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摘要]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先在性为前提、遵循生态规律的生态经济，这是对忽略自然生态系统的先在性、遵循线性因果规律的传统工业经济的根本超越，因而挑战了传统工业经济的理论基础的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经济人假定、效用理论、产权理论、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共同体等。
[关键词]循环经济 主流经济学 范式 经济人假定
作者介绍： 张连国（1962-）山东理工大学生态文化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 博士
循环经济从形式上看是封闭的物质循环流经济，实质上则是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先在性为前提、遵循生态规律的生态经济，这是对忽略自然生态系统的先在性、遵循线性因果规律的传统工业经济的根本超越，因而对传统工业经济的理论基础—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范式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１９６２）中系统阐述的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范式主要是指“在一个时期为科学家集团提供规范等问题与解决的普遍公认的科学成就”［1］，大约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它是本体论的科学信念和世界观。第二，它是具有共同信念、产生科学知识的科学家集团的所谓“科学共同体”所约定的某些规则、原则或者习惯用法。第三，它是科学工作者根据科学理论和科学成就确立科学范例和科学工具、方法。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认为第一种含义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第二种含义是它是社会学范式，第三种含义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因此，范式不仅仅是理性的理论框架，而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非理性的信仰和传统。范式与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范式之间的转换，不是理性的继承过程，而往往是如同宗教信仰转变的非理性的格式塔转换过程。由范式的不同存在状态决定了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前科学时期——常态科学时期——反常与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新的常态科学时期。
“传统经济学”，正如科斯所说它是“关于私有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不论是以充分竞争的市场假设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还是对前者修正的，在非充分竞争市场的发现或对古典经济学的公设的质疑中，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以及20世纪60、70年代自科斯和诺斯在西方开始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有关市场缺陷和非缺陷理论，它们都是以竞争的市场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有着共同的假定和方法：三个基本的理论预设：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三个原理：福利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三个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和帕累托标准。无论是在当代西方社会还是在当代中国，稳居经济学研究的话语霸权地位，已经成为主流的范式。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兴起，这一主流的经济学范式，受到强力的挑战，处于范式危机阶段：
首先，循环经济对经济人假说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假定和信念是关于理性经济人的抽象和假定，所谓“经济人”，就是“会计算、会创造，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人。”［2］其中就蕴含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含义。西方社会学家赫伯特·西蒙、制度学派和“X”效率理论都对“理性的最大化”提出了质疑，对其含义做出了修正与限制，但并未彻底放弃经济人假定。经济人假定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最方便有效的一个工具，成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而显得“科学地”解释了社会尤其是经济现象的工具的“构造范式”，因而成为经济学家研究共同体的信念的“哲学范式”，已经由经济学领域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过程，也成为“社会学范式”。
经济人假定最根本的一点是其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信念，是对社会和人性的个体主义的形而上学理解，这是“个人主义这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核心要素在经济学的集中的表现。”“在理性经济人的范式中，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阶级中具有十分具体的社会和历史属性的人，被抽象成了无差别的鲁滨逊式的个人，他们基于各自的成本－收益计算的自由交易创造了整个世界”[3]。马克思主义则把人看作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社会整体结构的角度具体、历史、整体地把握人，其理论视角是整体主义、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与生态主义的整体有机思维是相近的或一致的，而个体主义的思路则是与生态主义根本相悖的。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生态经济，它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方式，而是背后蕴含着一种全新的生态主义的有机整体论的本体信念和价值观，认为经济社会系统是自然系统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经济发展不能突破自然生态的阈限，不能违背自然生态系统历史地演化着的自组织生态规律。它蕴含的哲学观对主流经济学的抽象个体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是根本相悖的，对主流经济学是颠覆性的。如果不放弃“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主流经济学是无法适应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发展的需要的。
其次，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和效率理念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效用最大化”是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建立在新古典基础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之一。“效用最大化”理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标准理论，包含“无差异分析”和“显示偏好理论”，有着复杂的数学证明，但其基本观点简言之就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作选择的商品或商品组合必然是效用最大的，“效用最大化”正是通过消费者的选择性的“显示”出来的。
“效用最大化”理论是现代经济学关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的具体应用，集中体现了现代经济学的中心和精髓的“效率”理念。现代经济学的精髓就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寻求实现经济效用（收益、利润和收入）最优化（最大化）的途径。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论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和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的市场资源分配的选择问题，均可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并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4］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首先也是以效率为轴心原则的。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生态经济是无效率的。但按照广义整体的生态效率观念，恰恰是传统经济低效率，而生态经济是高效率。生态计量经济学或生态经济计量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态效率的问题，抓住了经济学的关键，突出了传统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区别。
