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本文把分工的思想追溯到柏拉图的著作，作为知识史的梳理，对柏拉图之后的曼德维尔、亚当﹒斯密、涂尔干、杨格、哈耶克和杨小凯等的分工思想作了介绍。 关键词：分工、市场、知识分工 JEL：Ｂ11、B2、B31 本文希望把分工思想作一个知识史上的梳理，需要指出的是，这项工作是必须在掌握大量的资料并消化后才能做的事。本文的目的在于理出分工思想的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而非在于对所有或多数关于分工的文献作综合和评述。 一、《国家篇》中的分工思想[1] 《国家篇》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知识界中，也有不少学者对于《国家篇》中的思想知之甚详，然而很多学者都是将其仅仅视为政治哲学著作。事实上，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国家篇》同样是一篇经典的经济学著作。整本著作都贯穿着对分工思想的论证，逻辑结构非常严密。
柏拉图在反思和批判雅典的民主政体时，试图建构一个正义而智慧的国家制度。柏拉图的分工思想正是从讨论正义开始论述的，我们简省掉柏拉图花了相当篇幅对其他哲学家对正义的定义进行的批判，比如他借苏格拉底之口批评“正义就是借东西要还、正义就是益友害敌、正义无非是强者的利益”等论点。在讨论了城邦起源和城邦运行后，柏拉图为正义找到了一个自己满意的定义。即“正义就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柏拉图，2003，P410）。正义对于一个城邦来说最为重要。“当我们建立这个城邦时，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准确定了一条普遍原则，我想，这条原则，或这条原则的某种形式就是正义。你还记得吧，我们确定下来并且经常说到的这条原则就是每个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都必须承担一项最适合他的天性的社会工作。”（柏拉图，2003，Ｐ408）“我想，在考察了节制、勇敢和智慧之后，剩下要说的城邦美德就是这种品质了，它使其他所有品质能在这个政体中产生，并使之有可能在这些品质产生以后一直保持它们。我几乎没有必要再提醒你们说过的话，如果我们找到了三样东西。正义就是剩下的那一样。”（柏拉图，2003，P409）“……要说哪样东西对国家的完善所起的作用大，就是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这条原则在与城邦的节制、智慧、勇敢进行较量。”（柏拉图，2003，P409）“……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是工匠或商人，但却在财富、权力、体力，或其他类似的诱惑下，试图进入军人的等级，或者一名军人试图进入议员和卫士的等级，尽管这些工作对其他并不适合，但相互交换工具或荣誉的事还是发生了，或者说一个人同时承担了各种功能。那么，我认为，你也会相信，这种交换和干涉意味着国家的毁灭。……三个现存等级的人相互干涉、相互取代他人的事务，这是对国家的最大危害，可以正确地确定为主要危害国家的事情。”（柏拉图，2003，P410）“这个城邦之所以被认为是正义的，乃是因为城邦里天然生成的三种人各自履行其功能，还有，城邦之所以拥有节制、勇敢和智慧，也是由于这三种人拥有这些情感和习惯。”（柏拉图，2003，P412）。在如此的正义定义下，柏拉图所构设的政体分别由三个阶层组成，其一是由哲学家充当的统治者；其二是由英勇善战的卫士充当示城邦的守卫者；其三是由生产者充当的被统治阶层。每个阶层各司其职，整个城邦就是正义和智慧的。这部著作其它更大的篇幅则用来讨论这三个阶层如何才能最好的做自己份内的事。在讨论城邦的起源和发展时，柏拉图对较微观的分工也作了一些论述。“在我看来，城邦的起源从这样一个事实就能看出：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相对于我们自己的需要来说，每个人都缺乏许多东西。……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人们相互之间需要服务，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召集许多人来相互帮助。由于有种种需要，我们聚居在一起，成为伙伴和帮手，我们把聚居地称作城邦或国家，难道不是吗？”（柏拉图，2003，P326）“这样人们之间就有了交换，一个人给别人提供一些东西，也从别人那里取得一些东西，每个人都认为这样有进有出对自己有好处。”（柏拉图，2003，P326）“……我现在想到，你刚才说过我们大家的各种品性生来就不一样，有些人适合做这样工作，有些适合做那样工作。……我想还有一点很明显，不论做什么事，一个人要是把握不住恰当的时机就会把事情搞砸。……我想这是因为这些工作不会等着匠人来做，匠人必须把这些工作当作他的主业，而不是当作副业。……当一个人在适当的时机从事与他品性相适应的工作，而不去从事其他职业，那么他生产的东西就会更多、更好，也更容易。”（柏拉图，2003，P327）。在这之后柏拉图还讨论了市场、货币交易等。显然这是柏拉图对分工理论作的奠基性贡献。当然，只是他对这部分思想发挥比较少，因为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不是侧重这部分分工理论。同样，柏拉图对专业化生产促进效率也有论述，但他没有更多的解释为什么专业性生产会促进效率。亚当．斯密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由此可见，现在的经济学家在进一步发展分工理论时，完全不应忘掉这一思想的渊源可追溯到柏拉图的著作而不仅仅只考察到亚当．斯密。柏拉图的著作没有理由不引起经济学者的注意，因为他的整部《国家篇》都在论及分工。 柏拉图在叙拉古试验自己的理论几次失败后，开始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法律。 二从斯密定理到杨格定理 亚当．斯密对分工的研究最为经济学家推崇和引用。从柏拉图直接到亚当．斯密，2000多年的跨度的确太大，其间必然还有很多关于分工精彩论著。限于我的有限的文献和知识面，没办法找到这期间的关于这部分理论的论著。一个辩解的理由是，斯密作为第一个建构了经济学完整的分析框架的鼻祖，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分工从他这里开始也没有太大的不妥。