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笔者《“经济”一词的含义》发表后，一些朋友来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疑问，故为此文以进一步展开有关分析、阐明有关论点。
经济一词的涵义是指人的生存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是指人在获得自己的生存资料过程中的行为方式。
人赤条条来到世界上，生存的烦恼便伴随着人的一生。人生而有着各种需要；有需要并满足这些需要，规定着人之为人的一切方面。
人是杂食动物，这使人具备了广泛分布于地球各处的可能性。早期人类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有的以采集植物果实为主要生存手段，这被称为“采集经济”；有的以渔猎为主要生存手段，谓之“渔猎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形成了农业经济，从而产生了农业文明；另外一些地区则形成了游猎经济。由于狩猎方法的改善，以至于可猎获的动物愈益稀少时，早期的游猎经济就过渡到游牧经济，产生了游牧文明。以打渔和海盗为主要生存手段的民族，本质上也属于游牧文明。历史学关于“两种经济的大分工”之说，其中的“分工”一词与经济学所谈论的分工是有区别的。在后者，分工是交易的结果，而“大分工”概念仅仅揭示了生存条件和经济方式——经济种类——的比较和不同。这是需要加以区分的。
在农业经济地区，人必须依附于土地而生存——安居才能乐业。其理想状态因此为：“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而村落与村落之间，则“虽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考诸上古的实际情形：周初的农民（被称为“氓”或“野人”，但不是奴隶！）私自到处游荡是要遭查禁和下狱的。他们如果想迁徙它处，必须获得官府批准并“为之旌节而行之”，他们显然已经建立了某种原始的户籍制度。当前困扰我国的户籍制度问题，就是在传统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产生的、同时又未能很好加以解决的矛盾的产物。商品经济则与游牧经济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而个人的迁徙自由属于游牧经济的基本生存方式，在根基上就与“天赋人权”没有关系。
两种经济的区别是根本性的。首先，早期农业采用的都是木制和石制的农具，青铜器只用于武器和礼器，这种情况在铁器出现后才有根本改变。因此这一时期的农业唯有在集体的共同劳作方式下才是可能的，故此农业文明地区形成国家的历史大大早于游牧文明地区。另外，在游牧文明地区——古希腊、古罗马等，他们的“神”大都邪淫、妒嫉、自私且好勇斗狠。注意到神的行为方式就是人的生存方式的真实写照，这就是好理解的了。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哲学追求设定为“绝对的善”，他因此决定为希腊人引入在道德上合乎这种善的理想的神。“引诱年轻人不信神”，因此成为处死苏格拉底的罪名之一。
而在一切农业文明中，神都是母亲。神是慷慨给予的，善良而威严——“天地之大德曰生”；并且祭神活动还是农业生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祭司阶级因而成为最早的威权阶级。但祭祀所需技艺和战争所需技艺是截然不同的。在部族战争中，武士集团注定要崛起并成为与祭司集团相抗衡的力量。如何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成为不同农业文明不同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古巴比伦由于地处四战之地，武士集团很早就取得了与祭司集团平起平坐的地位。《汉谟拉比法典》实际上是两大集团之间的政治契约，由此也开启了西方契约政治的先声。
在谈到国家及其组织过程时，不能不提到一个有关的重要组织原则。在人类的组织行为中，存在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笔者称之为“孟德斯鸠制衡定律”（参见拙著《经济选择的秩序——一个交易经济学理论框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即：在一个稳固的社会组织中，必定存在一个制约其组织者的力量，使组织者的行为处于有效的约束之中。但祭司的统治实际存在着一个这样的风险：由于祭司有权与神直接对话并传达神的意志，祭司本人就有了被神化的巨大可能性。统治者一旦被神化，对统治者的任何约束将不复存在。
中国、埃及、印度和巴比伦文明都属于农业文明。祭司本人是否被神化以及如何防止祭司本人的神化，在这四个农业文明之中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由于地域关系，中国、埃及和印度在早期都较少受到外来入侵，祭司集团始终处于显赫地位。古埃及文明就在国王（同时也是祭司）本人被神化的过程中永久地沉沦了。
