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什么帝王思想会受到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追捧呢？应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真正成长起来，是在1992年以后。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发展起来的。最早下海的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一批社会弱势群体。比如释放后的劳教人员，出来之后没有工作。还有知青返城后，家里没有什么背景，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尝试着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生存权。到了19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里一些有技术的人，觉得不太得志；或者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甚或因为对钱的欲望比普通人高一些，他们开始下海，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创业。到了1980年代末的时候，又有一批手里有政府资源，借助双轨制，可以搞到批文从中获得价差的人开始了官倒，也就是利用政策提供的不同价格差，进行合符规则的权钱交易。1989年以后，中国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新的阶层，他们对政治开始厌倦或者是淡漠。到了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他们开始大批下海。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做事要找到思想和理论上的依据。中国几千年来，商人的社会地位都是很低的。一直到1992年，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才从根本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可以理直气壮的依据，这就是“市场经济”。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不排斥社会精英下海经商的选择。科瑞就是在那个时候组建的。我记得我下海时，给我们总公司党委写信的时候，特别理直气壮：“现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到来了，让我们年轻的共产党员下海闯一闯，你们老共产党员留在体制内。”这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当时我还属于第三梯队，是总公司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在1992年前后，有一大批在体制内很有前途的人开始下海了。大批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从体制内进入市场以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支撑。现在有人把它称之为信仰方面的支撑。1992年的时候，还不敢说在信仰方面找支撑，主要是从文化和思想观念上找。在我国，自古以来都是“士、农、工、商”，1949年以后是“工、农、兵、学、商”。就是说，经商这个职业自古以来都不被主流认可。那么，下海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找到一种精神上支撑呢？这是一个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流行这样一句话，叫做“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读《曾国藩》，是因为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他这辈子又立功，又立言，又立德。中国古人认为，人要超越生命，除了繁衍后代外还有三个方式，这就是“立功、立言、立德”。曾国藩这辈子还就真做到了这三点。立功，把太平天国灭掉了，作为一个汉人能够得到那么高的官位。能够在过年的时候，让慈禧一手牵着他，一手牵着一个满人，这是非常高的荣誉。立言，曾国藩写了那么多的东西，比如《曾国藩家书》，现在还卖得很火。立德，曾国藩在道德修养方面也达到了一个很高水平，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过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说曾国藩是卖国贼，镇压农民运动，而《曾国藩》这本书，我认为是给曾国藩平反的。曾国藩怎么当官从政的，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去揣摩，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政治斗争比较残酷，怎么把自己的官当大，不要被别人捏死了，能够安全地上升，这是需要智慧的。
当然了，现在从政的人要不要学曾国藩，我不知道，因为如果真要去学，还真不容易，立功、立言、立德。曾国藩的这套东西，现在是不是官场上的规则，我不清楚，如果说这本书当官的不爱读也是可以理解的。刚才我的一位朋友送我一本杂志叫《中国财富》，这里面列了贫困地区的十大豪华建筑，建得跟白宫一样，还有一个像天安门。看了这个我就知道，这些官员会学曾国藩吗？学不了，或者不会去学。当封建社会的官也不是这么做事的，何况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的官。我对官场上的事不太了解，我一脚踩在经济界，一脚踩在学界，对三角另一端的政界最陌生，不知道现在的官场的规则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做这些事情的人，不是不知道曾国藩，也不是学不到，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学。