在描述斯密的理论前，曼德维尔的思想不得不提，一些学者[2]认为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延续了曼德维尔的思想，斯密的确继承了曼德维尔。但在我看来，应该是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也增加了别人的福利受到曼德维尔影响。汪丁丁（2000）说斯密的人的自利本性是受到了曼德维尔的影响是正确的（因为他没有加上一句画蛇添足的话说斯密的分工思想也继承了曼德维尔）。受曼德维尔影响最大的显然是凯恩斯。诚然，曼德维尔也对分工作了一些论述，但非常的少，我们不能忘了他的主题是论述“自私促进社会福利”。在《蜜蜂的寓言》第四部分（对话）中，对分工有一部分讨论，“……倘若一个人专门制作弓箭，另一个人专门提供食物，第三个人专门建造草舍，第四个人专做衣服，第五个人则专事制作器皿。那么，不仅他们会变得彼此有用，而且，在同样长的年代里，他们从事的那些行业和手艺本身的改进，也会比没有专人从事它们所取得的更大。……你这番话完全对，其正确性在钟表制造业里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个行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完善程度，而钟表的全部制作若一直都由一个人来完成，钟表工艺就不会发展得如此完善。你已经使我相信：钟表的丰富产量、准确性及美观，主要都应归功于钟表工艺的众多劳动分工。”（曼德维尔，2002，P462）。这个生产钟表的例子与亚当．斯密所举的制针的例子比较相似，但这还不能很充分的说明在分工理论上斯密继承了曼德维尔，柏拉图更早就作了相近的论述（见前文引文） 分工的思想在《国富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杨小凯看来，分工和专业化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国富论》一开篇就讨论分工，分工的重要性在于“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动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2002，P1-2），劳动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即“这种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数量得到巨大增长，是由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由于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由于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普遍所丧失的时间；最后，由于发明了很多的机器，便利和简单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亚当．斯密，2002，P11），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原因的解释，很明显是受了柏拉图的影响，除前文引用过的柏拉图的文字外，在相同的地方，柏拉图对分工与交换作了阐述：“……每个成员要不要把各自的产品提供给所有人使用？我的意思是说，由一个农夫为四个人供应粮食，花四倍时间和劳力生产粮食来跟其他人共享，还是不管别人，只顾自己生产，花四分之一的时间生产自己需要的一份粮食，把其余四分之三的时间一份花在造房子上，一份花在做衣服上，一份花在做鞋子上，免得麻烦去同人家交换？……恐怕还是第一种方式便当……。”（柏拉图，2003，P327），同样，亚当．斯密也认为分工源于交换的目的，“劳动分工提供了那么多的好处，它最初却并不是由于任何人类的智慧，预见到并想要得到分工所能带来的普遍富裕。它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虽然是非常慢的和逐渐的结果，这是一种互通有无、进行物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它不考虑什么广泛的功利。”（亚当．斯密，2002，P17）虽然斯密对分工的原因分析受了柏拉图的影响，但并不是说斯密完全同意柏拉图，在柏拉图那里“……我们大家的各种品性生来就不一样，有些人适合做这样工作，有些人适合做那样工作”即柏拉图认为分工源于天赋，而斯密却认为“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天赋才能的差异在实际上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小得多，成年人从事不同的职业所表现出来的非常不同的才能，在许多场合，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2002，P19）斯密觉得交换引起分工，而交换则决定于市场大小，故斯密得出了“分工取决于市场”，或者说“分工受市场限制”的“斯密定理”，“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换言之，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亚当．斯密，2002，P22）关于这部分思想，杨格作了发展。 斯密后的十九世纪里，经济学家对分工理论的发展很少，比如约翰.穆勒（J.Mill）在其著名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专门有一章论述分工，但他几乎只是全部复述了亚当.斯密的理论。马歇尔（A.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中用了几章（即第四篇的第八至十二章）论及分工，也似乎没有什么新的思想贡献。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思想有些继承和发展，但多以马克思的立场对斯密进行批评甚至诬告（马克思认为斯密的分工理论有很多几乎字句抄袭曼德维尔的著作，实际并非如此）。在马克思那里，分工能促进生产力，但分工的形成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营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时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因此，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下去”（马克思，1976，P377）柏拉图和斯密都认为分工源于交换的目的。