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被尊为学界大师的张五常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科学是系统地解释现象和行为的学问。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来来往往只有一条：为什么？要再多问一点，那就是‘是什么’。是的，‘怎么办’是工程学的问题，而‘好不好’则是伦理学的问题了。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他并且声言“事实不能解释事实。” “解释现象是需要非事实的抽象理论的。”
不必讳言，他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或无意义的。他的这些错误的学术思想经过他的追随者的广泛传销，遂致谬种流传。由于他在学界的地位和声望，其对人们的误导将可能是广泛而深刻的。因此有必要明确指出他的这些失误。试想，如果那些以“搞科学”为职业的人连科学是做什么的都不明白、或自以为明白而实际上糊涂，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况？
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现代实证科学并不“解释”现象和行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科学不思”。关于这一点及其论证，感兴趣的读者还可参阅笔者在“数学对于经济学的意义” 一文（http://www.aihuau.com/showarticle.aspx?id=6987&categoryID=7）中的相关讨论。另外，实证科学同样不关心对象“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实证科学要关心的恰恰是“怎么办”。
确实，古代科学是以解释世界为基本特征的。一般地，我们把解释一词的意思理解为：阐释对象的意义。但是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维特根斯坦语），因此，说“事实不能解释事实”粗略看来可能是正确的，但却正确到了有点怪异的程度。世间只有人才有理解的欲望，也唯有人才去解释世界；事实唯有在辩解、论证等背景下才成其为事实。当人们说：“摆事实、讲道理”、“事实胜于雄辩”时，在雄辩或“摆事实”的背后的都是人，并且目的全在于“讲理”。这一点是如此明白，以至于我们在谈及时根本无须特别地指出来。如果有人郑重其事地告诉你：吃饭时千万别把碗吃到肚子里去，你会有何感想呢？
古代科学对对象的解释自有其特点，即：用因果关系的范畴来排列事物和事件，确定事实产生的顺序及相互关系。在此情况下，说“事实不能解释事实”就可能带来误解，似乎某种事实是可以脱离其它事实而单独存在似的。
因果关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先天架构。我们总可以说：事实甲是事实乙产生的原因，并且事实甲又以另一事实为原因，以此可以不断朝上追溯。但是，以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理论却在科学研究的程式上进行了一场革命：科学不再满足于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科学把自己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事实由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上——在一定条件具备后，某个特定的事实必定发生；科学的使命被锁定在揭示事实及其赖以发生的条件之间的关系之上。为确定条件和相关事实的必然性，科学家必须在实验室用人工的办法创造这些条件，借以观察预期事实是否必然发生。这一研究程式已经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的显著特征，科学以此被称为实证科学。
科学研究程式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转变呢？因为科学的目的在于对对象要有所作为，科学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也即：科学必须告诉人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或在想达成某一目的的时候“怎么办”：桥梁不能坍塌、飞机不能动辄掉下来、射向敌方的导弹不能把自己的战机给炸了，如此等等。当科学理论把条件和结果的必然对应揭示出来时，“怎么办”问题的解决思路一般也就清晰明瞭了。因此，理论科学和工程学的真正关系是：理论科学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工程学研究具体的做的方案。
在成为实证科学以后，科学早已经主动抛弃了对于世界“是什么”的追问，其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句著名口号：“摒弃形而上学”。该口号的意思是：科学无须去关心空间、时间、引力、基本粒子、量子等等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数学无需、也无法理解没有任何体积的点、线、面本质上是什么，因为这些只属于“形而上学”关心的问题；科学必须斩钉截铁地放弃对这类东西“是什么”问题的留恋。“怎么办”的问题是如此重要和突出，甚而至于科学理论本身都不能被理解时，也全都能被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1965年）得主、著名量子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 Feynman)就说过：“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谁都不理解量子力学”。