第二本书是台湾作家高阳写的《胡雪岩》，主要通过历史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经历，讲商人要挣钱，必须和官府勾结，然后把官府控制的资源变为己有。这样一本书在上个世纪90年代非常火，很多人从中学到了做企业的规律，赚了很多钱。当时也有企业家和一些学者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说中国民营企业家如果都去学胡雪岩了，都学着官商勾结了，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希望了。但是批评归批评，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但是，轮到我们自己决策的时候，往往考虑的是“只能”这样做了。很多书都在告诉人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但是，现实生活是很残酷的：我“只能这样”。生活其实很无奈，“应该如是”和“只能如是”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我们可以对生活提出这样和那样的要求。但是为什么会成为这样？我们没有答案。学者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就像现在我们看的“八荣八耻”。大家看到的是一系列的“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看一看，现在中国的道德文化水准，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对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树立正确的荣耻观是赞成的，但对“八荣八耻”这样的文字表述比较反感。字又多又记不住，“八耻”里面随便拿出一条都经不起推敲。我们不妨拿出一条，比如“以违法乱纪为耻”。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以违法乱纪为耻”贴得到处都是，很可悲。就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到处贴“不准随地吐痰”。我认为中国这三十年的一个进步，就是在省政府门口不用贴“不准随地吐痰”。什么时候中国处处都看不到“以违法乱纪为耻”招贴的时候，我们就又进了一步了。违法乱纪怎么是为耻的事呢？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标语口号？怎么能满中国到处贴呢？我不知道创造这样口号的人，脑子是怎么想的？我们可以说这个杯子里的水不卫生，但如果这是一杯狗屎，我们还说这杯狗屎不卫生吗？那是有毛病，它的确是不卫生，但它已经不是不卫生的问题，是根本就不能吃的问题！违法乱纪根本就不是耻的问题，违法乱纪了，它是法律制裁的问题，不是道德约束的问题。所谓“耻”的问题，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还不能上升到法律，只要上升到法律就一定是耻。我们这样到处贴“以违法乱纪为耻”，难道我们现在的中国人，都堕落到“以违法乱纪为荣”了，要用这个口号来打压一下这个不良的风气吗？是不是到了“一人双规，全家光荣”？是不是这样呢？我想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这条标语贴出来之后，会被世界人民误读，误以为中国人民违法乱纪盛行到了要用道德来约束。我们解构社会现象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们都知道“八荣八耻”，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荣耻观颠倒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需要深入分析的社会问题。
回到《胡雪岩》这本书上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胡雪岩》这本书可以畅销。这本书的观点对于企业家来说有两点是可以接受的：
第一，企业家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人家是这样成功的。胡雪岩不是编造的，是真实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按胡雪岩的套路走，不乏成功的案例。
第二，用用西方现代经济学也能解释这一类现象。在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社会里，只要政府的权力过大，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政府官员又不能直接从这些资源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控制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租值”的东西。于是就会有人来寻租，在寻租的过程中租值就会耗散，利益就会转移。从公有转为少数人所有。我是2000年开始学经济学的。当时北京大学的汪丁丁教授告诉我，要学经济学很容易，你只要把“成本”和“租”这两个概念学会了，你就是经济学家了。你如果能够学会一个，就是半个经济学家。我这些年就专攻“成本”。几年下来，我自认为现在已经可以用成本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成本”概念比较简单，“租”比较复杂。我只知道一点点。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政府官员给你批一个营业执照，可以今天批，也可以明天批，甚至拖一个星期批也不犯错。那么他手中的这个公权，就能产生“租值”。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批给你了，你应该给他两千块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说他生病了，或是要出去玩几天，拖到一个月后才给你盖章，你的损失不止两千。因此，你今天用两千块钱给他，换取执照提前开业就是合算的，对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也是有好处的。可能有人会问，他为什么可以拖一个月才批营业执照呢？因为他有这样一个不被监督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却没法监督它的实施。这个权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钱。如果你不懂得这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就不要经商。如果你懂了，就应该快快地送钱。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你当官也好，经商也好，会慢慢悟到这个权力是可以变成钱的。经济学就是这样解释的，它不讲是否道德的问题，只讲是什么，为什么。如果制度是这样安排的，这里面就会产生“租”，租值就要在交易中耗散。而这个租值在耗散的过程中，交易双方都获利。这就是经济学对“寻租现象”的科学解释。
