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身旁拉走；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1]
一
人类观念的矛盾在对待货币上到达了极致。爱和恨，向往和避讳，亲近和厌恶，赞美和诅咒，……人类将其强烈而矛盾的情感倾注在货币上。货币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人类对货币的态度和情感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人和物关系的异化，意味着人与物的关系被颠覆后人类意志的一种反抗。
货币被看成是人类自火和轮子之后的最重要的发明。货币具有显著的“轮子”的隐喻特点——为经济活动提供流动性。当然，货币激起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热情，因而也具有“火”的隐喻特点。
货币从商品世界中脱颖而出充当交易媒介，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性质。如马克思所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2]交换的媒介物，从最初的非金属实物到贱金属再到贵金属的发展，体现对交换规模扩大和交换频率提高的适应，终究反映的是人们提高交易效率的理性进步。铸币的产生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第一次明确了货币的符号性质，也为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后，货币形式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货币脱去它一切漂亮或丑陋的外衣，最后，货币彻底抛弃了其实物性质，成为一个无色无味无臭的精灵。当然，这种发展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货币的历史是交换的历史。
货币是交换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交换在狭小的社会空间进行，交换领域其实就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交换实际上还没有完全从社会交换中脱离出来，经济理性还没有完全被唤醒。非实物媒介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接受，关键原因可能在于人们对交换媒介的可分割性还没有提出严格要求。在一个稳定的基于传统关系的网络中，“货币”还只是一个“信物”，一个象征。如同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项圈和臂镯。[3]分工和交换的相互促进推动交换进入更广的、人们彼此间情感联系相对疏远的陌生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经济理性逐步苏醒并占据主导。利益计算的需要对交易媒介的可分割性提出了更高更精密的要求。当然，交换规模扩大和交易频率提高也要求更有效的交换媒介的出现。这样，具有充当货币材料的特殊自然属性的金银成为货币的一般形式。随着交换的发展，货币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存在形式也在不断演进。
当然，货币并不只是简单适应交换。分工的发展要求生产物具有可交换性。如果没有比较不同产品价值的普遍衡量标准，交换就无法顺畅和简捷的发展起来。正是货币为各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提供了价值衡量的一般标准,才使交换从而分工成为可能。通过抽象商品的特殊性为一般性，货币为交换提供了价值衡量和比较的标准，从而为商品世界提供了流动性。在分工使社会相互隔离的同时，是货币使商品世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带来这种相互纠缠共同成长的现代生活最主要因素是我们的劳动分工。如果不超越物物交换系统的艰难开端，它是无法发展起来的。”[4] 没有交换的联接，分工造成的只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而没有货币，交换也只能停留在自然经济的孤岛上。
分工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劳动生产物进入交换领域。作为联接商品世界的桥梁和纽带，货币的作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重要。在货币经济中，“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5]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货币可以转化为任何商品，从而成为经济活动的绝对手段。
货币成为经济活动的绝对手段，是人类经济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韦伯的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和计划性体现了经济理性的存在，但不同的理性计算形式反映不同的理性发展程度。实物计算主要存在传统社会中，“生计状态并不要求精确地计算出效用的最适值，亦即去比较各个极为异质性的需求满足手段之运用所能产生的最佳效用值。”[6]实物计算的精确程度从而理性程度是相对较低的，因为商品的异质性特点尚未被抽象。货币计算使理性发展到达最高阶段，“货币是‘最完美的’经济计算手段，亦即，在经济行动的取向中形式上最为理性的手段。”[7]货币计算下，一切异质的对象均转化为同质的货币，从而使计算本身达到一个相当精确的高度。
当货币成为人类理性计算的最高手段，其标准化商品关系的影响就渗透到人类社会关系的一切领域。在传统社会里，人们依据血缘、亲缘或者其他非经济力量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网络紧密、稳定而狭小。在共同体范围内，人们一生依赖少数人生产和生活。特殊的依赖性实际上成为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桎梏。超越共同体，超越人身依附是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共同体成员之间关系的特殊性所具有不可通约特点给社会关系的向外拓展带来困难。适应封闭团体的人际关系调节方式在调节团体之间关系时具有内在的不适应性。货币在标准化商品关系的同时也标准化了人与人的关系。当货币抽离了人与人关系的特殊性，从而使人际关系具有同质且可计算的特点时，也就“开启了通向个体性与个体独立感觉的异常广阔的领域。”[8]于是，在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格局下，人们之间的依赖性增强了，但人与人的直接依赖减弱了，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感增强了。“今天我们更加依赖于一般意义上的供应者，却可以任意且频繁地在我们与之交往的个体中变换；我们更少地依赖于任何单独的供应者。”[9]货币对人际关系的介入一方面造成人们之间的疏离，另一方面，货币使人际关系可计算性的增加及货币本身特殊的流动性又使人们紧密结合在一起。
