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既然人类发展指数（HDI）越高，总和生育率（TFR）越低，发达国家生育率都低，那么通过降低TFR，就可以提高HDI了。这也是中国计划生育的初衷。1980年以来中国开始独生子女政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似乎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中国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有很多人仍然持这种观点，并将生育率降低所引起的抚养比降低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教授说：“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含义即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1983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1]
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教授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比较我国30个省区市的经济增长情况和生育率，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2]，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3]。2000年胡鞍钢依此向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鼓励少数民族家庭实行计划生育。胡鞍钢的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依照胡鞍钢的那种思路，很容易将发达国家发达的原因归功于人口增长率降低，也就是将“生产力压迫人口”所引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误当成“人口增长率降低促进经济”。但是胡鞍钢的这种理论却不能解释广东的现象：广东经济发达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反而高。对此，胡鞍钢认为要是广东人口增长率再降低一些的话，经济会更好，因此建议广东、海南要大力降低人口增长率。胡鞍钢的这种理论在美国也不见效，美国人口增长率比欧洲和日本高，经济发展也比欧洲和日本快，那么美国为了加速经济增长，也应该计划生育？
本着同样的思路，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并建议日本停止鼓励生育并且应该和中国一样，人口至少朝着减半的方向努力[4]。国家计生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马瀛通研究员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是开创“未富先老”到“先老后富”的捷径[5]。
其实这种“人口红利”理论是错误的，降低TFR却并不能升高HDI，刚好相反，HDI的提高是得益于当年的高TFR的。
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要后看五百年，前看两百年，并且要横向比较。眼光只局限于本国几十年的历程是无法准确把握人口的规律的。研究现代人口数量改变，要回溯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探讨生活质量改变，要回溯到英国工业革命。几千年生活水平没有大的变化，工业化使得人类生活水平得到质的提高，西方发达国家如此，比中国大陆先行20多年的韩国、中国台湾省也如此，现在社会发展水平稍高于中国的巴西、泰国也还是如此。同属加勒比海地区的墨西哥、古巴采纳不同的社会制度，古巴还长期遭受经济封锁，但是现在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一致（2003年古巴的HDI为0.817， 墨西哥的HDI为0.814）。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中国工业化奠基时期，是投入阶段，这段时间生活水平仍然低。1980年代之后是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开始收获（比中国工业化起步晚十几年的印度和越南1990年代之后也开始进入收获阶段），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纵观各国工业化历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工业革命的根本内在原因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各国的工业革命都是倚赖人口资源、倚赖年轻的人口结构起家的，但是工业革命却给人类生育带来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压迫人口”，导致家庭结构改变和男女分工紊乱，物质再生产侵占人口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引起生育率下降，伴随抚养比降低。就是说，生育率下降引起的抚养比降低是工业革命的伴随现象，而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其实后期经济快速发展是工业化必然过程，是前期工业化的惯性作用（只要这种惯性不被刻意阻拦），而不是因为扶养比降低。相反，由于生育率的下降，使得物质再生产也难以为继。将抚养比降低视为人口红利，是本末倒置。为了贪图这种所谓的“人口红利”而主动降低生育率，是拔苗助长。
就是说工业化导致人类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必然，只要在政策上不出太大问题（中国1980年以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理论,并不一定比印度和越南1990年代以后的理论高明），就无法阻止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中国恰恰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种巧合却被计生委利用，将工业化引起两种意义相反的结果（生活水平提高和生育率自发下降）都视为计划生育的成绩。
计生委和人口学界说“人口红利”是西方国家公认的概念。但是发达国家又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通过主动减少人口、降低抚养比来获取“人口红利”的？西方国家的学者不过将经济发展和由其引起的扶养比降低进行简单回归分析而已。他们敢用他们的理论去指导他们国家的人口政策吗？
我们比较一下“人口红利”的含义和中国的现实。人口红利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而中国1980年以来是劳动力过剩，高就业压力，人为降低生育率而将妇女推往劳动市场只会加剧就业压力而不会带来额外的红利（高就业压力导致低工资水平，本来一个主要劳动力可以养活全家，现在夫妇俩都工作养活三口人都有压力）；199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储蓄率过高，资本收入太高而劳动收入太低（妇女劳动参入率提高所引起的），导致生产过剩和消费萎缩。2002年之后中国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出生的人口成为新增劳动力的时候），又因为劳动力不够而出现劳动力短缺，民工荒愈演愈烈。前面章节通过中印比较，也表明中国通过计划生育主动降低抚养比并没有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可见，1980年代之后中国的国情需要须循渐进的进行工业化，而不需要高生产率和高储蓄率。这种循序渐进的工业化不但能够使得生产与消费保持和谐，人口与资源、环境保持和谐，并且使得2002年之后劳动力不短缺，经济持续发展。
最近胡鞍钢教授也已经意识到人口能够促进HDI的提高，从而赞成二孩晚育方案，其实“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1、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农业县翼城县试点二孩晚育理论，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是一个典型的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集“山、老、少、贫”于一身的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也试点二胎晚育方案，生育率也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2、蒙古和朝鲜既是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但是目前蒙古生育率只有1.9-2.25（不同资料来源）；朝鲜生育率只有1.97。
3、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都允许生育两个，加上一些特殊情况，政策生育率在2.0以上，并且执法力度远远比中国宽松。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晚十几年，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91，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4、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由于中国几十年“设限”太低，绝大多数城市人口认为独生子女是最佳生育政策，愿意生育两个的都不多了，农村想生二胎的可能还占主流，但是想生育三四个已经非常罕见了，并且农村已经几乎没有30岁以下的人口了。
5、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
“过渡”意味着延误时机。“二孩晚育软着陆过渡”方案就像秋天了还只发几粒春天作物的种子给农民播种。二孩方案其实是一种催眠剂，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使得人们对政策调整没有压力，也就没有改变政策的动力。
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为现在的劳动力，这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红利”；而1980年代计划生育所导致的扶养比降低不但没有带来任何“人口红利”，反而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6]。
总之，人口促进生产力，但是生产力又忘恩负义反过来压迫人口。政府需要做的是解放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而不是成为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帮凶。
注释：
1. 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紧缺吗? 专家建议提高生育率. 人民网. 2007年01月17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5291303.html2. 胡鞍钢．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3. 胡鞍钢．我国人口发展状况、目标与对策：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之一．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 1999年. 4. 李小平.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兼论中国必须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进程. 李小平博客专栏. http://column.bokee.com/167511.html，http://www.laorenjia.com/ShowNews.asp?Id=125. 5. 马瀛通.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口科学. 2007年第1期.6. 易富贤.谁挥霍了我们的“人口红利”？--计划生育导致家庭消费结构改变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人民网. 2006-8-11. http://ha.people.com.cn/news/2006/08/11/11964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