马克思对交换的作用作了发挥，并对斯密的理论进行了否定。“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公社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起联系。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在另一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马克思，1976，P390）此后马克思进而要分析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不能脱离整个著作的框架，即工场手工业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剥削的性质。 一部专门论著分工的著作并非来自于经济学家，而是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其重要的社会学著作《社会分工论》对分工理论作了很多创造性的发展。令人惊讶的是，后来的经济学家研究分工时似乎都没读到这本著作或者干脆对其视而不见。涂尔干认为社会生活有两个来源：一是个人意识的相似性，二是社会劳动分工。分工的功能远远的超过了经济学家们通常强调的作用，“事实上，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重要些；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才是它真正的功能。无论如何，它总归在朋友之间确定了一种联合，并把自己的特性注入其中。”（涂尔干，2005，P20）当然，涂尔干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分工，与经济学家的侧重点固有所不同，其著作中少论及分工的经济作用，只是比较多的批评经济学家的一些结论。在斯密的理论中，分工促进生产率，并是财富增长的源泉。涂尔干不只满足于效率说，“……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在上述所有情况中，分工的作用不仅限于改变和完善现有的社会，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功能，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收益，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一意孤行。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这种功能不止是在暂时的互让互助中发挥作用，它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涂尔干，2005，P24）在社会学中的一些很重要的基础现象，涂尔干多将它们归于分工。“……大规模的政治社会是不能依靠专业化工作来维持平衡的，劳动分工即使不是社会团结的唯一根源，也至少是主要根源。……孔德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并不是纯粹现象的命题。孔德从分工中看到了‘社会生活最本质的条件’，认为分工涵盖了‘理性的所有范围，换言之，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活动的全部领域，而不是被普遍限定在单纯的物质利用的范围’。……如果这个假设可以得到证明，那么劳动分工所扮演的角色就比我们平常想像的还要重要。它不只是给社会带来了奢华，奢华虽然令人艳羡，但却不是必不可少的，它更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条件。社会的凝聚性完全依靠，或至少主要依靠劳动分工来维持。社会构成的本质特性也是由分工决定的。”（涂尔干，2005，P26）在社会学家中，人类社会是趋于分化还是趋于合作和进步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涂尔干的观点非常明确即“……社会的发展绝不是一种持续的解体过程，恰恰相反，人类越是进步，社会对自身的统一性就越有深切的感受。这种感受一定是另一种社会经常造成的，它非劳动分工莫属。”（涂尔干，2005，P133）在涂尔干的整个理论体系中，人类合作是社会的基础，而合作仍要归功于分工。“毫无疑问，人们之所以通过契约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或者简单或者复杂的劳动分工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需要。……因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劳动分工在把各种利益牢固联系起来的同时，并没有把它们相互混淆起来；在这些利益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彼此还是有所区别的。就像每个器官在有机体内部既相互联系，又互有殊异一样，每个缔约人也同样需要与他人合作，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权利，履行最少的义务。”（涂尔干，2005，P171）至于分工的原因，涂尔干对经济学家的传统看法进行了批评。通常认为分工源于人们持续不断的追求幸福的愿望，而人类需要的物质产品增加时，人们才会觉得更幸福，故而去追求物质财富，分工越发达生产率水平越高，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越强，故可认为分工源于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但涂尔干对这一解释有不同意见，“在我们看来，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分工的另一张面孔。他们认为，分工的主要原因在于扩大生产。然而我们却认为，生产力的增加仅仅是分工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分工现象的副作用。