理论皆建立在不真实的前提之上,比如说这些民主理论不经考察投票人是否具有对投票内容的专业认识,便以为多数的意见优于少数的意见。他认为这样的民主学说仅仅是空想,与事实完全脱节,更没有真实地阐述政府权力的来源。熊彼特认为他的看法才是符合人类历史经验的:民主仅是产生治理者的一个过程,而且还不是一个必要过程,无论人民参与民主的程度有多少,政治权力始终都是在精英阶层当中转让。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穷途末路”,除非有新的创新和革新导致“突变”——“社会”、“产业”等,只有突变才能活下去。他说:“资本主义之所以‘活不下去’,是由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渐削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所致。”他很悲观地认为,“‘企业家’的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早已在丧失之中,而将来它势必还要加速度地丧失下去……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了。”接着他强调说:“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为了强调和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又深入阐述“进化”和“静止”状态的危害:“于是跟着就会发生一种多多少少静止的状态。本质上是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就要萎缩下去。企业家将无事可做。……利润,还有亦步亦趋的利率,将收敛到趋于零。靠利润和利息生活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一种非常清醒而稳重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地出现。……如果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终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那么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终将被贬为日常管理工作的工资。既然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自身的成就趋向于使进步自动化,我们可以由此做出结论:它趋向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东西——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而且最后也会撵走企业家,并剥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是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或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们,卡耐基们和洛克菲勒们”。 是范德比尔特们、卡耐基们和洛克菲勒们吗?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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