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经济学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仍然没有一个一致性的看法。经济增长数字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和缓慢的政治改革进程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令人困惑的胶着状态。和东欧以及苏联的后社会主义改造模式不同，中国（还有越南）采取的“加尔布雷思（Galbraith）的社会主义”使得采用激进改革的前述国家在经济增长领域显得黯然失色。直到今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对政治上的集中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几次反复的权力下放和回收，中央政府显示了其在控制政治和经济进程方面的决心和力量。中央政府不仅仅在短期内撤换了那些与中央政策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大员，集中了一度下放的财政和税收权力，使中央在政府预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重新确立，更出台了一系列干预政策重申了政府对部分经济进行控制的重要性。和以往相同的是，政府加强或者恢复对某些经济领域的控制的理由是一些基于想象的政治理由和几句蹩脚的经济学术语。一方面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越来越难以摆脱的对计划控制和审批的眷恋。这种矛盾的现实与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学所描绘的似乎出现了冲突。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中国经济将陷入危机的预言，也使得众多坚持批评过度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的观点黯然失色。寻找中国经济这种高度的适应性的原因于是成为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通过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深入参与和长期观察，使我隐约地感觉到解释这种适应性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中国政府干预政策在市场实践中已经被高度消解。要证实这种消解情况的存在，需要借助更加广泛的经济学理论对其他转轨经济体的研究成果。在这个方面，有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学界使用的解释方法归结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代表人物包括了杨小凯、张五常、张维迎、周其仁等；第二种是以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为基础，包括了部分经济史学者和众多信奉主流经济学的学者，强调健康的公共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性，代表人物包括了秦晖、茅于轼、盛洪、邓正来、张军等。[1]他们的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在思想界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在于都非常强调“制度”在转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们的研究结论比较多地借鉴了制度主义的研究成果，包括R Coase, D North, Alchian, Stigler, Sen, Buchanan, Demsetz, Friedman, Hayek, Jensen, Meckling, Olson, Weber 以及 Williamson等人的研究成果。
本人的研究显然没有突破以上的框架和模式。只是希望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个综合性的假定，那就是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政府高度干预下持续增长，是因为中国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强有力的非正式制度（也就是内生制度）极大地消解了政府推行的正式制度（也就是外生制度）的负面作用，使中国经济体系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弹性的经济体系，从而支撑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中国民间创造财富的冲动得以释放。同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也是中国经济秩序混乱、高度腐败和严重权贵化的主要原因，该冲突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逐步走向激化，成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风险来源，如何适时地化解这一冲突，将是中国经济能否在未来继续取得增长并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的最重要课题。
关于制度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在哈耶克的视角中，制度有两种，第一种是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具有自组织（Self-organizing）的特征；第二类是组织（organization）。前者是由规则统治，而后者则是命令统治（Hayek, 1973）。Wolfgang & Manfred将制度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它总是依靠某种惩罚得到贯彻，将人类行为导入可预期的轨道。并将制度区分为“内生制度”（Internal Institutions）和“外生制度”（External Institutions）。前者是指那些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稳定而符合预期的制度；后者是指那些因设计而产生的，并要由一个诸如政府这样居于社会之上的权威机构来执行的制度。而外生制度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与内在演化出来的制度能够互补（Wolfgang & Manfred，2000，中译本，pp.32—36）。Joseph E. Stiglitz 将制度定义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并认为社会资本的发展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的正式的经济制度所代替，这一过程的开设可能伴随着社会资本整体水平上的损耗，但最终会造就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中，社会关系根植于经济体系中，而不是相反（Joseph E. Stiglitz，2000）。诺斯认为，制度是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两者的交叉共同组成，它们三者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由于非正式制度给任何一套正式规则提供了根本的合法性，因此，激进的革命从来不会像他的支持者要求的那样，而绩效也与预期不同。影响经济绩效的是政府，因为他们限定并执行经济的游戏规则，因此，发展政策的核心是必须建立一个会制定和执行有效产权的政府（North,2003）。青木昌彦从博弈论的角度阐释了制度演进的规则，他发现制度既是博弈规则，又是博弈均衡，或者叫做博弈的内生规则（endogenous-rules-of-the-game），制度不是外生给定的，或者由政治、文化决定，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domain）内参与人通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它们是自我实施的（Masahiko Aoki，1998）。
可以发现，在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制度基本上是被区分为非正式（内在、内生）的和正式（外在、外生）的，它们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着经济制度的走向，而且外生的制度被强调必须和一定的内生制度具有配合和互补的作用。考察中国的现实情况，我们发现，以上的理论在很多问题的解释上还存在一些困难。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并没有实质性地放宽对经济的高度干预，甚至在最近，政府又重申了其在财政、现有国有经济占有优势的竞争性部门[2]、教育、医疗、住宅、采矿甚至私人领域的各个部门不可动摇的控制和干预的权力。中国政府操纵各项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决心丝毫没有掩饰的意思——我们很难在这样的治理逻辑中看到外生的强制制度与内生的自发秩序建立良好互动的可能性，而我们的结论是这将导致两种制度的严重冲突。恰恰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经济在奇迹般地增长，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一直维持在10%左右，对外贸易大规模增长，资产价格节节攀升。看来，我们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思考在中国发生的一切。