我们之所以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不是因为我们要扩大生产，只是因为它为我们创造了新的生存条件。”（涂尔干，2005，P232）对于涂尔干来说“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易的普遍扩大。”（涂尔干，2005，P219）至于柏拉图所提出的人们天生就有差别，有的人适合做这样工作，有的人适合做那样工作，以这种天生或遗传的差异解释分工，涂尔干也并非置之不理，只是把它们当作次要因素而已。 如果说涂尔干的著作更多的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论及分工理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略显遥远了些。那么对亚当．斯密理论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而出自经济学家的应该是接下来要讨论的杨格、哈耶克和杨小凯了。 杨格于1928年发表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被认为是对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作了一次重要的发展。在亚当．斯密那里，分工的水平受市场大小的限制，因为“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能得到任何的鼓励，去专门从事一种职业，这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把他自己劳动产品的远远超过自己消费的剩余部分，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其他人劳动的剩余部分产品。”（亚当．斯密，2002，P22）而杨格对这个市场的概念作了扩展，“假定一国的经济禀赋是既定的，不管怎样，决定其产业效率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看来是市场的规模。但是，构成大市场的又是什么呢？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即吸收大量的年产出的能力。但是，这种旧的观察立即会导致一种同样的旧说法，即购买的能力取决于生产的能力。用一种包容的观点来看，考虑到市场不是作为某种产业产品的输出口，因此不是外在于那个产业的，而是作为总产品的输出口，市场规模是由生产的数量决定和确定的。如果这一叙述需要进一步说明，那么，市场概念在包容的意义上是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因而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它必须是某种平衡，不同的生产活动必须是成比例的。”（杨格，1928）在这个广义的市场定义下，杨格对亚当．斯密的结论作了修正，“根据这种广义的市场概念，亚当斯密的定理可以改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这决不是同义反复，如果我正确理解其含义的话，这意味着不断战胜走向经济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力，在现代经济体制的结构中，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和更根深蒂固。不仅来自外部的新的或偶然的因素，而且作为产品生产方式永久特征的因素不断地造成变化。在生产组织上的每一重要进步，不论它是基于狭义或技术意义上的新应用，都改变了产业活动的条件，并对产业结构的其他方面发生反应，而这些反应进一步发生的作用永无止境。因此，变化是累积的，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杨格，1928）杨格把迂回生产和产业间的分工结合起来，并用动态分析的方法，拓展了市场的理念。在这一分析思路下，报酬递增的源泉也找到了，即是分工的程度。因此杨格强调，“在概述亚当.斯密原理的这些变化时，必须强调以下三点。首先，通过观察个别企业和个别产业的规模的变化效应，是弄不清楚报酬递增机制的，因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的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次，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以迂回式间接方式使用劳动所取得的经济。第三，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中，人们除了获取知识，取得进步外，也可以取得这种经济进步的可能性，不论他们所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或非经济利益。”（杨格，1928）杨格的论文影响了罗森斯坦一罗丹的所谓“大推进”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但刚发表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以至舒尔茨曾撰文抱怨。作为思想史的一个考察，杨格论述的市场如何影响分工和分工如何决定市场的理论实际上在涂尔干的著作中就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毫无疑问，如果市场所包含的所有单个企业达到了生产的最高限度，那么它们就只能停滞不前，无法发展了。但是，这完全是一种理想状况。其实，总归有一部分企业还没有达到这个限度，也就是说，它们完全还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正因为它们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它们也始终努力去覆盖和填补这些空间，如果它们遭到了同类企业的抗衡和牵制，它们就会提出双方的相互界限，从而使现有的相互关系得以维持不变。尽管竞争对手多了，但它们共同占有的市场也变大了，如果综合了这两种因素，它们的处境还是与原来一样。然而，如果有些企业的地位比较低，那么它们就会把原来占有的地盘出让出来，它们在相互竞争中已经难以适应新的条件。