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公权要受到约束，私权要得到保护，就是这个道理。只有私有产权得到保护后，人们才会使资源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而公权是很容易变得没有效率的，因为保护起来不大容易，或者成本很高。我们刚刚看的这些贫困地区的十大豪华建筑，都是拥有巨大公权的人，利用权力做出的让人民伤心的事。你看，在这些雄伟奢华的建筑旁边，都是破烂不堪的贫民窟。记者揭示并公布的这些现象，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政府要改革自己的时候了。我们现在看看每年的“两会”，都有一些明显的进步。最终这个国家要改造成真正的、1949年我们就说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正在朝着1949年制订的目标前进。不要以为我们在2007年说达到1949年提出的目标是倒退，不是，是前进！是朝着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前进。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党和政府都在进步，这个进步就体现在政府越来越受到人民的约束。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一个书比较热销，就是二月河写的《康熙大帝》。这本书给我们广大的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康熙在中国的帝王历史上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1990年代中期的民营企业家和1980年代的民营企业家不同的是，一些企业家开始敢于自我表扬了，敢于说自己好。同时社会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社会开始关注和尊重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也从社会的一些关注当中，找到一种成就感。过去是富了不敢说出来，现在是这个阶层的人，开始在社会崭露头角，开始说自己有很多的钱，甚至夸大其辞地炫耀自己的财富，因为社会开始尊重创造财富的人。当然，有些人在这种尊重中，难免也膨胀出了“国王意识”，这样的“小王国”有的是几百人、几千人，或者是三五个人。这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自古以来骨子里就遵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念。通过经商可以建立商业帝国，正好是这样一种意识的外露。社会允许民营企业的发展，引发了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商业帝国梦，一开始不是从什么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那里得到启发的，他们更多的是从中国的帝王政治的文化遗产中传承过来的，与现代企业家的那种感觉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人历来就不缺乏当国王、当皇帝的欲望。在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就代表中国人民喊出了这样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就没有忘记。现在的中学课本上应该还有这句话。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恰好提供了一个让每个人都可以寻找这种感觉的可能：这就是做企业，在企业内部可以找到这样一种绝对权力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皇权绝对统治这样一种思想解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奇怪，在一批人追求帝王思想这样一种特殊的思想文化的演进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变迁获得了一种原动力。这个时代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变局，它给了中国人这样一个机会，让你在你的一亩三分地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充分的经济自由，也带来思想的充分自由，当然也包括管理思想的创新。
每个企业家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式，这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点。而每个企业家也不能跳跃这个时代，尽管别人的东西好用，但未必自己就能用。所以我们在读国外的管理学，在读成功企业的书时，应该常常提醒自己，别人的东西你拿来了，不一定管用。因为你的文化和环境与别人不同，别的企业成功了，你未必就能成功。
我们科瑞走了十五年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如果从现在回到十五年前，我绝对不敢下海。虽然科瑞现在的结果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当年的想象，但是作为企业创始人，作为董事会成员，我知道很多时候能走出来都出于偶然，我们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十五年中，如果我们在哪一年中，倒下来了，这是必然的。而我们没有倒下，跌跌撞撞走过了十五年，有太多的偶然因素贯穿于整个阶段。这种偶然的因素，决定了你回过头再走一遍是不敢走的。当年你走过来的时候，以为你走的是一条宽阔的阳光大道。而走之后，回过头一看，吓你一跳，你发现，你走的脚印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你只是运气太好了，正好没踩空。所以，如果自己都不敢重复走一遍是不能忽悠别人向你学习的。回顾这十五年，我们清楚的看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有太多的变数，每个人都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没有必然的先知先觉。如果谁要说科瑞有没有什么成功经验，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有，但你也学不到。因为每个企业的成功是由多种不确定和复杂的偶然浇灌而成的，是不可复制的过程。而且就科瑞本身来说，其实有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高速的变化是它最显著的特征，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很大原因是我们必须应对这种高速的变化。速度太快了，就容易晕车，不是因为我们的智商不够，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是因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此，多数的民营企业家只能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去学习。作为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在中国最容易学习或者说最容易学到的东西就是帝王思想。我们应该坦率地说，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头脑中的管理思想，是受到了中国帝王思想的影响。因为两千多年来，正是这样一批中国人，他们用这样的思想统治了这么大的国家。半部《论语》也好，一部《资治通鉴》也好，这么大一个国家都能统治，那么，我们统治一个小企业，难道就不能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吗？比如康熙说的“不怒自威、亲而难犯”这八个字，难道不值得我们企业家学习吗？我想康熙说的这八个字不只对于企业家，而是对任何领导人都应该被作为追求的境界。这八个字，客观地说，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帝王思想的精华。的确是中国企业家学习管理企业，应该认真汲取的一个重要思想。
