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刀先生在他答我的一篇文章里说道:
我当然知道,第一桶金都不太干净,现在要彻查,难度和振荡都很大,社会承受不起;更何况“原罪”中,有很多是钻当时的制度空子,在无法可违时代,是不好追究的。这是无奈的现实,是一种妥协。但是,这决不代表,我们从今往后,都只能对不法而富者听之任之、或承认其合理性,甚至连合理的“仇”这种情绪都不该产生了。相反,我认为,承认第一代企业家的“原罪”现状并作出妥协,与今后加强制度建设、力争减少不法而富、为富不仁者,根本就是两个层面的问题。韩先生将它们扯到一块,着实令人费解。
但实在的是我的意见已经在我的文章里有过表述了,在我的体制才是我们企业发展中的最大的硬伤- 再答广州日报专栏作者弓刀先生一文的第四节里我写道:资本是有原罪的,但我从来的观点是它也是可以引导的和被约束的。
所以我只能够遗憾的说,是我们的弓刀先生误读了我的文章了,当然或许是我本身的表述的失败吧。
至于我为原罪的企业和企业家辩护的原因在于:诚如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从头到脚都是带有鲜血的.而目下,中国的现实是:竞争力的低下 是国家的相对保守,在这样的前提下,在这样的周期阶段下,我认为资本的积累应是第一位的。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国情,而违反这个现实违反这个国情而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违反自然法则的,就是春行秋令的不可取的是有害的。我在这里重复一遍我的观点:不应盲目的与所谓的国际接轨,不能照搬西方的现有模式,我们应该分析和认识我们的现实国情,而我们现实的国情就是我们还尚处于一个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我们应该对我们的饿民营企业宽容,对我们的资本宽容。我们在考察和检阅他们的时,不要简单的以现代欧美的伦理标准(事实是那就是强盗发达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理论体系)为标准,我们更多的应该以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为检阅的尺度。
见我的我另一篇文章《严介和你凭什么屹然不倒 》http://pierrehanson.aihuau.com/showarticle.aspx?id=33901
至于弓刀先生所说的:我之认为“抑商主义不再”,并非认为是基于什么“上层建筑的政权的解体”,而是指市场经济确立之后。这不关57年前的政权更替,而事关24年前的经济体制转变。韩先生把二者混为一谈,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关于这点我的体制观大抵是还可以回答先生你的。因为经济体制到底和政治体制一样,终于是从属于上层建筑这个大范围概念的。中国的词汇向来是有其深度的,这也正是“根深蒂固”一词的实际意义的所在。至于新旧思想和意识的反复冲突与较量是政治经济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普遍观点。这也结构了历史唯物主义习惯于谈的复辟与反复辟这一事实的哲学基础。但我不知道我们的弓刀先生怎么就能够这么斩钉切铁的把我这个观点就枪毙了呢,我也颇不能解的很。我们的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我们的重商主义的确在建构中,但因为“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并没有完全的退去,在我的哲学观里,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和反复的。并且是呈犬齿状的,进行的,它是客观存在的,就象9、10月的北向气流和南向气流的冲突一样,不由我们的主观意识所决定。
至于他的:“资本主义”则恰恰在于其经济思想,也就是“重商”甚至是“倾商、倚商、羡商”这一观点我几乎是不可接受了,很简单,正如我在评论段里回他的一样:弓刀先生还说道:“资本主义”则恰恰在于其经济思想,也就是“重商”甚至是“倾商、倚商、羡商”。那么西门庆大官人所处的实在背景明朝也应该是资本主义了。 在这里只要读过《金瓶梅》的都应该知道在南陵笑笑生的笔底世界里,明朝也是个“倾商、倚商、羡商”的世界,如果按我们弓刀先生的逻辑,那么我们的大明朝也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应该是“重商社会”了,但事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