它们要么被淘汰，要么进行改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改革本身意味着必须确立一个新的专门领域。如果它不能马上开解出这个领域，也必须开展另外一项不同的业务，如果这项业务是现有的业务，它们还得与那些已经开展这项业务的企业进行竞争。这些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它们改换了门庭，在其他地方也产生了种种结果。到了最后，它们必定还得被淘汰，或者产生新的分化。毋庸赘述，社会的成员越多，这些成员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他们的竞争就越残酷，各种专门领域也会迅速而又完备地产生出来。”（涂尔干，2005，P226）同样，杨格的产业间分工，并将不同产品统合在一起作为整体的分析，涂尔干也首先作了论述，“……对环节社会而言，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器官，它不仅能够凭借不同环节之间的界限对这些器官加以保护，而且还能够把它们与其相类似的器官分隔开来。但如果这个界限消失了，这些器官就不免会开始相互接触、相互竞争和相互替代。然而，不管这种替代作用采用何种形式，它们在专业化道路上总归会有一定的发展。用我们的话说，一方面，如果占优势的环节器官不借助更发达的分工形式，就无法胜任更加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如果占有劣势的环节器官没有集中精力发展它们以前所承担的全部职能中的部分职能，就会难以维持自己的生存。”（涂尔干，2005，P227） 三、哈耶克的“知识分工” 亚当．斯密论述了分工促进效率、涂尔干从社会学角度强调分工的重要、而杨格则对“分工受市场限制”的斯密定理作了扩展，深入研究了市场而提出“分工促进分工”的杨格定理。哈耶克则是对分工理论本身作了创造性的发展，在其于1936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中，哈耶克提出了其思想体系的基石的“知识分工”的理念。在真实世界里，每个人都不可能知道每件事及涉及每件事的所有信息，每个人都拥有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信息，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只占全社会知识总量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如果考虑到知识的时间沿续性，个人知识占社会知识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阶段。个人的行为只能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来作出，这即是类似于劳动分工的知识分工。知识分工在哈耶克看来“至少是与劳动分工同等重要”的问题，甚至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因为知识分工的存在，经济学其实不应是仅仅研究如何配置“给定”资源的问题，而更应该是如何运用知识，即让分散的知识如何有效协调的问题。市场在此仍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不仅有效的配置了资源，而且还是发现信息的过程。这个发现过程应该比哈耶克本人所写的“作为发现过程的竞争”更广义，它不仅是引导人们发现新的更有效的生产，而且也是一个发现个人信息的过程。因为个人拥有其他人没有的信息，但是其在市场上的行为能传递真实的信息，我们不应听他说的（说的往往可能是假信息），只需看作为买者在什么价格下愿意买和作为卖者在什么价格下愿意卖即可。当然，这个价格必须是市场上所有的行动者自由作出行动而形成的。价格体系如果被破坏，就会改变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劳动的相对重要性及不同知识的相对重要性，以致价格会传递错误的信息。知识分工的存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结果，即人们一定是对所有的事件都有一些“必然的无知”。因为每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件和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每个人都只有一些有限的信息。故任何组织机构也不可能收集到市场上的所有信息，所以，想人为设计出价格或其它配置资源的方式，绝不可能有效。在哈耶克看来，建构主义、计划经济都是根本错误的。只要我们正视这“必然的无知”，哈耶克就会向我们展示他对计划经济、福利政策、建构论、法律实证主义等等的批判。而市场经济、普通法、人类行为而非设计的秩序才是应对“无知”的正确的制度。故哈耶克从“知识分工”出发得到“必然的无知”，进而批判一系列传统的有建构论思想的理论，为自己的整个自由思想体系给出了清晰框架。因此，张明勇（2006）把“知识分工”作为哈耶克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 借鉴哈耶克的“知识分工”的思想，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这使得我们在认识社会本质时难免源于学科界限而出现的片面，随着“知识分工”的细化，学者是越来越厉害还是越来越困难是一个问题。正如马克思引用的勒蒙泰观点“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军事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活动领域是否回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马克思，2001，P169） 四、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 涂尔干整本著作都论述分工，只是与经济学家不同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与涂尔干相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整个框架以分工作为出发点[3]，并且是最核心的概念。因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是杨小凯教授，本文的叙述主要来自他的两本著作。由于文献来源的限制和我有限的阅读能力，我希望正确的描述了他们对分工理论的贡献。