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就是以这样两种不同的方式展开的。我们学习帝王思想，人家否定了帝王思想，西方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在平等的条件下进入市场经济，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转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恰恰和别人有一些区别。这样一个文化现象，无论是对文化界，还是经济学界，都是一件很有意思。而且可以好好地把玩的事情，值得认真研究和琢磨。
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管理思想有两个重要的来源：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管理思想。这个离得比较近，眼睛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在浙江嘉兴南湖，13个人白手起家，1949年就做成了这么大的“企业”，做成了完全控股和绝对控股的“企业”。在这28年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肯定会为我们现代人提供如何管理人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如何解决分与合等问题，这里面丰富的思想财富，是应该去学习的。因为，企业家在现实的经营管理过程中面对的也就是这些问题。
第二，青洪帮的文化思想。记得1992年的时候，我遇到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正在研究青洪帮的管理模式。我们都知道，在1992年的时候，很多民营企业每当赚了一百万，就会散伙，各做各的。民营企业成为长不大的老树。当时，大家就在想，如何管理这样一个没有编制和户口约束的队伍？怎么才能使企业做大之后，继续凝聚人心，不散伙？看看人家青洪帮，这样一个被政府打压的组织，是怎样成长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机制，保证了他们的团结？民营企业和青洪帮不同，民营企业是光明正大的，青洪帮是被追杀的，人家被追杀的这样一批人，还可以把组织做好，人家的组织制度设计中，肯定有可取之处。被政府追杀的人，还可以团结一心做坏事，提心吊胆还能不散伙，我们光明正大做好事为什么就做不好呢？
有一次，我在旁听一位企业家讲青洪帮的经验，他们是如何做发展成员工作的。第一要重德。一个人要加入帮会，要看他是否孝敬父母。到他家去看，如果他对父母是骂骂咧咧的，他肯定不能加入帮会。一个人连父母都敢骂，那将来肯定也会骂帮会老大。这一条很厉害。还有很多规矩，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其实，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大家都在寻找一种稳定的组织形式，以确保能够把队伍长期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市场的竞争。一方面要把钱挣来，一方面要保证这个钱不玩丢，人也不玩丢。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民营企业不像政府机关，上面一纸任命，可以立刻赋予你必要的权威、编制、住房等等条件，可以对下面产生一种权威。做民营企业则完全要靠自己来完成权威的确立，没有什么上面的红头文件。
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多数企业家，会从本土文化中寻找管理思想的支撑点呢？
第一，这是因为从本土文化中，获取思想的成本比较低。不要读MBA，不要花钱，你可以很容易从小说和评书等等历史故事中学到。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一种组织的结构建立和相关制度的安排，如果能够从传承获得就比较便宜。而引进一个新的制度，成本往往比较高。这是因为，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完全用制度来管理。相对于制度而言，文化是便宜的。制度则贵得多。尤其是没有文化支撑的制度，更是一种成本很高的约束。其次，任何制度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把人的所有行为全部规范了，人的多数行为还是靠文化认同来规范的。第三，文化是有惯性的，外来的制度往往会与原有的文化产生冲突。所以在原有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比直接引进制度更便宜更有效。
第二，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大陆的所有富人，在1978年以前都是穷人，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从根本上说都是白手起家。联想也不过是以20万起家的。所以，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为什么坐天下难呢？因为打天下的时候，输得起；坐天下，输不起。打天下时什么也没有，是彻底的无产者：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但是，一旦得到天下，你要守住它，就变的不容易了。打天下的时候，与合伙人分配的是未来。领导人往往会给你一个故事：到了我们的目标实现的时候，将会给你这个、给你那个。这个时候，分配的都是未来，开的是空头支票，是期货。所以，在分配未来的时候，人们一般不太爱斤斤计较，反正也是空的。分配明天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好吧，多一点儿，少一点，无所谓，没准还没有呢。那么，坐天下时，分配的是既得，分配今天，分配桌子上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就比较复杂了。
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创业初期，更多的是面对外患，大家需要团结起来。中国人都知道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人可以共苦，但不容易同甘，即便是一个家庭，夫妻两人打拼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恩恩爱爱；突然有钱了，发现不行了。成功了有钱了反而把一些美好的家庭破坏了，为什么呢？如果用学术的语言来解释的话，那是因为你共苦的时候，面对的是外患，要对付别人，自然要通过团结来保护自己。那么，拿到钱以后，生存问题解决了，夫妻两个各有了一千万。这个时候你面临的问题，就是内忧的问题了，你们两个人怎么花这些钱，就容易产生矛盾了。花钱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偏好，于是用钱的权力问题就出现了。而用钱的权力后面，是关于得到这一大笔钱的贡献问题，这就很容易扯出历史功过，而历史功过谁能扯的清楚？一直扯下去，就离离婚不远了。
