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最近撰文（见茅于轼《解决“分配不公”要有足够的耐心》，《南都周刊·生活》2006.10.13 A07版）指出，收入差距扩大 并非因为流动性不足，而是正好相反，是流动性增加导致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不过，流动性一词最好改为市场化，因为正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流动性的增加。现在许多学者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同市场化无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化，在此同时也产生了贫富的差距。就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如茅所说，是工业化过程，产生了贫富的分化。但是，由此得出结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同政策无关，或者说，政策方面的不当就不是主要原因。这就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实际情况不相符了。事实上，市场化改革引起贫富的分化，正是通过相关的政策来实现的：正确的政策造就了居民收入的合理差距，并由此推动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政策（包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偏差，就会让某些人有可能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取得暴利，导致贫富差距的悬殊，并由此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市场化、政策与贫富差距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它同由国家统一计划来安排各企业的经营的计划经济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自主权的企业经营者，为了要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就必须改进技术，改善管理，来降低价格、提高质量和把资源投向有利部门。在通过这些手段努力提高自己收入的竞争中，也必然会出现收入进而出现资产的不均等。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使得原材料、劳动力、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优胜劣汰，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打一个比方，计划经济好比是一个按统一口令行进的队列，不管怎么前进，每个成员之间都总是保持着同样的距离。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组比赛运动员，各个成员可以尽自己力量你追我赶，其结果必然要拉开差距。可见，市场化，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也必然拉开各成员间的差距，出现贫富的分化。
但是市场经济绝不是一种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的无序经济。同运动场的比赛要有一定的比赛规则一样，市场竞争也必须有一定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和政策规定。市场化从来不会自动地带来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英国经济学家威廉8226;基根在《资本主义的幽灵》中指出：“如果人们的生活听任自由市场的异想天开，资本主义倒真是一个危险的幽灵。”而“当市场被规范之后效果最佳”。明智的规章制度能够限制市场过分的损害。
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是通过一定的法律和规范，一般地也可以说是通过相应的政策来实现的。正确的政策并得以贯彻执行，由此形成的差距就是合理的，它能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高效率。反之，如果政策出现偏差，或者虽有正确政策而不能贯彻执行就会出现收入差距同各经营主体贡献不相符的情况，就会出现收入分配的过于平均或者贫富差距过大。前者缺乏激励，影响效率；后者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不需要有政府干预的经济。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计划经济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的经济，在这里政府是作为直接经营者的资格出现的，而各企业并没有自主经营的独立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自主经营者，政府无权干涉。但这个区别也正如运动场上按统一口令行进的队列和一组比赛运动员间的区别一样，前者整个队列是一个统一体，按领队者的口令行进，各个成员不是独立的，而后者各个运动员是独立的，可以尽自己力量往前奔跑。但这种独立也不能说是绝对的，因为比赛还是有统一的比赛规则，还要有执行规则的裁判员。否则比赛就不可能有序地进行。在市场经济中，国家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政府有关部门要执行相关政策。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企业成了独立的自主经营者，政府必须从中脱离开来，但作为市场经济有关政策的执行者，作为如同运动场上的裁判的职能还是不能少的。
二、我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贫富差别迅速扩大，根据有关权威统计，反映这一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我国，1981年是0.288、1990年0.343、1999年0.397，进入新世纪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发展，2003年达到0.46后继续增加。现在，尽管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但一般认为，已经接近0.5。贫富差距之大和扩大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少有的。
由改革开放前收入差距相当平均的国家，很快变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显然，这同市场化改革有着必然的联系，是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不过，在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正当市场竞争和资源的合理流动而产生的合理差别；一种是许多人依靠牺牲他人利益的不正当手段致富，从而形成贫富的对立。
（一） 市场竞争必然带来不同人收入和资产的差别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的经济，正如跑步比赛一样,即使参赛者起点相同,比赛的结果也总要分出个第一、第二、第三……的名次来。
首先，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一个行业、部门内部，在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争取更多收入和利润的竞争中，一部分主客观各方面条件好的生产者和厂商，不断取得成功，连续获得额外收入和超额利润，也有一部分主客观各方面条件差的生产者处于不利地位，获利较少以至亏本，破产。因此一个行业内竞争的结果，优胜劣汰，必然造成不同经营者收入和利润的差别。同时也正因为有这种差别，才激励着生产经营者不断去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有利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其次，由于供求规律作用，那些需求大供给相对不足的部门，价格就会高过均衡价格，投资在这些部门的利润率就较高；反之，则会低于均衡价格，利润率就较低。因此，在不同行业和部门之间争取更多收入和利润的竞争中，那些各方面主客观条件比较好，就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实现资金的转移，从而获得较多的收入和利润。这种竞争在造成不同经营者收入差别的同时，也就实现了社会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在市场化改革和体制变迁的过程中，通过参股兼并收购国有企业和通过土地征用转让以及从事股票买卖等资本经营方式而聚集资本。同依靠商品经营所获利润转化为资本不同，资本经营是通过财产的直接转移而使资本迅速扩大。应该说，这是一部分人得以迅速致富的重要手段。如果仅仅一般积累来扩大资本，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通过上述手段进行土地和资本的直接转移，那往往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实行财富的集中。但是，并不能把这都说成是对国有资产的侵占和对农民小生产者的掠夺。只要是按照国家的政策公开平等依法进行的，那就是合理的。
