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工讨薪遭围殴 要把农民工问题放在湖南城市化推进的战略上考量



-——在中共湖南省委献计献策表彰大会上的发言稿

 

湖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廖进中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能参加这次大会,我特别地高兴。我之所以高兴,不是因为得了个什么一等奖的这个“结果”,而是因为得这个奖的“过程”:它既不是“跑”出来的,也不是“请”出来的,它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清脆的电话铃声“送”过来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此次评奖制度的公正、公平性,更说明了这次献计献策活动组织者们情真意切的民意、民情性。在此,我要感谢中共湖南省委和此次活动的评审委员会!虽然,我知道我这个被指定的“获奖代表讲话”不具有程序民主的合法性,但我相信,在座的其他获奖者,也一定是会有我一样的心情的。

我因什么而得奖?是由于我向此次献计献策活动提了《关于在湖南全省进行善待农民工宣传教育活动的建议》。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建议?有人说,因为你是农民的子弟,你曾经就是一个农民,所以,你“同情”农民工,所以,你就提了这个建议。我说,此话只说对了一半,而且还是很不重要的一小半!“农民工”和农民固然需要我们这些已成市民的人的“宽容”,需要我们大家去“善待”,但我以为,他们最希望的不是这些,而是渴望我们的党政官员和专家、学者们,能与全省人民一道,研究制定出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紧紧地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湖南的“城市化”,尽快地把已经进城的和越来越多将要进城的“农民工”变成和我们一样的城市市民。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建议》原文,尤其请关注曾被第164期《简报》因“简”而删的“前言”和“后语”:“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湖南更是一个农业特大省。理论研究、国外经验、历史教训、现实实践都昭示我们:欲使国家现代化,想把农业省改变成工业省,唯有走‘城市化’之路,才能实现;而作为与‘城市化’相辅相成的‘新农村建设’,也只有在城市化带动的前提下,方可见实效。城市化就是现代化,我们平时常说的所谓‘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都可以从‘城市化’中寻找到前进智慧和原始动力。”“要在我省实行更坚定、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让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比兄弟省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在我的记忆中,起码是三十多年前,全省上下就明确了:湖南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工业化水平低。我赞成这种说法,湖南的发展,差距在工业,潜力在工业,希望也在工业。在本次党代会上,省委张春贤书记也再次强调要把发展工业,尤其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湖南富民强省的关键举措来抓。

  那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提高湖南的工业化水平?湖南工业怎样才能做大做强以缩少与先进省区的差距?我们是否有了一条非常明晰而坚定的系统发展思路?虽然,我们早就提出了湖南经济建设的“三化”战略,即工业化、城市化、产业化。提法谁也不能说错,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我以为,具体到我们湖南,把城市化与工业化平列,甚至把城市化放在工业化之后,没有突出城市化对工业化的推拉作用,其发展路径就是很值得商榷的了。我以为,要把湖南工业尽快做大做强,关键是要加速湖南的城市化进程。我们不仅要坚决按照此次党代会的部署重点搞好“3+5”城市圈建设,而且要在全省各地都加强城市化的推进,一定要以城市化为龙头,要在抓住城市化推进这个“牛鼻子”的前提下,去制定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战略。

有朋友说,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前提,城市化只是工业化的结果。我则要说,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窝”,城市化是工业化之“家”。我们不是经常说要“筑巢引凤”吗?我看,城市化就是“巢”,我们要“筑城市化之巢,引工业化之凤”!我认为,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人、财、物、信息集聚的过程,是一个投资环境、发展环境改善的过程。这些,都是工业化所必需的。试问:如果没有城市化,怎么能留住本地人才、吸引外来人才?怎么能留住本地资本、吸引外来资本?怎么能对工业化的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和配置?怎么能搞好我们的“产业集群”“工业园区”建设?朋友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湖南的“孔雀”“麻雀”总是愿意“东南飞”?为什么国内外的工业“大鹏”和“小鸟”总难得向我们湖南“展开翅膀”?还不是因为我们湖南至今还是“农村包围城市”!我们的城市化率太低,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太差。

