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是一直敬佩茅于轼先生的，这可能原于我的四大价格规律正好顺利解答著名的“茅七问”，尤其是其中的同工不同酬这一问，但是从他近来的炮轰经济实用房，鼓吹富人创造了财富等言论看，有必要与他商榷一下。
一、经济实用房在于抑制房价
茅于轼当年极力认为有房产泡沫令人记忆犹新，但是这只是他过去的成功，不代表现在。他认为经济实用房主要是中高收入家庭买，中低收入家庭买不起，这是国家用富人的纳税钱救济富人，多此一举（http://bj.house.sina.com.cn/news/2007-01-15/0732170261.html ）。这的确是事实，他的这一炮也的确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但是这不代表学术的正确性。我仍自认为我的“对我国房产价格的深层分析”（http://bj.house.sina.com.cn/news/2007-01-15/0732170261.html ）是一篇学术价值不错的论文，经济实用房（低价房）就是文中建议抑制房价的一个措施，但是茅于轼先生却认为经济实用房是救灾的，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救灾的房子叫贫房、大棚房，不叫低价房，这是妇孺皆知的，但是茅于轼先生不知。
他批判穷人买不起经济实用房，所以应取消经济实用房，这说明他还不知经济实用房是用来抑制房价的这一经济学原理。经济实用房抑制房价是靠“钳位效应”来完成的。在市场上商品始终是老中青三结合，但是由于三者生产的时间不一样，其本身的价格（价值）是不一样的，然而它们得按同一市场价格买。这种按同一市场价格买是靠价格的“钳位效应”来完成的，如果新商品的数量多则老商品的价格被钳位到新商品的价格上来，反之亦然。比如电视机，去年生产的价格高些，今年生产的价格低些，这样一来，如果今年的市场上是新电视机占多数，则去年生产的电视机今年卖时就只能低价卖出了，反之，今年生产的电视机就得高价出卖了。房子是耐用品，房子市场始终是老中青三结合，这样如果高档房做的太多，则老房子的价格都被钳高，于是出现泡沫。如一套旧房，残值无几，但是拆迁或卖出时，它至少换回同等面积的新房。自然，如果市场上的经济实用房数量较多，则房价就会被钳低，旧房的价格也会卖低。其实在正常秩序下所有的经济泡沫最终都是靠价格的“钳位效应”来完成的，“钳位效应”不明显的行业是很难出现泡沫的。这就是纺织业、电子业不易出现泡沫，而房产业、证券业、原材料业容易出现泡沫的原因，但是这位看准了房产泡沫的茅于轼先生并不知道“钳位效应”是泡沫产生的一种自然机制。
至于经济实用房总是被黑箱卖了，被有更钱的人买走了，炒了，那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茅于轼先生如果对此不满应该去轰击政治。
二、财富是大家共同创造的
茅于轼先生还大讲富人的收入高是因为他创造的财富多，穷人穷是因为他创造的财富少（http://www.gzkj.gov.cn/kjhd/xscontent.jsp?infoId=60874 ），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这种“谁创造归谁所得”虽然是马克思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但是它实在说不通。茅于轼先生不管这一点，居然用搬石头、理发、洗碗来说明中美收入差别是因为创造的财富不同，真不敢相信这是茅于轼先生对“茅七问”答案！同样搬块石头在美国创造的财富就多一些，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们的社会是合作的社会，没有合作就没有分工。合作决定了社会的财富是大家同创造的，这就好比心、肝、脚、手、头和细菌合作组成人一样，人的整体活动只能是他们共同创造的。如果要在合作中分出心写了多少字、肝写了多少字、手写了多少字，那不是学术。作为工科出身的茅于轼先生似乎不懂得轮子、瓦缸、螺丝、汽油等合作构成机器的这个基本道理。我们财富总是一系列要素共同创造出来的，对于我们每天看的电视节目，如果认为电的贡献比电视机的贡献小，或认为电视机的贡献比电的贡献小，都是不对的，因为这种认为本身就是不恰当的。
