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没有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的热播，可能相当多的人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在电视剧里跟随李鸿章左右又帮张之洞将汉阳铁厂起死回生的相貌平平、略显消瘦的中年人就是在清末明初叱咤风云的洋务大臣盛宣怀。他作为一名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意义的人物，十分尴尬地处在与洋务大吏诸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洋务思想家诸如冯桂芬、郑观应、郭嵩焘一样，不适宜放在目前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解读模式的主流位置上，既不能否定又难以肯定，只有无视为最佳的处置方式。现在虽有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政治和学术的环境，也由于他是一个操作者、实践者的角色加之三次乡试不第、科场失意，更显逊色于经典绅商张謇等人，而很容易被人遗忘。
盛宣怀在研究者视界下的消失，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模式化思考方法的结果和反映。好在海外学者诸如左舜生先生所著《清末建设与盛宣怀》、王尔敏所著《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对盛宣怀还有较为全面的评述：“盛宣怀其在清末政治上地位之重要，不下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而所从事建设各端，对于国家关系之大，尤远非李、张辈所能及”。“晚清工商企业家，俱在恶劣环境中，洋人侵凌下，创造生机，奋力求活。彼辈百川兢流，各自奔趋。而其中经营领域最广，而才识最超卓者，当推盛宣怀，允为晚清企业界一代领袖。盛氏毕生贡献甚多，自无从一一交代”。撰写《盛宣怀传》的夏东元教授认为盛宣怀创办与经营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十二个第一”：一是1872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二是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三是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四是19世纪70年代在湖北“勘矿”；五是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逐渐发展为真正称得上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六是90年代后期修筑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七是1897年建成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八是1895年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九是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十是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十一是1904年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十二是1910年成办私人的上海图书馆。透过盛氏的“十二个第一”不难想象出盛宣怀被称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的道理，不难看出他由商至绅的人生轨迹和独到的绅商主张，不难梳理出他的经营思想和实业理念，也不难窥视出盛氏“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的人生风采。
近代官、绅、商、学的嬗递与绅商角色
“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亦字幼勖，居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年号止臾。江苏武进县人。祖父盛隆嘉庆庚午(1810年)举人，曾任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道光甲辰(1844年)进士，侍郎衔，1860年前后以布政使衔任湖北盐法武昌道.盛康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书.盛宣怀在童年时，时而随在父亲的官邸，时而回常州盛氏府第读孔孟经书.在接受封建教育的同时，又受其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比较注意社会实际问题.1866年应试中秀才.后乡试三次不第，遂绝意科举.1870年经人推荐为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早就与盛康关系深厚，对盛宣怀颇为器重和赏识，委派为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随侍李鸿章左右.由于卖力地工作，深取得李鸿章的信任，受到提拔.从军逾年，即被荐升知府，道员衔.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盛宣怀随李赴津，追随李鸿章经办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事业，成为李鸿章的左右手，历任重要职务.1873年任轮船招商局会办，1880年任电报局总办，1892年任津海关道，1893年筹办华盛纺织总厂.由于办理洋务有方，1896年张之洞邀请盛接办汉阳炼铁厂，兼筹办芦汉铁路.是年10月20日经张之洞与直隶总督王文韶会奏谕准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该公司在上海成立).1897年5月，盛宣怀又在上海主持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官办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8年开办萍乡煤矿，后成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盛宣怀在办理洋务事业中节节取胜，由四品衔升为一品衔，先后被清廷授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等官职，稍后又获太子太保衔.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升任商务大臣，1911年又任‘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张之洞、王文韶称赞他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在洋务派集团掌握的轮、电、煤、纺四大企业中，盛宣怀直接掌管三大企业，被称为清末洋务派中最大的官僚资本家.他所经办的轮、电、矿、路、纺等兴国之‘大事’，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其经济主张与实践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趋势。”