有朋友们还说,现在是讲“新农村建设”,你怎么反其道而大谈“城市化”?新农村,“新”在哪里?现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从本质上讲,“新”就“新”在“通过‘城市化’带动来减少农民”!不然,怎么能形成农业“产业化”?怎么能把“新型工业化”推向农村?我早就说过,除非地里种金子,否则,湖南的人均0.81亩地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农民富裕起来的,湖南的新农村也是难得建设好的。而且,即使地里种出了金子,金子太多,也会卖不脱,或者卖不出好价钱的。近年来,我们省那么多丰收了的农民,不是经常在令人揪心地高呼“卖难”吗?为什么?讲到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农民太多。因为农民太多,所以,市民就太少,就缺少足够的、可以拉动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市场容量。因为农民太多,所以,就没有农业生产规模化、企业化的可能,就缺少用新技术改造农业和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以预测、分散风险的需求。人们还常说,“要想富,先修路”,此话不错,基础建设嘛。但我们深层次想过没有?农村的“路”,如果不修往城市,不与城市进行交流,而是只修在乡村之间,除了方便农民出行,能把农民引向富裕吗?而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城市化,那我们又能有多少、多大的城市可以通往呢?如果我们的城市空间太小,辐射能力不大,能带动全省几千万农民增收吗?

当然,城市化决不仅仅只是一个城市数量多少、城市空间大小问题。“城市化”,以及“工业化”、“产业化”,我认为,有一“化”是绝对少不得的,那就是“市场化”,这是“灵魂”。市场化的本质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市场化的决策过程是分散的,而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每一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充分“自由”地利用自己所观测到的信息。这一切,都必须在民营化基础上方可做到,我理解,这就是毛主席“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看看人家的浙江和温州,想想我们的“远大”和 “三一”……,哪一项成功不是民营化和分散决策的结果?而我们以前,有几个“运动”不是在强化行政职能、限制民间决策的?比如,“治理经济环境”,我们围、追、堵、截民间活力的事例太多、太有劲,而“疏导”、“培育”市场化环境的措施又太少、太无力!邵东经济的初始发展,颇有点像温州,那为什么没有温州那种效果?前些年,我们省“拉郎配”组织各类大企业集团,效果到底又如何?所以,我要说,如果再没有进一步的思想观念上的和体制政策上的“市场化”,不进一步激活全省人民特别是“农民工”的决策激情、创业热情,历史不会出现奇迹。一切关于湖南的发展战略,可能又只会是专家们的“纸上谈兵”,谈谈而已;官员们的“会上议政”,议议而已,“城市化”就难以拉动“工业化”和“产业化”。我们必须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思维方式与决策机制来管理我们的城市和推进我们的城市化。

从“城市化”的视野看“农民工”问题,我认为,要把农民工问题放在湖南城市化推进的战略上考量,它已超出了“三农”问题的空间和时间。城市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从来就是一个农民的进城、造城运动,世界上本来没有“城”,没有“市”,也没有“市民”,它们都是由农民造出和转化而来的,我们和我们2-3代前的祖辈曾经都是农民。“农民工”既然在城里务工和创造财富,那么,“农民工”的问题也应该是城市在“善待”基础上解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明白,中国的农民,不是素质差,而是地位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各项问题解决的枢纽,是我们社会、经济的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是湖南由农业大省向经济强省推进的一次大飞跃。

最后,我要说,我不是省委省府聘请的决策咨询专家,更不是上级任命的决策实施官员,作为一个极普通的经济学者今天在这里的发言,有些话,可能本不该由我来讲的,我要感谢大会的“宽容”!谢谢朋友们的“善待”!                     (2006年11月29日)

 湖南农民工讨薪遭围殴 要把农民工问题放在湖南城市化推进的战略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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