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财政部综合司司长王保安表示，下一阶段财政重点工作，特别提出工资改革原则为限高、稳中、托低。具体是：第一规范补贴，设定上、中等收入的政策范围，收入超过平均线的要削减；第二是稳中，即中间收入层次者工资水平继续保持，也可适当增加；第三就是托低，即要用3年时间提高低工资收入人群收入，使其达到平均水平。（11月8日《华夏时报》）
限高和削高，稳中和适当“增中”，托低并提出具体的“3年托期”！的确这是中央财政部门近年来说出的较为鲜见的直白语词，可谓是“三剑出鞘”，是当今修缮公民收入日渐不公的社会失衡心态，与果敢填堵贫富鸿沟进一步被掘宽，而传出的权威强音，也是有关部门迈出的自信的一步。只要相关配套和细化措施高调和强力跟进，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看到“限高与托低”真正成为泱泱华夏儿子翘首之现实。
但是我们冷静下来反思，“高低”之于我们社会的生存，中国公民收入之两极分化的痼疾生成并非一朝一夕酿就。我们暂且抛开“削高”之艰辛不说，单就这个“托低工程”，便货真价实的是一场旷日已久的持久战。近日，《中国青年报》引述了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约0.003%）占有了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
这个比例让人揪心地看到财富的非常规和非理由的积累结局。如果，财富真地能沿着公民“知识创新、辛勤耕耘”的路径合理行进和公平积聚，那么，即便这个“0.003%的比例”如何惊魂，也不该是我们社会制度之偏与公民创业之错。而颇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公权部分扩散，行政及行业垄断充分扩张，乱补乱贴乱象纷扰，企业干群收入落差的钳制手段习惯性落后，灰色攥利渠道多门等，导致了高收入者“高处不胜寒”，低收入者由低向“上”流动的可能就像买中彩票那般艰难。
一言以蔽之，不管是别人助“托”还是自个儿拼力向“上”流，在当前收入秩序语境下，均非一句轻飘飘“用3年时间提高低工资收入人群收入”就能述达的。因为，在我们肉眼能视的范围内，极易找到鲜活的实证。上学贵，卖了黄牛卖口粮，一个农民需躬身田地挥汗35年才能“供穿”一名大学生啃完书本，毕业后还会去肉博“就业难”；看病贵，“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公共医疗机构堕落为一台私人“取款机”；国六条实施细则挤兑不了房价虚高水份，购房难，难于上青天；保障难，百姓钱袋原本就日显干瘪，因社会保障的空白，便掘路“自保”，勒紧裤带，衣带渐宽，苦挣着不花钱，含泪“储蓄心酸”。
所以，在我看来，限高和托低虽好，是该进行下去，但此举还不是当前最紧迫之事。因为，这样的人为拉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治标先治本，为了防止“旧高未平、新高又起”和“旧低未托、新低又来”，就须找准并公开我们收入制度层面上存在的所有“病灶”。比如，为何出现金字塔式的财富格局，谁在塔尖上怡乐等。及至将存在的问题一举铲除，才能从根本上完成这项伟大的“托低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