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有企业改革是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一个更加艰难但又更加接近终局的攻坚阶段。随着微观层次上国有企业的进退变化和国有资产的消长变化，必然要求以此为基础，在宏观层次上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在这样一个全新的阶段，宏观范畴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已经显示出在企业、产业和宏观经济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着力展开并不断深化的特点。本文就是要从这三个层面对国有经济的改革进行讨论。
一论微观企业层面：有进有退，多元构建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企业组织形态也逐步呈现出多元、有序的格局，从经营规模、参与的领域，到所有制形态等，这种多元格局逐渐形成了一张企业组织生态网络。而在这个生态系统网络中，占主导地位的将是以混合经济形态出现的股份公司。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将决定该系统中所有企业的生命历程。哪些企业会续存发展？哪些企业将被淘汰出局？这些问题将由市场机制来解决。
在上述大背景下，对国有经济改革与调整的微观层面，既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其内涵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基于市场规律而形成的企业生态系统中找准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位置，做好市场定位，以产权重组为核心，集中资源，通过各种途径，打造自己的竞争优势。对那些资不抵债，转型困难，不关乎国计民生，又无市场前景的国有企业，其选择就是破产，退出市场。即使是目前盈利的国有企业，也要分门别类，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使那些依靠政府保护或垄断而自身没有比较优势的部分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退出”，要不改行，要不合并，甚至停产。
实际上，从理论分析来看，“进”、“退”范围的确定和选择应该以“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为前提，因为进退的实质是解决政府与市场（或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或“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工问题。因此，为了保证进退顺利实施，有效实现多元构建，政府必须首先对自身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明确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对于非国有资本愿意从事并且能够从事的行业，政府应该果断地（有计划、分步骤地）将国有资本从中抽出来（这实际上即对国有企业实施“非国有化”改革）；然后再将国有资本投入到非国有资本不愿和不能经营的非竞争性行业（而这显然又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其次，在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构建过程中，要明确其“退出”、 “进入”的主体是政府，而不可能是企业的职工或企业负责人。这不仅是由国有企业的国有制性质所决定的，而且还是提高国有企业改革效率的客观需要。因为，国有企业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涉及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的深层改革问题，关系到工人、企业负责人乃至政府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切身利益。所以，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进一步改革只能以政府为主体，实行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步骤的改革，而不能象七十年代末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那样，由基层单位充当首要行动主体、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
总之，企业层面的国有经济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多元化要求，以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为方向，采取有进有退的方式，但应以缩减数量空间的退出为主，进行结构调整。要符合企业组织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进行多元构建，灵活布局。这是因为，一方面，量大面广的国有企业加大了监管成本，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其次，还会导致腐败；再次，原有的制度安排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最后，只有在国有经济的企业层面展开系统的多元构建，才能形成一个体系完善、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全国市场。
二论中观产业层面：战略集中，优化配置
在企业层面来看，国有经济以退为主的有进有退的改革，必然在产业层面带来国有经济以集中为主要表现的调整与重新布局。实际上，作为国有经济所有者的代理人，国务院国资委也是这么要求的，提出了四个集中：一是向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二是向技术先进，结构合理，机制灵活，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三是国有资本要向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行业集中；四是国有资本要向中央企业主业集中。这四个集中要求体现了产业层面的国有经济战略集中要把握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原则，政治利益的原则要求国有经济资源在产业选择上要优先集中到关乎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经济利益的原则则要求国有经济资源要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与市场前景的产业。
产业层面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其目的是要盘活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此，需要着重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厘清产权属性，明确产权主体及其权利和责任；二是加快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和产权交易的法制规范，并严肃贯彻执行；三是要完善国有资产的流动机制，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的产权交易平台，保证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四是继续探索构建国有资产的运营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责任和权利，充分发挥其在国有经济调整中的积极作用；五是加快培育完善的企业家市场；六是在政企分离后，要进一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有序制衡的可靠的公司治理结构。
可以看到，随着企业层面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化，国有经济的存在形态正在从“国企实体”转变为“国有资本要素”，政企分离取得一定成效，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角色逐渐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转变为国有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其管理的着重点也从“管理企业”转变到“管理资产”上来，这为产业层面国有经济的有效集中和优化配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产业层面国有经济改革的进程与成败除了上述六个方面的因素以外，根本上还取决于整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步伐和市场经济的完善。
三论宏观经济层面：全局利益，和谐发展
从整个改革的历程来看，国有经济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方式逐渐从体制外深入体制内的必然结果。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并且事实证明其制度安排表现得更具有活力和竞争力。改革的力量必然突破国有与非国有的边界，渗透到国有经济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经济的改革与调整是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从整个国民经济和全体国民的最高利益。那么，从宏观国民经济层面来看，国有经济的调整就要以国民经济全局利益为导向，要处理好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强调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关系，而是要服从全局利益，突出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和谐发展，共筑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和造福民生的混合经济体制。
另外，世界各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国有经济集中分布的状况各有其特点。这说明国有经济在不同的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应该起着不同的作用。在经济起飞的工业化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问题。由于私人资本规模有限，即使是搞股份制来建设这些项目都来不及。而从服务面来看，这些产业又是整个国有民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因此，世界各国国有经济最早出现在从事铁路、邮电、港口、发电等领域。在经济起飞经济阶段后，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和民间资本能力的提高，一些发达国家的此类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私有化。到这一阶段，出于解决技术改造等问题与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国有经济从事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钢铁、汽车、造船、重化工业等基础工业领域。而在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世界发达国家的国有资本则更多地投入到基础科研、教育等领域。虽然西方国家没有继续进行国有化，但政府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投资则一直在大量增加。可以看出，国家投资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私营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上。这就要求从宏观国民经济总体利益与全局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国有经济的微观退出和产业集中的选择上，还要考虑到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进行有梯度、有顺序的进行。
站在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高度来审视国有经济的布局和调整，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其宏观性质与全局意义。国有经济的调整事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全民利益，而且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转轨中的价值和作用。因此，当前阶段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平等待遇，强调两者和谐发展观，既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而非相互竞争，相互替代的关系。落实这种观念的关键就是要全面落实国民待遇原则。要清除限制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不合理规定，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降低其进入的门槛。尤其要加快推进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同时要清除在资本、金融、人才等市场上对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差别待遇，营造有利于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社会环境。
国有经济改革的宏观性质与全局意义，还要求在实践中要着眼于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要避免短期化倾向和简单化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真正到位。
结论
对国有经济改革的分层探讨，可以更为全面地把握其丰富的内涵，也更为清楚地看到国有经济改革的繁重任务与光荣使命。以上分析的三个层面的国有经济改革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层层相扣，相互影响的。但是，宏观层面的意义相对处于统领地位，不管是微观层面有进有退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产业层面国有资产的集中，都要服从于真正能够造福于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国民经济这个最高利益。只有从这三个层面系统思考，联合推进，才能有效实现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