“盛宣怀在其洋务事业的经营活动中，体会到新式人才的重要.办新事业必要有与其相适应的新式人才，否则将一事无成。盛宣怀认为新式人才必须立足于自己培养，聘用洋人只能是暂时的、短期的，认为迫切需要培养难度较大的专门人才，尤应早日培养矿务人才，办正规学堂.甲午战争以后，他认为欲图自强，应当以培养人才、设立学堂为先.他以兴办学堂为己任，1892年任津海关道，即着手研究兴办新式学堂.盛宣怀与当时在天津自办中西书院的美国人丁家立来往颇密，多有接触，研讨办学之事.后秉承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旨，和丁家立筹办一所新式学堂，经细致的研究将办学章则、办法、实施计划草拟完成，于1895年春盛宣怀向李鸿章禀请具奏。盛宣怀又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于1895年9月19日禀请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1895年首先在天津创办中国新型模式的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又于1896年在上海筹建南洋公学——即今日交通大学的前身.这两所学堂先后建立，是我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学校。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建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南洋公学建立下院、中院、上院.这两所大学对于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起到开拓作用。”
这两段盛宣怀小传既给我们勾画出了盛氏由商至绅的轮廓，也透过盛氏感受到了绅商们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壮阔场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一系列空前的社会变动，中国社会流变出一个颇有奇特的新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既以科举功名和职衔、顶戴为标识，附骥于官场，又同时广泛涉足工商经营活动，孜孜牟利，成为晚清到民国初年一支举足轻重、极其活跃的社会集团力量。这一新兴社会阶层既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又拥有相当的财力，逐渐取代传统绅士阶层，成为大、中城市乃至部分乡镇中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他们集绅与商的双重身份合双重性格于一身，上通官府，下达工商，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中介，起到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请命的“通官商之邮”的作用。绅商阶层的形成，既是明清以来绅与商长期对流的结果，更是近代社会历史变动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绅商”则成为传统绅士向近代工商资本家转化的中介桥梁。这种转化又是通过由商而绅和由绅而商的双向社会流动的途径来实现的。绅与商的相互渗透融合，终于突破了士农工商尊卑有序的传统格局，使绅与商这两个处于等级结构两端的社会阶层相互趋近和吸纳。改变了自古以来，商人就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固定角色，商人在这一特定时期活动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中国社会中最为先进的一支社会力量，他们的经营活动松动着传统社会的根基，推动着传统社会的缓慢转型。如何从商人与近世社会相互作用这一广阔视野，考察商人在近世变革时代的特有功能。研究近代商人群体的形成、商人的社会生活与心态、都市社会经济的变迁及近世商人自身的变迁等问题，指出在中国特有社会结构下，商人始终处于两难境地，至今难以走出近世社会的怪圈，为当今经济改革乃至社会改革之明鉴。
我们应以较广阔的视野考察洋务运动中官、绅、商、学几个不同类型群体的角色与功能。一是曾、左、李、张等督抚群体，他们有权、有势、有钱乃至有兵，可以影响中央政府决策，并在自己管辖区域内大刀阔斧兴办各类新式企业、事业。二是郭嵩焘、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等思想先驱群体，他们在幕府内外影响幕主，参与决策并制造舆论。三是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等科技官僚群体，他们已走出书斋或实验室，承担新式企业、事业的专业领导重任。四是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唐廷枢等经营管理者群体，尽管旧官僚界对这些风云际会的颇有开拓型、经营型气质的新起官僚难以认同，但他们的作用极为重要，督抚群体的决策，思想先驱群体的观念，科技专家群体的才智，都要经过他们的组织运营才能成为现实，成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新式企业、事业实体，逐步为中国的现代化构建最初的框架。至此，官、绅、商、学不同群体的各自活动轨迹与相互关系的探讨已是呼之欲出。
盛宣怀集官、绅、商于一身的本质规定性，使他能够从容地周旋于官、绅、商各种势力之间，左右逢源，深得李鸿章等督抚大员乃至于清廷的赏识。张之洞曾对直隶总督王文韶推崇他：“环顾四方，官不同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谩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皆不足任此事。该道无次六病，若令随同我两人总理此局，承上注下，可承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
清末官督商办企业的改革思想及实践
伴随着绅商阶层的形成，相应出现了一大批特殊的企业，那就是官督商办企业。它们是洋务大吏想出的解决洋务大业资金匮乏的办法之一，是运用官商合作的形式组建股份制公司。其特点是：第一，在投资关系上，商股未凑齐以前，先由官本垫入，以后再逐步归还。第二，在官商权力的划分上，“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主持”。所谓“官督”、“商办”即由此而来。目的是官商两头兼顾，各扬其长，不过在双方的关系上，商办重要，官督更重要。
“官督商办”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体现了国家资本、私人资本一起上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封建农业国兴办新式工业企业之初资金启动难的问题，有利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展。
在当时中国投资新式产业风气未开，且“民贫于下，财绌上”，“散借于凡民，则苦其零星难集”的状况下，要在中国发展公司制度，不能不寄希望于官府出面协助。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资本主义企业这株幼小的嫩芽能否茁壮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支持力度有多大，重商主义就是反映国家干预的理论。后发展国家要追赶先进国家，需要国家支持的力度就更大。即使在资本主义企业已经成长、壮大的时候，西方国家照样对企业进行大力的支持。