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的简单的经济效率，生态计量经济学要整体地考虑生态的效率，即在整体上算计投入与产出的效率问题，要扣除对自然污染破坏的代价或成本。主张生态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破坏最小化，自然资本消耗最小化。如果只考虑经济效率，传统工业经济在某些方面无异是高效率的。但经济效率增长的同时往往给生态环境带来“外部的不经济”。比如某流域的造纸生产了几十亿元的社会财富，但对生态的破坏却即使再投资几百亿也治理不回自然生态系统原态。试问这种经济增长有何效率可言？目前适应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而提出的ＥＤＰ也就是“绿色ＧＤＰ”理论，就是从现行ＧＤＰ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体现了生态效率的观点。
第三，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产权理论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新制度经济学不论是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和产权经济学，以制度为研究对象，代表人物是诺斯、科斯和香港张五常，是一种强调政治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5］也就是节约交易成本。当制度变迁的社会预期的净收益超过社会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的欲求就会产生。按照这一原理可以理解从工业经济制度向“循环经济”制度变迁欲求产生的原因：工业经济制度破坏生态危及人类的持续生存的根本利益，不改弦更张人类就会灭亡。新制度经济学还认为：制度变迁的供给取决于制度决定者预期的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如果统治者发现新制度给其带来的预期收益小于维护旧制度的成本，那统治者宁可维护交易成本高的低效率的旧制度，也不会提供制度变迁的供给，如此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也就是说，一旦在初始点偶然的选择决定了制度的选择，制度就会按照惯性维持下去，即使是低效率的制度。按照这一原理，就可以理解当今社会虽然产生了生态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转型的欲求，但由于工业文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从资本家阶层，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在某些制度上作了某些改良的姿态，没有实行根本的制度变迁的动力。
市场机制会产生外部经济，哈丁提出“公地的悲剧”是外部经济的现代翻版，他把地球比喻为对所有牧民开放的公共牧场。草场是共有的，畜群是私有的，当草场作为公共资源无限可以利用时，每个人都追求多养牲畜以增加个人的最大受益，其结果因过度消耗导致牧场退化，“每个人追求它的最大利益，相信自己在公地上的自由，最终必然是所有人的毁灭，公地的自由只能带来全体牧民的毁灭。”［6］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竞争的市场、私有产权明晰，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行为讨价还价解决，让外部不经济内部化。宏观经济学主张国家干预，用超经济手段，如政府干预、政策导向、法规处罚。基于不利的外部效应，征课税金或罚款（“庇古税”），使其支付额外的成本，以期促使厂商减少产量，进而减少所产生的污染。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以利用行政或法律手段，要求厂商限期治理污染。实际上，上述两种方式预设着“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文明的“末端治理方式”，而不是循环经济的“全程管理”尽量减少污染或不污染的管理方式和目标，都不是生态治理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庇古税”、科思定理还是其批评者，都忽视了这里产权的实质是污染的权利，忽视了无论产权如何界定都给社会现实地造成污染或损害这个结果。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严格避免污染的结果，同时也排除给任何人污染环境的权利，因而现代产权理论受到挑战。”［7］
哈丁提出“公地的悲剧”表面上是“市场失灵”“市场缺陷”问题，事实上是如何从生态存在论与价值论的视野全新地把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的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问题。要解决上述关系仅靠经济手段只能是事后的救治，不能防患于未然，而且产权私有化可以解决局部生态保护问题，但不能解决整体的长远的生态保护问题。假如实行完全的私有产权，总不会地球完全归一个人私有，而是无数分离的私有产权，那么在整体环保上私有产权之间如何协调关系？还是要有超越的政治权力。还有个民族国家关系问题。比如同一条河流，分属不同国家，要解决河流污染，靠私有产权明晰能解决吗？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必须超越完全竞争市场的私有化的思路，而是从生态存在论与价值论进行价值观转型，是一个生态存在论视野下的整体长远利益调整问题。与此相符的有两种思路：一是社群主义的生态主义、合作主义、伦理主义的生态社区，可以克服国家干预与经济人双重缺陷，目前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思路。一是，共产主义的思路，按照生态存在伦理的主体间“一体共生”的法则，大自然本来是公共的，私有制是违反生态伦理的。所以要根本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是要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共产主义作为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作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这是人和自然，个体和类的矛盾的根本解决。
第四，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循环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作为新兴的边缘学科，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与方法，如何借用传统经济学方法研究循环经济的课题，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比如，成本收益法，如前所述，就不应该仅仅计算经济成本，还要考虑生态成本。如何计量，这需要创新崭新的具体方法。
第五，循环经济造成了传统经济学科学家共同体的分裂。
随着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激化， 20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兴起了“边缘经济学”新的生态经济学。在西方随着环保运动、绿色生态运动以及生态伦理学的形成，经济学生态学化，出现了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绿色经济学”，都是广义的生态经济学。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美国莱斯特·R·布朗林志新 暴永宁等译《生态经济》（2002）和《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2003）（东方出版社）、艾瑞克·戴维森著 齐立文译《生态经济大未来》，21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这些新兴的生态经济学，虽然不成熟，却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研究共同体的分裂，是对主流经济范式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使传统主流经济学发生了范式危机。可以预言随着循环经济的强有力的现实发展潮流，主流经济学迟早要发生范式革命，一个成熟的生态经济学将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范式。
注释：
［1］［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英文，1962出版，5页； T. S. 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3.
［2］［美］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4页
[3]林岗.产权的两种范式.中国社会科学[J].2000年1期。
［4］［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篇首
［5］［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１８０页．
［6］G.Harding,"Tradegy of the Commons",《science》Dec.13,1968.
［7］ 刘学敏：《循环经济挑战现代经济学 》《光明日报网》2004年9月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