在亚当.斯密所建立的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分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直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到了马歇尔这里，虽然他也对分工作了论述，但他却把研究的重点从分工转到了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这一转变在杨小凯看来可能是因为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最优决策永远是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数学化，故退而求其次，把分析重点转到了可用边际分析处理的资源的配置。新兴古典经济学将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与分工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分析框架。在他们的理念里“……经济学只应有一个框架，所谓的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总量需求的变化（宏观经济现象）等等，不过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不同侧面。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当代向新古典经济学挑战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都可以整个成一个新的主流学派。在新兴古典经济学里，不再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分，不再有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学、增长理论及宏观经济学；也没有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所有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最重要的决策是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杨小凯、张永生，2000，P19）限于本文的主题，我只着重介绍新兴古典经济学主要论述分工的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是与交易费用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当分工的程度越高，生产率也越高，但是交易费用也越高。故分工的程度与交易费用之间就存在着两难冲突，分工的程度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交易费用有外生交易费用（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它不是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和内生交易费用（广义的内生交易费用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作出了决策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指市场均衡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之分，其中，降低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有更大的影响，“因为既然它是内生的，就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进、习惯的形成而加以减少，是人类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杨小凯、张永生，2000，P98）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分析各种经济现象的交易费用的性质进而分析在不同的交易费用下分工的特征。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分工有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在初始阶段，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所以生产率很低，因此他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生产中，每个人慢慢在每种活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生产率就慢慢改进，使得他能负担得起一点交易费用，于是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些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提高，市场也就因此出现。由于升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使生产率进一步上升，此时每个人在权衡专业化将来的报酬和当前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认为可以支付更多交易费用，因此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加专业化水平。这样，良性循环过程就会出现。这个过程使分工演进越来越快，产生所谓经济起飞现象。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与制度有关的交易条件的限制而耗尽时，分工演进减缓或停止，学习过程不再被分工演进所加速，所以社会进入减速经济增长阶段，人均实际增长率下降。”（杨小凯、张永生，2000，P183）通过分析各种分工性质，新兴古典经济学对贸易理论、城市化理论、企业理论、经济增长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按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个新的分析框架比新古典分析框架更具解释力，可以取代新古典分析框架。