是的，只有形而上学或哲学才关心世界是什么这类问题。有个英文哲学名词为ontology （德文和法文均为Ontologie），来自拉丁文Ontologia，而该拉丁词又源自希腊文。按其字面意思，它是指关于on的logos。这里on相当于英文的being；logos的汉译为“逻各斯”，其原始含义为“言谈”。因此ontology就是研究“是”的知识，其早期汉译为“本体论”，现在一般译为“存在论”，也有主张直接译为“是论”的。据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与人谈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物是什么”。海德格尔则明确以这样的标准来划分哲学和科学：以“存在”（being）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就是哲学，科学则以“存在者”为研究对象。可见，追问世界“是什么”，这是哲学的本业。
经济学要躲避哲学，以使自己跻身于实证科学的行列，这种愿望是充分正当的，也是人们热切盼望的。因此，实证（数理）经济学主张：不必追问诸如效用、需求、价格、成本、利润等等东西究竟是什么，该主张在实证科学范围内也都是必需和必要的；当张五常主张：由于追问效用是什么无意义，所以我们只需把需求定义为价格的函数、并且规定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就可以了，仅就这一主张而言，他也是正确的。考虑到效用本身是个不稳固的沙滩，一切建立在其上的数学推导都不可能导致任何确定性结论，他的主张甚至是极其明智的。
但是，真正的实证经济学不仅在于理论的形式结构上要“像”实证科学，更关键的是要在研究程式上与实证科学相一致：数理经济学必须找到某些经济事实之所以发生的确实条件，并且确切地告诉人们“怎么办”；人们所要求于实证经济学的，是经济发展及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影响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是什么？货币和汇率的稳定机制是什么？有效控制价格（例如工资、土地等）的工具如何设置？经济周期的机制及其控制条件？……，等等。要特别着重指出的是：这些条件必须是现实的，而绝不能是假定的（比较实证科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必须在实验室现实地创造某种真实条件，然后观察其实际结果；并且该实验能够重复进行，相应理论才能最终被接受）。混淆了这一点，这是过去实证（数理）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失误。
萨缪尔逊曾讲述过一个耐人寻味的笑话：有经济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三人被海难抛到了一个荒岛，身边除了一堆罐头食品外，没有任何其它用品。如何开启罐头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物理学家在考虑从何种角度用石头来砸开，化学家在考虑用火烤的可能性，唯有经济学家一言不发、面色微哂。两人小心翼翼地向经济学家讨教，只见经济学家不慌不忙地伸出一手指头：假设我们有一把罐头刀……。
萨氏讲这个笑话不无自嘲的意味，但无意间却点到了数理经济学的命门大穴。实证科学的理论前提可以是各种假设，人们完全不必去追究这些假设的意义何在，但它所揭示的现象赖以产生的条件却必须是真实的；非但如此，在条件具备时，任何人只要有兴趣都可以观察得到确定的相关结果。经济学家当然可以假设价格下降时需求一定上升、假设工资是刚性的、假设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如此等等，这类假设在建立一套实证理论时是可以而且必要的，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你却不能用假设的罐头刀来开启真实的罐头。
张五常大概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因此强调：唯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问题的约束条件；只要约束条件找到了，经济总是有效率的。当黑格尔说出“凡是实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实在的”这句话时，不无哲人的睿智，但经济学家说出的“只要约束条件找到了，经济总是有效率的”，却是一句地道的废话和蠢话。某些经济事实赖以产生的现实条件是什么，这正是人们所仰赖于经济学家的；实证经济学家必须告诉人们，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经济学家在此关键问题上却耍了滑头：“我们学者的全部任务就是解释经济现象，如何办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何其冠冕堂皇的故作清高。行文至此，笔者不禁为现代物理学家史蒂芬8226;霍金颇感些许不平：实证科学理论如果没能得到实验验证，通常是不会获得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考虑的。霍金关于黑洞和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数学模型，其结构的精致、复杂和完备，在数学上据说已经无可挑剔，但由于该理论目前未能获得实验数据的支持，暂时还不能获得诺奖。可某些三流的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他们几乎注定不会在自己领域内有多大出息，但只要转而读上两年经济学博士课程，靠玩弄几个数学模型便满世界招摇唬人了。
可能有人不平、要站出来指责在下了：所谓责人则明、责己则昏；你为何不能弄出一个如此这般、能告诉人们怎么办的实证理论来？这正是笔者要重点加以回答的另一问题。
