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初对“腐败有利论”没有多大的反对意见，是因为其毕竟“降低交易成本”，使“中国私人经济空间扩大”，对个体的福利基本没有损害或造成损害不大，能达到或接近“帕累托改进”。现在“腐败有利”的约束条件（历史环境）发生变化，其损害到其他人甚至是大多数人的福利，必须对其抛弃。说经济学家的“终极理想是私人财产权、自由市场、法治及宪政。”反而证明宪政研究不忘掉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可以研究宪政。而且左与右或效率与公平是天平的两端，政策是砝码，当效率损害公平时，砝码就需要滑向公平的一端；当公平损害效率时，砝码就需要滑向效率的一端。因此，腐败有利要讲条件，思考宪政毋须忘掉经济学。
一、
秋风一向推崇自由主义理念，是我较尊敬的学者之一。然而，据说“秋风有变”，的确有些感觉，如其与刘军宁先生关于“文艺复兴”的争论中对“个体为尊”、个人自主的严厉指责，另外是其《让我们忘掉经济学吧》一文，为此，薛兆丰先生写了《思考宪政须忘记经济学吗》与其“磋商”。不久前，秋风的“《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21世纪经济报道》2007-03-08）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腐败有利论”进行批判显出其变化的观点，因此感觉更深。
秋风先生认为，“主张腐败有利论的经济学家坚信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即个人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选择”。“假如严格按照经济学的这种推论，则这些企业家的贿赂只会让管制趋向强化”。是因为“每个企业家所寻求的仅仅是个人收益最大化，因而，他并不关心管制规则本身是否变化，只要该管制规则对自己，甚至仅仅对自己的本次交易不再生效即可”。对于官员，“也会通过经验变得十分精明：它绝不会把一项管制作为一个整体一次性出售”。“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的最优策略是每次只针对单个企业家，出售管制制度的一个例外特权。这样可以保持贿金收入的现金流之持久性。”最后得出结论：“依据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预设，恰恰能够证明，腐败将会把一个社会锁定在腐败的死胡同之中”。
但是，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下，早已突破了“腐败有利”的约束条件，究竟还有哪一个“主流经济学家”还认为腐败有利呢？另外，宪政研究的大帽就一定要盖住经济学理论吗？就如卫星可以升空并不能说地球引力不存在，而升不了空也因此而埋怨地球引力吗？而且宪政与经济学理论在原则上并大的冲突。那么，结合秋风先生的两篇文章，就从秋风先生说要忘掉的经济学来说吧。
二、
不可否认，人们对腐败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润滑剂的“腐败有利论”存在有很大的争议，对此抨击的人也很多，究竟是否有利，只能让各自理解，但还需要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历史环境）下进行分析。
因为经济学家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起点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人们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引伸下去，团体也会追求团体的利益最大化。经济学上同样有“帕累托改进”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一项改革或政策（甚至引伸为某种行为）的实施，能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但没有损害其中某些个体的福利。秋风先生文中的观点也承认，“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腐败确实可以弱化两种不同产权制度之间转换过程的摩擦，或者说降低其交易成本。中国私人经济空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赎买策略’。”
当初我们对“腐败有利论”并没有多大的反对意见，是因为其毕竟“降低交易成本”，使“中国私人经济空间的扩大”，其行为对个体的福利基本没有损害或造成损害不大，能达到或接近“帕累托改进”。虽然“非帕累托改进”一般是改革的常态，但现在认识到其损害到其他人甚至是大多数人的福利，因此必须对其抛弃，这也是经历了“有利”到有害的过程。一定的约束条件（历史环境）发生变化后，我们的确没有必要仍坚持那些理论。
现在“腐败有利”的约束条件（历史环境）发生变化已经不存在“帕累托改进”，官员通过管制、企业家通过寻租获利在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相信没有那一个“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坚持“腐败有利”论，如果那个经济学家到现在仍然提倡，那么包括本人在内，是绝对反对的。但现在已经没有历史环境（约束条件）还才继续再批此论，是不是“事后诸葛亮”的聪明呢？
不妨啰嗦举个例子：某甲向我借钱做生意，双方找你征求意见并作证明，你说我的钱反正是存在银行，给我高一点利息就对双方有利，最后达成了协议。现在还款期到了，并且某甲已经赚了一笔钱，我也有高回报率的投资急需某甲还借去的钱，但某甲不但不还，甚至连利息也不付。我现在来大骂你害了我，那么你当初的意见不就像你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腐败有利论”一样吗？
三、
本来，改革就是重新调整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目前我国出现的改革争论，或分什么派别，不是说谁在为那个利益上说话吗？其实，改革争论也是利益之争而已，人们的争论也是为了争取个人的利益，这就难免进入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而且，经济学理论早有结论：没有不合理的个人行为和个人选择，只有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学家的理想”，才“把现有制度约束条件下企业家收买、勾结官员的腐败，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同样证明了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制度）下，人们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至于说经济学家的“终极理想是私人财产权、自由市场、法治及宪政。”这又何错之有呢？反而可以说宪政研究让我们不忘掉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可以研究宪政。更何况在宪政基础上才防止官员通过管制、企业家通过寻租获利在损害其他人利益的现象发生。
例如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公共选择理论，其目的是在于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和社会哲学之间的联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理论，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研究(非市场)集体决策的政治过程，并被用来直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政府、党派、官僚、选民和利益集团等活动者的行为。公共选择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将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移植到政治市场上，从而使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建立在比较完善的微观基础上。
目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争论和调整，根本来说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也可以说是效率与公平的争论和调整，也是社会上简单将两种不同的观点分为左右的区别。其实，左与右或效率与公平是天平的两端，政策是砝码，当效率损害公平时，砝码就需要加在公平的一端；当公平损害效率时，砝码就需要加向效率的一端。那么，政策这砝码该选择滑放向哪一端？它该如何选择砝码的重量？政策的决定是否也与宪政相关呢？这是相当重大的课题，本人才学有限，在此提出希望秋风先生与专家学者们能深入研究。
既然经济学研究效率，效率与公平这就需要经济学与研究和实施宪政统一。因此，回归题目就是：腐败有利要讲条件，思考宪政毋须忘掉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