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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教授林大庆在“北京论坛”上呼吁，政府应进一步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提高烟草的价格，以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
有趣的是，大多数人都对林教授的建议嗤之以鼻。其实，“吸烟有害健康”妇孺皆知；而通过对烟草增税以令其涨价、从而压缩消费人群的做法，符合供求关系理论，在很多发达国家也有成功范例。那么，林教授此言一发，为何引来嘘声无数？
广州日报评论版的聊吧的吧主弓刀先生给出了我们这样一个答案：
显然，网友不满的并非林教授“禁烟”的目的，而在于他的逻辑过程——“使经济拮据者减少吸烟”。林教授可能不太了解内地目前的民意，也不知道有“仇富”这回事吧。贫富差距有扩大之势，低收入者对不法而富、富而不仁者本已心怀怨愤，对自身潦倒状况心怀不满，在此氛围下，任何涉嫌“歧视穷人”的言论都可能一石激起千重浪。
在这里我无意于讨论香烟问题，倒是我们的吧主先生的观点，“仇富”主义让我感到问题的严重。
中国是个严重的抑商主义的国家，我曾在我的文章儒家文化主导中国的意识形态世界是种典型的误读做过专门的论述，主导我们中国意识形态的一直是法家，而法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抑商重农，商鞅的政策与支持中央集权的哲学基础都是强调打击商业活动，韩非更把商人视为五蠹之一。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发展的中国也就自然的养成了对商业活动和价值的轻视甚至打击，中国的经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缓慢的发展，也因此决定了在明朝中国不能够形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因为他缺乏应有的土壤，而到了新中国成立，而主导中国意识形态的又变为同样甚至更抑商的共产主义，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容易仇视商人的深层原因。到了今天，至于商业的重要性大概是不需要再做什么辩论的了。
也正是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培植和巩固“重商主义”。形成和巩固现仅有的商业意识的土壤。
当然我这个“重商主义”不是亚当.斯密笔下的那个政府干预下的“重商主义”，我这里的“重商主义”是重视商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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