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大化当然是效率的重要规定了。但是世间没有抽象的、一般的最大化，只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离开了约束条件，是不可以、也是无法谈论效率的。约束条件是效率的又一重要规定。
既然效率与最大化相联系，也就必然与某种边际等式相联系。最大化与某种边际等式是等价的：如果某个变量达到了最大值，那么某种边际等式一定成立；反过来，如果某种边际等式成立，那么某个变量必然达到了最大值。对于经济活动来说，这个边际等式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既然效率还与约束条件相联系，那么与效率相联系的边际等式也与约束条件相联系了。约束条件不同，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边际等式也就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以自助餐的例子为例。如果没有接待顾客和度量食物的成本，那么真实的成本仅为生产食物的成本，边际等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生产成本；考虑到接待顾客和度量食物的成本，那么真实的成本就是生产食物的成本与接待顾客和度量食物的成本之和了，边际等式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生产成本加边际接待和度量成本了。有接待和度量成本情况下的边际等式是不同于没有接待和度量成本情况下的边际等式的。
标准模型要求产品同质、信息完全、没有交易费用、没有外部性、众多的买者和卖者，真实世界哪里做得到其中的任何一条呢？由于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不同于、也不可能同于标准模型的约束条件，因此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
不满足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并不意味着经济就是无效率的；相反，如果满足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那么经济反而应该是无效率的了。不满足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正常的很；相反，如果满足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那就不正常了，那就奇怪了。
我们的经济学者以是否满足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来判断效率与否，这是很奇怪的。
众所周知，经济学公设人是理性的，都在追求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这公设意味着，满足约束条件的行为一定导致了、也只是导致了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这是说，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个体总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这也是说，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私人边际收益总是等于私人边际成本了。
问题是，每个个体实现了利益最大化，总体的利益达到最大化了吗？
如果每个个体实现了利益最大化，那么总体的利益必然达到最大化。这是因为，如若不然的话，就存在帕累托改进的机会，那么至少有一个人还没有实现利益最大化，就矛盾了。
既然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个体总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那么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私人边际收益总是等于私人边际成本。既然每个个体实现了利益最大化，总体的利益也必然达到最大化，那么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社会边际收益也总是等于社会边际成本。
我们知道，效率与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或者私人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收益）是等价的。这是因为，如果私人边际成本不等于社会边际成本，那么一定存在帕累托改进的机会了。私人边际成本一定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但也有不少人不这样看问题。
一般说来，一项私人活动，除了需要当事人支付成本和给当事人带来收益外，还存在收益和成本外溢。就是说，还可能给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造成损害，同时又给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带来收益。当事人所支付的成本加上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所遭受的损失就是社会成本了，当事人的收益加上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所获得的收益就是社会收益了。表面看来，私人成本不一定等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也不一定等于社会收益。很多人就是这样计算的。
但是，经济学的成本是机会成本，上述的算法是不对的。正确的算法，如果当事人的活动确实给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造成了损失，那么这损失是要进入当事人的成本的；如果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确实从当事人的活动中获得了好处，那么这好处是要进入当事人的收益的。这是科斯给予我们的重要提点。
牧民的行为给农民造成损害，即使不征税，也不负赔偿责任，这笔帐也要记在牧民的头上。这是因为，如果农民请他减少畜群的数量，而他拒不同意的话，他就必须把放弃的本来可以从农民那里得到的那笔赎金，算作扩大牛群规模的真实成本。通过市场谈判，牧民会考虑其决策的全部成本。在边际上，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没有分离问题。
养蜂人的行为给果农带来了好处，即使不补贴，这好处也要记在养蜂人的头上。这是因为，果农一定会支付赎金，以使其增加蜂群的数量。通过市场谈判，养蜂人会考虑其决策的全部收益。在边际上，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没有分离问题。
当然，这要以没有交易费用为前提。
存在交易费用又怎样呢？存在交易费用，约束条件就不同于不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约束条件不同，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正如前面自助餐的例子所展示的，交易费用不为零，交易费用就成为决策者真实成本的一部分。把交易费用考虑进来，在边际上，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也没有分离问题。
重复一遍，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经济总是有效率的；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边际收益总是等于边际成本；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没有分离。“重要的是交易费用”，这是强调约束条件了。“理解真实世界各种现象和行为之道，在于寻找影响成本和收益的约束条件。”让我们谨记张教授和高总编的这一提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