可见，市场化改革，实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让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能使各种稀缺生产要素得到最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由于各人条件的不同，在这个竞争和转变过程中，也就必然产生贫富的差别。这种通过正当市场竞争和资源的合理流动而产生的差别，既是必然的，也应该说是合理的。
(二) 依靠牺牲他人利益的不正当手段致富，从而形成贫富的对立。
同任何事物都有正负两面作用一样，市场经济的作用也是双重的。市场竞争除了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还会因多种原因，出现无序竞争和资源的盲目流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收入分配的不公。
（1）利用竞争规则缺陷或监督不力，钻政策空子而“致富”。
我国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有关市场经济法制还不完善，很多人利用竞争规则缺陷或监督不力，钻政策空子，通过诸如虚假宣传、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走私贩毒等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虽然由此可以使这部分人“致富”。但它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另外，有的地方保护主义重，不仅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基础作用的发挥。
（2）通过收买政府官员和垄断市场，使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造成贫富的对立。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把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归结为腐败和垄断。我这里说法与此有些相同，不同的是我这里把“钱”与“权”这一矛盾，视“钱”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厂商收买政府官员而造成腐败。而吴敬琏的命题则是把“权”作为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把政府官员出卖权力看成是决定的因素，其目的是要以此来说明，贫富差距拉大根源是政府权力过大，要缩小这种差别就必须削弱以至取消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事实上，我国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在党和国家领导下进行的，政府的权力不是限制市场化的阻力，而是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力。为了使这场改革顺利进行并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采取逐步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必然产生两种体制同时并存的情况，如外贸开放初期的国家垄断与有些企业自营进出口并存，国内价格刚开始放开初期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股票市场原始股和一般股。特别是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在这个过渡时期，有的具有一定实力的厂商，往往通过贿赂收买掌握某些具有审批权力的官员，买批件，买盖章，买签字，买计划内到市场，直至用极低的价格收购兼并国有企业，取得征用的廉价土地等，得到巨大利益，让自己的财产得以迅速扩大以至一夜暴富，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官员的腐败。吴敬琏说“腐败造成的不平等（更确切地应该说是由收买政府官员或寻租造成的不平等——任），……跟效率提高是负相关的，绝对不是正相关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为取得某种权力使用而付出的贿赂，就相当于租用土地和设备的“租金”，这是经营资金的扣除。
资本积聚和集中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走向垄断，这是一般规律。不过我国某些企业因直接通过收购和兼并国有资产而走向垄断，其速度就特别快。垄断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竞争，可以取得比平均利润高得多的利润。垄断又进一步提供了腐败的土壤。腐败和垄断相互作用，成了拉大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
（3）片面强调经济效率和GDP增长，忽视了社会公平，加深了贫富之间的差异。
市场化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和GDP的增长，然而片面强调经济效率和GDP增长，也会带来了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并扩大贫富之间的差距。例如：工业的发展，造成的污染影响庄稼，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为了提高效率国有企业的重组，让大批下岗职工降低了收入；教育、医疗事业的市场化，某些地方政府为增长GDP而同房地产商一道，哄抬房价，使居民因教育、医疗和住房支出的增加而陷入了贫困；利润率的增加和工资率的降低有利于吸引投资然而扩大了劳资的差别。所有这些，为了目前一时的经济增长，但却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最终又必将影响经济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由上分析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无论是通过正当市场竞争或是依靠不正当手段造成的差距，都是同市场化改革过程密切相关的，是市场化导致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我国市场化的改革，又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进行的，虽然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独立自主，政府无权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但是政府作为市场经济有关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就如运动会比赛，要有人组织领导和作裁判一样，是不可缺少的。正是由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才引导我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改变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正确的政策造就了居民收入的合理差距，并由此推动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然而也正因为政策的不完善，或执行不力，或缺乏有效的监督，让某些人有可能通过种种非法手段牟取暴利，导致贫富差距的悬殊。
三、完善市场机制，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和谐社会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连指出:：“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见《吴敬琏等学者称我国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2006年8月9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这无疑是100%的正确。只有找出“病因”，才能开出“处方”，进行“治疗”。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茅于轼教授指出是“流动性导致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又认为这种扩大同政策无关，或者说，“政策方面的不当不是主要原因”。既然政策没有问题，那就无须去考虑什么对策，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问题就自行会解决了。显然这不是对待和处理问题的正确态度。[1]
事实上，市场化改革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正是通过相关的政策来实现的。根据我们对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我们认为国家正应该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才能保护合理差别，消除因背离市场正常竞争而形成的贫富悬殊。
1．加强和完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规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偷税漏税、走私贩毒等破坏正常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严禁虚假广告宣传，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积极保护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行业，企业及个人。并打破贸易地方保护的壁垒，使市场更加公平化。