挣钱是能力，花钱是智慧。有能力的人很多，有智慧的人不多。在企业当中也是这样，你可以挣到钱，那是你具有企业家的能力。但是你把它分匀了，分得大家还有干劲，这就是企业家的智慧了。所谓“盗亦有道”，古代的盗跖讲的盗者之道是“圣、勇、义、智、仁”。小偷是没有“道”的，所以，一旦被人抓住，他就脸红。江洋大盗与小偷的不同在于，他是有理念的。“圣”是什么呢？就是一下子就知道这个房间里有好东西可拿。正像企业家那样，凭直觉就知道某个项目一定能挣钱一样。第二个是“勇”，他带头，吃苦在前。关键的时候，带头冲进去。第三是“义”，是他最后撤出来，享受在后。第四个是“智”，好项目很多，要知道这个项目能不能做，时机是否成熟。并不是好项目就一定能做，能做也一定就要立即就做。第五是“仁”，就是能把得到的利润分匀了，让大家还愿意跟着继续干。现在，我们的很多企业家连“盗道”都没有学会。当然，这五个字，做起来的确不大容易。如果真能做到的话，确实对企业的发展有好处，就看你是怎么理解的了。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为“强盗的理念”歌功颂德，而是说但凡要做大事，不能没有理念。
因此，我们常常说，一个企业当面临外患的时候，比较容易实现团结。因为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面对外患，更多的需要大家的勇气，敢于去拼杀。而当你遇到内忧的时候，就需要企业家的智慧了。对内的团结问题，就要有另外一套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阶段我们民营企业，其发展时间并不长。所以，它面对的问题，与开国帝王面临的问题比较相同：第一是拿下，第二是守住，第三是扩张。
第三，民营企业家与帝王都是产权所有者。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经营动力呢？因为他们要扩大自己的产权。而管理的动力是他要以最小的成本来保护他的产权。
一个企业，既要有经营，又要有管理。经营就是从外面把钱拿回来，管理就是把这些钱看住了，不要浪费，不要折腾掉。所以，企业家的经营和管理，与打天下和坐天下有相似之处。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的，天下其实是家天下。为什么有的企业要做家族企业呢？因为，这里面有相通的道理。
我对批判家族企业总是不太感冒。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只要人家有发展，为什么要用一个所谓的西方现代的东西作为标准来说人家不好呢？用国外的某些企业作为参照系，来说家族企业不好，是没有道理的。何况国外也有很多成功的家族企业，人家也做得很好。我认为，家族企业好就好在这是他们家的，他们最认真负责。重庆商会的会长尹明善，他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在我们力帆，如果继续搞家族企业，这个企业会慢慢地死掉；如果我现在急急忙忙的去请职业经理人，那么，我这企业会快快的死掉。在慢慢的死掉和快快的死掉之间，我选择慢慢的死掉。”这个就是人的理性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企业在它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非要说人家家族企业不好，这是不对的。因为，所有的企业家，他在选择所有权和经营权模式的时候，都会做一个成本收益分析，他会尽量地减少管理成本和保护产权的成本。
其实，对于已经成功的企业家来说，最关心的是保护产权的成本。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这个社会的成员保护产权的成本的高低成反比。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保护产权的成本越高，这个社会就越不文明；反之，保护产权的成本越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企业也是如此，如果你保护产权的成本很高的话，就没有效率了。家族企业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一定是保护产权的成本比较低的，因为用家里人便宜。当他用家里人贵的时候，并且外面有更便宜的人可供选择的时候，他自然会找外人。这个不是由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去教导别人应该如何做的事。我觉得，作为学者一定不要教导别人应该怎么样。现实生活当中，常常是应该那样，但只能这样；应该这样，却只能那样。应该的事情太多了，但只能的事情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约束条件来定的。因此，封建帝王的思想，之所以有市场，这是因为帝王的家天下和家族企业的家天下在组织形式和产权结构方面有相通的地方。所以，遇到的问题和派生的问题，都比较相似。
第四，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为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内部进行制度和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可能。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了。如果从1978年算起的话，也快30年了。如果从1984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现在，也有23年了。既便是按照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有15年了。在这样一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政策环境，应该说对民营企业是越来越宽松的。社会环境为民营企业家的企业文化创新，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
在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有很多是值得民营企业借鉴的。企业家需要利用前人的经验来管理团队，分配利益，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中，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民营企业家学习的范本。尤其是在处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研究和学习的。