货币不仅成为计量商品价值，媒介商品流通的工具，而且成为一切社会评价的标准，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桥梁和纽带。“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10]这样，货币“有了一种把一切向往的东西都集中在它自己身上的口号，一个人只需要获取的核心点，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魔法钥匙，有了它就能够获得生活中的一切欢乐。”[11]于是，货币完成了自身身份的彻底的蜕变。——货币不再是手段，而成为目的。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的货币，取得了支配世界的绝对力量，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成为“世俗的上帝”。
二
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里，货币仅仅是交易的媒介，而交易的目的在于消费。因此，任何不以消费为目的的交易是不“自然”的，而以货币为目的的交易更是一种手段对目的的僭越和颠覆。当货币成为绝对的手段并僭越为经济活动的目的时，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完成，目的本身失却了。
货币作为手段的绝对化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使“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2]传统世界的瓦解造成人们价值观的破碎，从而使货币成为唯一可能持久而稳定的追求；人与人、人与物的情感联结被理性隔离的结果是造成世界的分离，一个整体世界的构建需要具有充分流动性和粘合性的货币的介入；在物质丰裕使人们的幸福感觉越来越迟钝的同时，货币作为手段的绝对性也使人产生拥有它就接近幸福的错觉；而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实现特定目的提供了手段的无限多样性，面临取舍的困境，具有绝对性从而统一性的货币成为必然的选择。于是，“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火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3]
货币从绝对的手段完成向手段的绝对的蜕变，终究来源于其绝对的抽象性和具体性。一方面，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货币实现其功能，要求其对商品世界的绝对抽象，将一切特殊性抽象为普遍性，将商品成为商品的一切物质特性抽离商品本身。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本身也被抽象为价值形态的绝对代表。另一方面，当货币完成了这一抽象过程，“通过逐渐成为一切价值的绝对充足的表达方式与等价物，货币以十分抽象的提升形式超于客体整个宽泛的多样性之上；它成为一种中心，最相异、最疏远的事物在其中找到了它们共同的东西，并互相接触。”[14]这时，货币成为最为具体的对象，它可以魔化为任何现实的事物。当然，这种蜕变离不开货币绝对的客观性即顺从性。货币可以媒介一切交换，衡量一切价值，但货币从不挑剔它的主人，从国王到乞丐，从法官到囚犯；也从不拒绝它的任何化身，从荣誉到罪恶，从尊严到耻辱。货币既是绝对的主人，也是绝对的奴隶。
货币只有作为手段才有价值。货币其实是一座桥梁，而我们的目的是到达彼岸，实现终极价值。手段僭越了目的，意味着我们安于停留在桥上。“深陷在手段的迷宫中而不得出，并因此忘记了终极目标为何物。”[15]因而，货币作为手段的绝对化使我们失却了目的。
在西美尔看来，货币作为手段对目的的僭越，隔离了人与物的自然联系，使人丧失生命体验的能力。在传统世界里，在交换将一切挟裹进货币经济之前，作为交换对象的物具有特殊的个性。人在与物的关系中通过感受物的特殊性而体验生命的价值。当完全客观的、没有任何内在性质的货币插入人与物的关系，物的特殊性被消解了。幸福来自人们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在一个被货币净化和标准化的世界，人们拥有货币就可以拥有一切，但拥有一切带给人们还是拥有货币的枯燥乏味的感觉，于是，人们的感官逐渐退化了，人们感知生命价值的能力也逐渐萎缩。富庶阶级拥有货币这样一种没有特色的十分单调的手段，尽管可用以购买到最纷繁最特殊的东西，但由于某件东西值什么的问题被值多少的问题所取代，“对事物最具个性的魅力的细致观察力必定会愈益萎缩。而这正是一种厌世情绪：不再用一种感官的相应的细致差别对事物的层次与特殊点作出反应，不再用差异性对它们进行区分，而是在一种单一因而沉闷的色调中对其作出评价。”[16]当货币成为评价一切的手段，人们也就习惯于只对那些适于用货币进行评价的事物进行评价，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在那些无法用货币方式表示出来的事物的特殊价值旁快速掠过。它所带来的报复性后果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与意义从我们的手指间一次次溜走，确定无疑的满足感越来越罕见，所有的努力与活动实际上都没有价值。”[17]
货币的介入不仅隔离了人与物，降低了人对物的感知能力；货币介入人与人的联系，将人际关系价值化和标准化，也造成了人们之间的疏离，从而进一步降低人们体验生命的能力，降低生命本身的意义。在传统社会，虽然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狭小而闭塞，但人际关系具有特殊而丰富的内涵。人们在这种交往中体验着生命的丰富和生动。货币的介入，将人际关系抽象为简单的价值关系，人及人际关系的特殊性消失了。虽然货币将分工格局下呈原子状态的个人联结成社会，但人与人的关系却完全疏离。人们是在一种匿名的状态下实现联系的。货币“使人们之间相互疏离，又强迫他们每个人只依靠自己生存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与世隔绝，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他人的匿名性与对他人的个体性的一种漠然，在任何特殊的条件下都不关心对方是谁的一种与他人的关系。”[18]对他人存在的漠视实际上是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怀疑。当人际关系简单化为价值或金钱关系，人所失去不仅仅是体验生命的能力，而且是人作为人的尊严。
三
货币只是一个手段，但由于货币成为一切价值评估的标准，现代人大多将货币作为人生的目标。于是，“生活中全部的幸福与确定的满足感都与占有一定数量的货币密切相关；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与先决条件，向内生长成为一种终极目的。在达到这一目标后，频繁与致命的失望就接踵而来，……在丧失了致使价值意识集中于其上的情况之后，货币显露出它作为一种纯粹手段的真实特性，一旦生活以其为依托，它立即变得毫无用处毫无必要——它只是通往无穷价值的桥梁，而人不可能在桥上生活。”[19]