茅于轼先生说现在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因为有老板的缘故，这是盗用对比分析法，看来茅于轼先生的哲学功底不雄厚。对比分析法在结构性事件中是不管用的，而绝大多数合作劳动都是结构性的——就像轮子、瓦缸、螺丝、汽油之间的那种结构关系。显然，如果工人们还是像大锅饭时代那样出工，老板还能创造高速的经济发展吗？再说，如果没有政治的支持老板连出现的可能性都没有，这样依茅于轼先生的对比逻辑，说改革后经济的高速发展是邓小平创造的这岂不更合理？
三、工资是分配财富的多少，与创造没有必然联系
至于工资是多少，这是分配问题而非创造问题，社会要分你更多财富就会给你更高工资，社会要分你更少财富就会给你更低工资。工资与创造的多少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中的工资看起来总是与“创造”相连联系，这只是分配方式的一种选择，而非必然。我们完全可以依人权、人头等建立另一种分配方式。由于我们的财富在总体上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所以为了鼓励大家努力劳动，在分配财富时总是要将工资与“创造”相联系，创造因此充当了主要的分配标准。显然在劳动或创造一定时，如果系统的财富更多（不管财富是偷来的还抢来的），那么分得财富就一定更多，从而工资更高。同样搬个石头在美国能挣更多的钱就是这个道理。
财富的分配是要考虑很多问题的，就茅于轼先生提到的老板的收入而言，实际是由“头规律”决定的（http://www.xslx.com/htm/jjlc/lljj/2005-11-30-19503.htm ）。头规律是说人类群体一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人当头。头为了组织和管理群体它必须掌握群体中最关键的要素，当代企业最关键的要素是资本而不是人，所以头得掌管资本。生产资料在奴隶社会时期到处都是，那时人最关键，所以头得掌管人，也许将来的头不需要掌管生产资料，但是那是将来。当今这种生产资料和利润归少数掌握的分配关系，是当今组织生产的必要条件，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变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头叫领导，不叫老板。总是依“谁创造归谁所得”去说教，叫人家不要仇富，这没用，因为工人会反问如果我们工人不干活老板还能发财吗？你哑口了，回答不上来。要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先得将这个道理讲透，要让百姓知道财富虽然是大家共同创造的，但是头规律决定了社会中只能有少数人当老板，多数人当百姓，且决定了生产资料和利润归老板掌管，这是不可抗拒的。至于是否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当头的权利，那不是经济学能解决的；至于当头的机遇问题，那是偶然问题，是运气问题。
实际中总是以贡献大给某些人高工资，那只不过是随便找了一个得以实现管理目标的借口罢了，而不是真实。例如现在的多数行业中的高收入者是卖商品的，这绝不是他们创造的财富更多，而仅仅是因为营消是系统的瓶颈。在管理学上有句名言“利润产生于薄弱环节”，卖东西的人的收入能比研究和生产东西的人的收入高仅仅是因为卖东西这个环节做的不好，绝不是他们创造了更多财富。因为这里是瓶颈，得用高工资鼓励勇士去解决问题。显然电力交通系统卖东西的人的收入一定不会是很高，因为现在的电和交通卖得非常好。为什么有些企业用几十万的年薪聘用电焊工呢？因为那些企业的瓶颈就在焊接上，这问题不解决企业生产船、火车、飞机卖不出去。“利润产生于薄弱环节”实际上是就是“堵车”问题。公路堵车后，整个道路资源将会浪费，效率极低，此时我们只需少量投入解决堵车问题便能产生极高效率，自然为了鼓励尽快排除堵车问题就得给相关人员高额“奖励”。
我2003年刚上网时在士柏网第一次接触“茅七问”时就断言茅于轼先生自己回答不出自己提出的问题，还为此与茅于轼先生的拥护者吵了起来。之所以敢有此断言，是因为同工不同酬一定是分配理论才能回答的，但是我的书是2002年底才出版，能在书正式出版前就知道我的分配理论的人不多。我那书的初稿好像在1990年就完成了，同工不同酬一直是我反驳武汉那些教授们的最有力事实。茅于轼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早在他得意洋洋提出“茅七问”前就有人已经回答了“茅七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