第五，帝王与企业家共同面临一个无法超越的问题。这就是自然的生命必有终结的一天。不管你现在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以至亿万富翁，最后你都要撒手人寰。古往今来的皇帝都怕死，富人都爱保健。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里面的嘉靖更是这样，尽管天天吃仙丹、找长生不老之药，但都逃脱不了自然的规律。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想做大事，或者做成大事的人，都无法回避死亡的严峻拷问。企业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怎么使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或“商业帝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思想延续发展下去呢？
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大家知道朱元璋在死的时候，把儿孙们的所有事情都设计好了。他要求子孙们按既定方针办，一个字都不能改。因为朱元璋打了几十年仗，又当了几十年皇帝，觉得自己总结出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以后的子孙继位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创新，因为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经验和阅历。朱元璋甚至把他一百代子孙吃饭的问题都安排好了。因为他自己是讨饭出身嘛，他不希望以后的子孙没有饭吃。但是，接下来的事情都是他想都想不到的。我们的企业家也是一样。都希望能够为这份有形的家产留下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基因。但这件事情其实很无奈。
我们知道人的智商和本能这些东西，是可以通过生物基因遗传的，但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一不小心做了一件错事--让人的知识和文化不能通过细胞遗传。你这个人学了再多的东西，你生下的儿子还是啥也不懂，还得重新开始学。等学会了，也就快死了，子子孙孙都还得重新学习。这是上帝搞的小动作，搞得我们现在每位都要学习，这实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好在除了生物基因，人类还有文化基因。
怎么让自己创造的产业能够基业长青呢？这个文化基因如何遗传呢？这对于企业家和帝王来说，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听到企业家讲“基业长青”的时候，我们仿佛就听到帝王在讲“万代江山”。一个企业要做“百年老字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愿望。秦始皇要开万世之功，但到秦二世就没戏了。秦始皇梦想着从他开始未来会有“秦万世”，朱元璋也设计得很好，把皇帝交给了他的孙子。结果孙子当了四年的皇帝，就被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孙子的叔叔朱棣给灭掉了。
因此，先人要给后人作设计和安排，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中国历史上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看到美国的国父们创立的制度--宪法--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没有变。从目前来看，这个宪法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的企业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制度呢？当我们企业的老总们，有那么一天挥手辞别的时候，他的企业还会健康的生存下去吗？凡是要做大企业的，企业家自然而然的会想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大体上和过去的帝王们想的相似，虽然没有帝王想得那么大，但是思维方式和思维模式大体上是相近的。
以上讲了中国企业家管理思想主要的三个本土来源。现在的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感觉到已经有这样一种趋向，就是逐渐的要实现一个提升。我预测，这个提升会走向宗教信仰，从信仰中找到生命的力量。我和一批企业家做过交流，这种趋向已经比较明显，并且在扩大。为什么呢？这比较符合人在发展过程的一个普遍规律。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要处理四种关系：第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是身和心的关系，也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第四个是人和神的关系。
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他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他把技术变成了生产力，变成了金钱。而当一个企业做了十多年，而且做得有一定规模之后，大体上说，这个企业家对人的把握还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团结大伙跟他一起干，包括身边的股东、合伙人，下面的中层干部，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队伍。这个时候应该说他已经掌握了怎么处理人和人的关系的原则和技巧，或者说他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的时候有一技之长。要不然他怎么管理这么多人，特别是现在的人，因为现在的人很难管理，人都很自由，没有户口编制分房等制约手段。特别是当一个人，在银行有了五十万的存款之后，他的思想就开始比较活跃了，开始变得有自己的主见了。你要领导这样一批人，特别是你的手下，人家已经有了上千万资产的时候，你还让他听你的，你还要让他在进你的办公室时颤颤微微，你没有高超的水平是不行的。所以，我2005年提出“思想统治企业”的观点，企业家面对一批有钱又有思想的人，你怎么统治他，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在处理好了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之后，企业家还有一门功课，就是要处理自己的身心关系。要使自己不会因为财富，因为企业发展的巨大压力，而崩溃甚至自杀，这也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如果，能够做到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还能够心理健康，那么就到达了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