手段的绝对化——手段对目的的僭越和颠覆，在货币现象中得到最彻底的表现。但手段对目的僭越的情况却广泛存在于现代性背景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广泛实践中。按照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解，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人本身，在于人的物质和精神幸福。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终究是目的，物终究是手段。生产的目的不是生产本身，也不是财富，而是财富消费，是人从财富消费中实现的满足。财富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财富只有能满足人的需要时才成其为财富。如西斯蒙第所说，“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为人所享受的”，[20]“只有增加国民享受财富才算增加”。[21]现代性背景下，生产以财富为目的，生产的目的就是生产。这就颠倒了手段和目的。其结果是随着财富的迅速增长，劳动者的贫困加剧，两极分化扩大，并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学的功能在于服务人类物质福利的增进，但是，以生产为目的的经济学说，“不管运用在什么地方，当然可以增加物质财富，不过，那些学说也会使每个人应得的享受量减少；如果说那些学说的目的在于使富者更富，那末它也同样使穷者更加贫困，更加处于依附地位，更加被剥削得一干二净。” [22]这样， 生产对消费殖民，物对人的僭越，导致了对经济学功能的颠覆。
现代经济中手段对目的僭越的最恶劣表现是“GDP崇拜”。GDP增长固然是人类物质福利增进的物质前提，但显而易见的是，GDP增长不一定导致人类物质福利的增长，而且，GDP也远远不能涵盖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全部目的。但是，在理性主义背景下，宏观经济活动需要一个简便易行，通俗易懂从而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指标。于是，GDP类的总量指标被发明并应用。如果说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发明之前，经济活动由于缺乏一个简单清晰的目标而对众多经济和非经济目标有所关注的话，GDP类总量指标发明后，就将人类经济活动的目标集中于经济增长。于是，人类对公平的诉求，对环境的关注，对可持续发展的向往，就通通被GDP遮蔽了。
不论是货币作为手段对目的的僭越，生产作为手段对消费的殖民，还是GDP对人类发展目标的遮蔽，都体现着经济活动中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使经济活动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使人本身成为经济活动的目的，要求我们对人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有一个新的认识。
[1]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载《莎士比亚悲剧》，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P533——534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中央编译局译，2004年版，P108
[3] 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
[4]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中文版，费永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98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中央编译局译，2004年版，P155
[6] 马克斯·韦伯（2004）：《韦伯作品集（IV）：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中文版，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39
[7] 马克斯·韦伯（2004）：《韦伯作品集（IV）：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中文版，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37
[8]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中文版，费永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98
[9]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中文版，费永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99
[10] 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中央编译局译，2004年版，P155
[11]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中文版，费永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105
[1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中央编译局译，1949年版，P27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中央编译局译，1949年版，P26
[14]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中文版，费永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106
[15]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中文版，费永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104
[16]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中文版，费永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102
[17]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中文版，费永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101
[18]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中文版，费永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99
[19]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中文版，费永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103
[20]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文版，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P47
[21]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文版，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P45
[2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文版，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P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