巫术过渡到宗教，这是防止统治者被神化的有效手段。早期的祭神就是一种巫术。巫术与宗教的区别在于：巫术是功利的，属于某种技艺，宗教则包含这样两个重要因素：其一，借上帝之口颁布一系列重要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可以约束一切人，包括世俗王权；其次，宗教是说理的，任何高级宗教都以某种哲学为基础。基督教神学的哲学基础是亚里斯多德哲学；印度佛教与中国周易的结合产生了“禅宗”；印度教则以印度哲学为背景。印度的种姓制度中，虽然祭司集团被规定为最高贵的种姓，但他们却受到了两方面的制约：宗教教教规的制约和武士集团的制约。
中国在夏商两代，至少在殷代，作为天下共主的王就已经或接近于神化了。据考证，殷人“帝”与“祖”是同格的，即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同一，并且“帝”与“王”也是人神同格的，也即，“帝”生前为王，而死后为神（参阅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这样的王因而不能不是残忍而暴虐的。殷纣王的残暴为周人的“革命”准备了条件。周人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在周公旦的主持下进行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革命——周公治礼。周礼的核心是对“人主”（包括王和各方国的领主）的行为制定一个规范和约束。总原则是：人主的行为必须符合并顺从“天意”。在这里，“天意”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它特指民心——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符合民意的行为被称为“明德”，《大学》的主旨在于阐明这个“明德”。
“爱人”——仁——因此成为华夏文明的基石，也是凝聚华夏民族的核心，同时也是规范君主行为的根本原则。从实际成就来看，华夏文明是一切农业经济的光辉典范和最高经济成就。但农业经济以“安居”为条件的“乐业”，与游牧经济的自由迁徙、崇尚个人实力，在根基上就是对立的。欧洲文明本质上是游牧文明，所以欧洲在整个农业经济时代都是黑暗、愚昧和落后的时代。但以交换为特征的商品经济与游牧经济却有着共同的文明基因，商品经济因此很容易在游牧文明的基础上生发出来。
表面上，日本文化是一种儒家文化。但华夏儒的核心是“仁”，日本儒是在“礼”的外表包裹下的“霸道”，充其量是法家霸道文化的支脉，这与古代日本的游牧（海盗）文明恰相对应。古代儒家的“礼”在现代日本已经衍变为某种繁文缛节的礼仪。日本的文化基因是游牧（海盗）文明，因而在根基上与西方文明同源，而与华夏的儒文化在距离上更远。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越是完善的农业经济，在它要向商品经济转型时，困难越大、任务越艰巨。
在西方，经济一词的原始含义是家政管理——核心是对家庭奴隶的管理。从苏格拉底开始，希腊哲学由原来的关注自然（physics），转向主要对人及人的共同体（politics）的关注。苏格拉底哲学的本意是要研究和探讨人的问题，但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社会性，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因此必须从politics（城邦）开始。举例说，奴隶和主人（公民）、公民和平民的身份认同就是城邦政治的。这暗含了一个必然的视角：对“家政”也即“经济”问题的完整理解，离不开“城邦”也即“政治”。由于“家”的形态与城邦——社会的组织过程——密不可分，因而从来就没有独立于城邦的家政，也没有独立于政治的经济。经济从来就是政治的，反之亦然。因此，一切阐释学的经济学都必定是某种政治经济学。
相反，在中文里，经济一词在词源上就是经邦济世，它偏重于经济问题的社会（政治）过程。一个现代的经济概念必然同时包含着上述两方面：就个人而言，经济是人们获取生存资料的行为方式，但人们的这类活动从来都是处于某种组织过程中的，因此经济过程必定呈现为某种政治形态。因此列宁才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因此，从人们的生存方式——经济——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政治过程，这是唯一有效的认识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就必须被理解为对经济的组织过程。“经济基础”永远是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根本力量。但社会的政治过程本质上就是社会经济过程的某种表现形式，政治本然就是经济的；一切排除了政治的“纯经济理论”不能不是一堆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