全部经济现象产生的最终原因都是人；而人是自由的、有意志的。这里理解的自由概念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的。一般地，我们总可以说，每个原因背后都还有一个原因；但这个原因的回溯之流会有止境吗？假设可以回溯到一个最后的原因，在这个原因背后没有任何原因存在，康德于是指出：这个原因的施加者就是自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的自由的施动者。
由经验可知：任何因素或某种作用力作用于人身上时，不同的人、或同一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或环境之下，其做出的反应都可能不一样。这一事实很好地证明了人是自由的这一命题。如果把一张一百美元面值的钞票扔在闹市，它将会在瞬间从地面消失，即便没有一丝风。张五常曾得意地指出：这是比任何物理定律还强的定律。但是且慢，我想补充的是：你并不能断言这张钞票一定会装进某个人的口袋，而不会出现在失物招领处。人不吃饭必定会饿死，可有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嗟来之食。这就是人——生而自由的万物之灵。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笔者曾在“经济理论和事实”（http://www.aihuau.com/showarticle.aspx?id=26420&categoryID=7）一文中区分了两类事实：一类是历史事实，另一类是科学事实；前者是只会出现一次的事实，后者则是能反复再现的事实。某人捐款给社会福利机构，这属于历史事实，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不会去关注这类“经济事实”；社会经济过程波动起伏。当经济高潮来临时，我们总可以预期将来的某个时刻这个高潮将会衰减下去，这种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正是经济学要加以研究的。但由于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因此在人类社会中将会反复出现的这类事实，其在每次重复出现时都不可能完全是前几次的翻版。例如，虽然我们总可以预期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来临，但新周期发生的时间、方式、周期的长短以及波幅的高低，这些都不可能通过任何方式确切地预期。所以，在人类社会中将会反复出现的这类事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事实，它介于历史事实和科学事实之间。实证方法在此是无用武之地的。因此客观地说，经济学的问题不是其本身的问题，而是其面对的研究对象根本不适合实证的方法。
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对于自由的人而言，企图用实证科学的方式从人身上套取如物理学定律般强的行为定律，这将会是现代版的刻舟求剑。当然，这些观点可能阻止不了人们对于实证经济学的理想和热情追求。对于他们，我们祝他们一路好运，只是不要忘记了实证科学是干什么的这个根本问题，否则人类社会中搞经济理论的一群人必将成为社会经济中最不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
但是，笔者的上述结论丝毫不意味着在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笔者所理解的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笔者只是很遗憾地指出了一个事实：经济学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资格被称为实证科学，它只是徒具实证科学的外表而已。
一切经验科学都以解释经验对象为基本特征。而要解释对象，摆在首位的便是要弄清楚对象“是什么”，否则所谓解释便是一句空话，这是经验科学与实证科学的根本区别。在这一点上，经验科学更接近哲学。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既要躲避哲学（以此表明自己的“科学”身份）、又表明要“以解释真实世界为己任”的新制度经济学因此在出发点上就使自己处于某种尴尬境地，这种首鼠两端的矛盾心态已经严重窒碍了他们探索的心灵。
但是哲学和经验科学仍然有着重大区别。和近代科学有着重大发展一样，近代哲学也有了重要发展。哲学已经从关注世界是什么转向了这个关注过程（认识过程）本身。康德把哲学界定为探讨人的认识能力、认识的可能性和认识的可能边界；分析哲学则以概念分析为己任；海德格尔把哲学的对象限定在“存在”本身，而把对“存在者”的研究交给了科学。而“存在者”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现成事物，另一类则是人。凡以现成事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成熟形态就是实证科学。
人则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人可以被视为一个现成事物，从这个角度对人进行的研究，如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也已经发展成了具体的实证科学。当把人作为“人”看待时，人就不再是某种现成事物，因为人是自由而有意志的存在者，人因此并不现成的“是”什么；人“是什么”在于人如何去“是”。凡从这一角度去研究人的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必定是某种经验科学。
为了解释人的（经济）行为，首先必须指出人的行为的相关结果是什么、其意义何在。具体说就是：经济学必须在现实意义上指出诸如价格、工资、利息、地租、成本及交易成本、利润、产权、制度等等是什么，指出这些概念与怎样的人类（经济）行为相关联。在这里，所有方面（包括理论前提和结论）都必须是真实而不是假设的。
理论的前提必须是真实的，这是新制度主义创始人科斯提出来的方法论原则。但我们看到：以科斯“合伙人”自诩的张五常却背离了这一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