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或已接受的理论绝非易事，虽然新兴古典经济学得到了包括几位诺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赞赏，但能否在可见的将来成为主流，我们要拭目以待。当然，有志于挑战传统理论和享受知识进步的学人，应尽其智慧之所能，推进这一进程。 五、几句闲言的结语 借着这篇读书笔记，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知识的进步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快。有时候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并没有太多的新内容。当下，我们的教育中混乱的声音太多，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就是大家都一味的强调创新。有些人没什么文献阅读量写东西就宣称自己有如何如何创新的理论，一会儿有新的理论解释、一会儿有个新框架，绝大数是得不到学界认可的“自娱自乐”。一般来说，创新都来自于深厚的基础理论功底。我们往往只看到创新的目标而不现实的思考这个目标如何达到，空中楼阁就这么容易建起来？当我们的大学知识存量还不足以支撑能够构筑新知识之重时，谈什么理论的创造性。这是一个学术浮躁的时代，千篇文章中选不出几篇值得一读的，需要我们反思。 参考文献： 埃米尔．涂尔干，2005：《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伯纳德．曼德维尔，2002：《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肖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亚当．斯密，200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柏拉图，2003：《国家篇》见《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哈耶克，2003：“经济学与知识”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2000：“曼德维尔大夫”见《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杨小凯、张永生，2000：《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小凯、黄有光，1999：《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张玉纲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杨格，1996：“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贾根良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期。 汪丁丁，2000：“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见《直面现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赵峰，2006：“哲学王或王哲学：柏拉图的分工思想”见 http://www.aihuau.com/showarticle.aspx?id=25974 马克思，1976：《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2001：《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张明勇，2006：“从‘知识分工’到自由秩序——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内在理路研究”《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二卷第一辑。 孙广振，2006：“长亭浊酒别小凯” http://www.linzhao.org/wmnewshtml/5/2006-07-07/20060707205543.html Guang-zhensun，2005：“READINGSINTHEECONOMICSOFTHEpISIONOFLABOR” http://www.worldscibooks.com/economics/5728.html [1]我在准备写作这一部分内容时曾试图单独作为一篇短文来写，即“柏拉图的分工思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网上一篇由华中师范大学的赵峰先生写的“哲学王或王哲学：柏拉图的分工思想”。其中赵先生的文章中讨论到分工与正义部分和我想写的差不多，赵先生的这篇文章写的不错（看得出赵先生是认真读书的人）。当然，我的表达思路与他的略有区别。 [2]比如哈耶克在“曼德维尔大夫”中就提到曼德维尔是分工理论的奠基人，杨春学先生在为《蜜蜂的寓言》中文版写的序言中也称曼德维尔的分工思想影响了亚当．斯密。马克思甚至说亚当．斯密论述分工时有一大段都是抄袭曼德维尔的。 [3]我刚写完这篇文章的初稿时，在网上看到孙广振先生在杨小凯教授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文章中介绍他们编了一本有关分工的古典文献导读的小册子“READINGSINTHEECONOMICSOFTHEpISIONOFLABOR，去年（2005年）年中印行。收录了从古希腊、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直到晚近几个世纪若干经济学思想家（配第、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哈耶克等）的相关论述。”后来又把孙先生的文章下载阅读，他介绍了范围更广的分工理论，是很好的综述文章。由于我知识面的限制，这篇文章介绍的理论范围窄，当然，应该详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