企业家如果把以上的三个关系处理好之后，他还要处理一个关系，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因为人是必死的。死了以后，那边还有一个世界，或者说那边有没有一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没有人能够回答。有些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据说，最近的一万年以来，我们的地球上曾经出生过2500亿的人，现在还剩下65亿（据说2050年的时候会达到92亿人）。其他的都走了。而所有走掉的人，到了那边以后，他们应该知道那边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但是，他们没有人给我们发个短信，打电话什么的，他们没告诉我们那边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干什么来的？一辈子应该留下什么？这些问题不想它，它不在。想起它，还真是个问题。每一个生命，都是这样，过去没来过，以后不再来。就这么一段，阶段性的，是不会重复的，而且区间很短，具有短暂性。这些问题会困扰着每一个愿意去思考的人。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偶然的，如果那天晚上，你爸爸和你妈妈吵架，你妈妈到你姥姥家去了，那就没有你了。因此，我们是很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对于独生子女来说他有多少哥哥、姐姐没有机会来，就把机会给了他/她，你来干什么呢？为什么要来呢？来了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呢？去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答案。所以，人要去信一种东西，就是解释这一切的宗教。我们现在发展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发展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是，人家有信仰，把手放在《圣经》上来发展市场经济。我们的手就没地方搁，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过去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论语》也没有了，于丹讲的那个《论语》，还不是完全的《论语》。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们把手放在《毛主席语录》上。那时候，我们背一个小书包，“遇到问题怎么办？毛主席语录找答案。”两人吵架，翻到毛主席语录265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我们的战士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好了，你们两个别吵架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现在我们有太多的怎么办，没解，惶惑不解，没有一个标准。这是现代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并且给你的属下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呢？我了解一些企业家，现在开始信上帝了。前天，我还碰到一个企业家，他说他以前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可是一天，他带着好奇心，去参加了一次礼拜。半夜睡觉醒来，突然发现有红光，怎么也找不到光源。上了洗手间之后，这个红光还在，说明不是做梦。第二天起来，这个红光不在了。从此他开悟了，而且一下子就知道如何做祷告了。他讲得非常神奇，而且认真，不像是在忽悠人。
我觉得宗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当一个人相信有神灵在监督自己的时候，他会对自己的言行保持一种负责的态度。这种意识，会让人尽量不要去做坏事。因为头上三尺有神灵嘛。一个社会要稳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社会的成员做坏事的时候有成本。成本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给你的成本，你做坏事有法律的制裁。第二个就是道德良心，你做了坏事，你会在心里产生恐惧和自责。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宗教之所以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是因为它让人内在的良心在做坏事的时候受到谴责，会感到痛苦。做了坏事能够感到痛苦，这就是做坏事的成本。其实多数人都是有是非标准的，在做坏事的时候，其实也知道是错的。只是无法让自己摆脱出来，以为天不知，地不知，别人也不知，而且不会受到惩罚。一个人如果除了畏惧法律的制裁外，还畏惧失眠就有救了。你卖毒瓜子、毒西瓜、毒牛奶，可能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一天赚30块钱，让你晚上失眠三个小时，你就会觉得不划算。第二天就不卖了，这个就是做坏事的成本。但是，如果你做了坏事，晚上却还能睡得很香，那就麻烦了。因为没有这种随身携带的惩罚机制，你就会毫无顾忌的继续做坏事。宗教的功能，就是给人提供这样一种无形的制约。
我记得，在前年春节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传教士通过朋友请我吃饭，向我传福音。我说：你让我信上帝的话，你得先向我证明上帝的存在。他说：我无法向你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你不信的话，你是不是能证明一下上帝不存在？大家知道，后一个问题其实比前一个问题更难回答。你要证明上帝存在的话，有一个案例就可以了；你要证明上帝不存在的话，就要证明所有的案例都不存在。我说你的问题更难，我也证明不了上帝的不存在。他说：那好，你也证明不了上帝的不存在，我也证明不了上帝的存在。那么，接下来我再问，如果有一天我们共同跨越那条线的时候，哪怕是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的可能，上帝居然存在，你是不是比我吃亏？因为我信上帝，所以就去天堂了，把你留了下来。如果上帝真的不存在，我跟你一样，不存在嘛，我也没输给你。所以，这个赌局我包赢，至少不会输，跟你打个平局。我觉得很有意思，至少在逻辑上，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身与心的关系，都需要我们去处理。最后是人与神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企业家在研究帝王思想之后，继续下去就会遇到更深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