马建忠曾以当时西方各国兴办铁路为例，指出官商合作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他说，当时西方铁路股份公司的资金来自不同的投资主体，“或纠集于商，或取给于官，或官与商相合办”。如果铁路公司无贸易之利可图，“于是官自办之”有之；“官先创造而交商经理，或商先创造而官为经理”有之。如果铁路公司“利入甚微，制造经理之费难于取偿，始有官商合办之一法”，而官商合办之法又有几种类型：“有官租地与商而不取其值，权其利息之厚薄以定租地之久暂，限满归官者；有商自造自理而官为津贴者；有商股难集而官代为偿其息以鼓舞之者；有需股甚厚难以纠集，而告贷于人难以取信，于是官为具保者”。这些都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近代工业，组织股份公司之成功先例。不幸的是当时清政府仍受着前现代社会超经济控制传统的影响，官权大于民权，未能发生像外国政府那样的有利作用。我们可以谴责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团对近代工业之发展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但不能认为政府参与工商业一定要起坏作用。
即以人们所歌颂的由商民由集股设立公司的形式而言，其大方向可能是正确的，但也不是完善无缺。马建忠曾指出，那时的英美有一些公司，系私商“自集股、自设局”而成，官府不予过问，终因“同行争、市价低、得不偿”而倒闭甚多，最后还得靠官府出而扶持。何况我国那时幼弱的民族工商业还多了一个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竞争压力，在那种既无集股习惯而资本投资市场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如否定官府的任何形式的参与，近代工商业尤其是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将如何产生，在与国外企业激烈的竞争中又如何生存下来且有所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著名的洋务派人士中，没有一个不期望政府对企业的发展予以一定支持的。即使批评官督商办企业弱点，坚持工商业由私人纠股自由经营的洋务派思想家，也非常强调政府在企业发展中的扶持作用。例如主张商战的郑观应就反复强调官商联合兴办新式工商业的重要性，主张“既应借官力以维持，而工艺之行尤必藉官权以为振作”，总之是要“用官以助商力之不逮”所不同的是，洋务大吏和洋务派思想家对国家支持的理解有差别。洋务大吏理解的国家支持是“官”对企业经营的全面干预，即“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洋务派思想家所理解的国家支持是在特定的领域，即“民力所不逮”之处，发挥保护和稽查的作用，而并不是要求他们掌理企业的经营大权。在洋务派思想家看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由商任之，企业和国家的关系是依法纳税和征税关系。
笔者认为，在一国现代化的初期，出现一批官营的或官府参与的带有不少缺点的近代大工商业，无论如何总比没有它们时要好些。官督商办企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至少起过以下两个作用：首先，诞生了一批近代意义上的大中型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像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大型民用企业是不会产生的。其次，鼓励了更多民用工业的诞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当时民营工业发展的地区常是官督商办企业所在的一些大城市，而其他没有官督商办企业存在的地区民营工业也并不发达。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官督商办企业出现后，起到了既有利于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传播，又以其高收益刺激了人们投资新式工业兴趣的结果。
随着中国新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投资新式经济产生了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方针，就应该向退出微观经营领域、而重在宏观调控的方向转变，这也正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所鼓吹的。此时继续坚持国家对经济全面干预的方针，将会造成以下后果：一是严重阻碍了民间资本企业的发展。由于担心国内同行企业的竞争，有碍于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目标的实现，洋务大吏遂通过专利权的手段，通过行业垄断人为扶持官督商办企业的成长。这在经济发展初期，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但到后来，这一制度越来越成为阻碍民间资本产业发展的绊脚石。时人将这种行业垄断非常恰当地形容为：“是何异临敌而反缚其众将士手足，仅以一身挡关拒守，不亦质乎?”
英国专栏作家干德利在他所写的中国进步的标记一文中，对轮船招商局有这样一段评论：“招商局的经理们对能够参加贸易以及和外国的敌手们和平共处外，已感到满足了。”“当局习惯于干涉私人企业，因而严重地阻碍进步。我们也许可以再指出另外的一件奇异的事情，就是台湾的巡抚为着帮助该岛发展贸易，曾购买了两只火轮船，而招商局的保护者们反对这两只船到北方贸易，认为是对招商局商场的侵犯!”正因为此，当时希望中国企业制度发展的人们无不批评这种影响经济进步的政策，指责这种垄断是“损华益洋”的“短视”。二是束缚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在竞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是促使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营销方式，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推动力量。李鸿章等人为地扼杀竞争，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使自己所办企业处于无国内同行竞争的优越地位。这样，企业便缺乏改善经营管理，改进生产技术设备，改善营销机制的推动力，因而日益陷入停滞不振甚至萎缩的境地，就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鸿章的行业垄断思想并不具有保护先进生产关系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而是保护了落后，从根本上制约了洋务官办企业的发展。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史最动荡的年代，这段历史在漫长的岁月洪流中不过是历史之一瞬，但它的兴起在中国文明史上却写下了爱国求变者的辉煌篇章。新旧时代更替，中西文化交融，离乱动荡，百废待兴，这就是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给人们以空前的磨难也给人们以难得的机遇。这是一个英杰倍出、群雄并起的年代，既有振臂一呼、万众影从的政治巨人，也有埋首书斋、通古博今、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也有独步洋场的商界奇才，他们无一不表现出卓然不群的真性情、超凡脱俗的真才华。对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现代人来讲，他们已成为永远无法复制的神话，仿佛殿堂中供奉的神像，只能于膜拜顶礼、赞叹感慨中摹想其风采和音容笑貌。离乱动荡的特殊历史环境给这些人的生平经历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奇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