2．惩治腐败，消除垄断，杜绝公权私有化和保证市场平等竞争。
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前所述不少人是通过贿赂官员，收买政府权力，非法侵占国家财产和损害他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而迅速致富，进而又利用与权力结盟所取得的优势而走向垄断。目前，某些这样的企业不只是垄断中小企业，而且控制了不少政府官员，以至影响着某些地方政府的决策。某些地方的所谓地方主义，实质上就是保护当地某些垄断集团的利益。这是形成我国目前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因此，采取一定的政策，惩治腐败，消除垄断，杜绝公权私有化，保证市场平等竞争，这应是改变目前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措施。为此既要从制度上、法律法规上杜绝公权私有化，权力商品化一切通道，严厉打击公权私有化的各种行为。还要从机制上铲除权力资本化的土壤，从根本上废除公权私有化的经济基础[2]。
3． 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正确发挥国有企业的调节控制作用。
对于目前的国有企业，有着不同的认识。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我们同吴敬琏教授一样，也把腐败和垄断视作是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理解是不同的。就垄断来说，吴敬琏这里的“垄断”实际上指的是国有企业，因此认为出路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事实上，本人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提出了国有经济非公有化对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必要性(任殿雷：《国有经济改革的新思路》 《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第12期，后收录到中央内参《参考文选》1999年第5期)。但这是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对于某些在国民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战略性领域仍然控制在国家手里还是有必要的。目前我国某些国有企业职工特别其领导的收入，确实是因其垄断地位而收入偏高。但我觉得所以如此，恰恰不是因为是国有，而是实际上已变成了部分人以至是私人所有，过高的收入就不是归国家而是落入到企业职工特别是领导手里，所谓“国有”只是一个名义罢了。因此，解决的办法不是实际上已是现实的私有化，而是要由只是名义的国有还原为实际的国有，其高于一般行业的收入应归国家所有。
在一定时期，对某些战略性的领域仍掌握在国家手里，这对于抵制私人的垄断、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调节和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仍有其积极的意义。国家垄断不同于私人垄断，其目的不在于限制竞争，恰恰相反，而是在于限制私人垄断，保证市场公平竞争。因此对于目前某些因受私人垄断所控制而产生暴利的行业，除了采取某些政策进行限制外，同时建立国有企业，以同私人垄断进行竞争，形成某种相对的平衡，那是必要的。例如，对当前的房地产行业，正是由于私人垄断，操纵市场，造成房价飞涨，让某些房地产商获取高利，广大中低收入者因买房致贫。今年来国家出台了“国六条”、“国八条”等一系列调控措施都未能取得明显成效。在这种情况下，将一部分房地产业变为国有，以微利以至补贴出卖给缺房的中低收入者，通过市场本身的竞争压低房价。我想这或许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4．保护各方面权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
我国在基本确立市场经济后，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六大报告）。而贡献大小是由各要素边际生产力客观地决定的，所以按生产要素分配，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取得与要素边际生产力相应的收入。这样的分配，可以取得效率最大，因而也是合理的。但这是要以相应的平等权利为前提的。然而，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钱权交易等等原因，使得人们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因而，所得收入往往是不公的。如劳资关系上，处于弱势地位工人的工资往往被压低以至被无理克扣。在农民和工矿企业主之间关系上，处于弱势农民的利益，诸如农田受到工厂污染，一般也难以得到补偿，许多地方政府往往也总是站在强者一边。目前我们许多人之所以贫困，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懒惰和无能，而仅仅是因为权利的贫困。因此，要抑止两极分化，最根本的是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健全法制，采取措施，切实保护各方面权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只有通过权利上的平等，才能保证人们得到合理的收入，实现社会的均衡和和谐。
5．克服片面强调经济效率和GDP增长，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片面强调经济效率和GDP增长，忽视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入，这是贫富差别加大的原因之一，也将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缩小贫富差距，保证社会和谐发展，就必须转变片面强调经济效率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确立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充分利用有关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非营利性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另外，要鼓励企业家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提倡回报社会，加大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
总之，随着市场化的改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差距有一个由扩大到合理缩小的如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发展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绝不是自动实现的。只有通过政策的合理调整，才能实现。只有认识到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已经过大，并科学地分析其原因，对症下药，提出正确的对策，才能缩小其过大的差距，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原载义乌工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四期)
参考文献：
1． 茅于轼《解决“分配不公”要有足够的耐心》，《南都周刊·生活》2006.10.13 A07版
2．吴敬琏:《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 《财经》2006年第21期
3．何帆、张斌主编《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未来10年的中国和全球经济》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年5月出版
4．佘家金：缩小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 《人民日报》：2006-10-11 第09版。
5．任殿雷：《国有经济改革的新思路》 《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第12期
[1] 其实持这种观点并不只是茅于轼一人，如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认为“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另外还有如厉以宁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大家，认为我们“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以至认为“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对于诸如此类的见解，在我这篇小文里就不一一与之商榷了。
[2] 可喜的是，这些年来，中央对此已下了决心，并查办了大量的大案要案，反腐倡廉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遗憾的是，不少地方对此执行不力，许多案件没有上边督促就拖着不办，以至有的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国家官员同时在企业兼职现象普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