中国政府，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困难的估计主要集中在官员腐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恶化等具体问题上，无意或有意地忽略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经济学家经常认为，在东欧经济转型过程中，激进的经济政策摧毁了原先强大的外生的计划控制制度，但需要漫长时间逐步演进出来的内生的市场制度没有在短时间内取代巨大的制度真空，整个社会经济缺少规则与秩序，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中国经济似乎正在处于一个相反的过程中，渐进式的经济变革，催生了非正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而落后的正式的外生制度在被迫后退和继续监守之间徘徊，政府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和垄断利益集团的操纵，成为正式制度阻碍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形成的最大动力。我们知道，经济赖以增长的绝对不可能是早已列入改革对象的正式制度（如果它能够促进经济，就不需要中国进行引进市场体制的改革了），而应该是新兴的非正式的制度。问题是，如果正式制度一直非常强大，那么受到诸多限制的非正式制度是如何支撑长达二十几年的经济增长的呢？是否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之间会存在真空和冲突以外的第三种共存方式的可能性呢？
可观察的维度（dimension）
有很多可以观察的维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如前所述，本研究没有跳出传统制度分析的基本框架，但是希望通过将传统分析方法更有针对性地应用于中国经济，来探讨中国经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特有现象。本研究将主要考察中国经济中的以下几个重要维度：
l 非正式制度的合法性与自组织性
了解中国经济发展背景的人都会知道，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基本动力来自于被僵硬的制度所束缚的民间，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东部安徽省的一个贫穷乡村的农民冒着非常大的政治风险将原先政府集中使用的农业用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建立了一种准市场主义的新型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实现自由经营，自主安排农业生产，自我承受经营风险。[3]这种准市场的制度安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政府为之努力了三十多年都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所以该制度的推开，在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在工业领域，情况也非常相似，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恰恰就是国家控制和国有经济最为薄弱的地区。在最早推行私有制的广东省和浙江省，以很快的速度实现了高度工业化——私人企业的份额在这两个省份在开放政策实行的十年时间就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在这两个省，仅仅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就建立了世界范围内都少有的庞大的制造业，为中国经济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声誉。在20世纪90年代，仅浙江一个省的私营企业对外贸易增长量，就超过了中国全部国有经济的对外贸易增长量。 可以说，非正式制度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其带来的超出政府预期的财富和利润的基础上，这些地区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说明，私人自发的秩序安排，在效率上远远高于政府规划的制度安排。它的自组织性质于是就有了最基本的合法性来源。
l 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势力平衡
爆发式增长的私人经济并没有满足于市场份额的增长，它的长期发展还要有赖于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的增强。新兴的利益集团需要政治权力来巩固它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和未来更加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尽管现实中的严酷环境对新兴的资本家阶级并不十分有利，但他们懂得运用自己手中最有利武器——财富，高傲的政治体系在庞大的资本面前不得不绽放出迷人的微笑，他们深知，与财富的结盟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解决计划经济遗留下的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微笑将直接关乎他们个人财富的多少，让他们从理论上的无产者变成现实中的有产阶级。
他们的努力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了回报，政治体系通过所谓的理论创新将新兴企业家阶层纳入到了政治体系之内，“三个代表”理论的创立，正式宣布了新兴有产阶级取得了和传统政治势力平等的盟友地位。并推动形成了今天权力和商业相互渗透、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模式。
l 国有控制的低效率对政府干预的约束
政府干预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约束不是来自于私人经济的巨大活力，而是来自于国有经济的严重低效率。80年代末期，数额巨大的对国有经济的补贴使得中央财政几乎陷入破产的境地。以国有企业税收为主的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额下降到10%左右（姜维壮，1994）。中央财政急需找到减轻财政支出负担的合法理由。通过90年代的一系列财政改革，中央财政成功地削减了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资金援助，并从新增长的私人企业和个人税收中重新获得了支撑。国有企业资金链条的断裂，推动了国有企业以更快的速度退出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失败，使得政府在推行对私人企业过度干预方面不得不有所顾忌，考虑到税收增长和寻租（rent-seeking）便利的需求，政府有选择的放弃了很多不恰当的干预方式。
l 政府实用主义的治理原则和政府对自身行为的约束
政府所推行的实用主义路线需要将新的经济秩序合法化并纳入其理论容许的范围。在经济增长优先这一基本原则的统帅下，以尊重市场交易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不得不成为至少是很多官员口头上的承诺，用以稳定市场预期、鼓励私人投资。出于对历史问题的担忧，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遵循一种实用主义路线。政府最高领导人大力提倡实用主义原则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原则。各级政府必须为当地经济增长负责，并努力减少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损害经济增长的罪名是各级政府官员最为不愿看到的结果。政府的强力管制表现出异忽寻常的弹性。例如，中央政府一直视为非法的色情业、博彩业（除个别政府牌照外）、私人金融业等，在全国都呈现一种高度泛滥状况。
实用主义的指导原则也为执政党不断调整僵化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在80年代，承认私人经济地位的合法性被描述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利补充”，到今天私人经济全面超越国有经济份额，被解释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主要体现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而不必在乎具体份额的多少。这显然与经典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大相径庭。尽管到现在，政府仍然在强调中国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但我们从所有制上已经看不到中国经济和被政府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印度有任何区别。非常显然，这种现状和政府所信服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是根本对立的，可政府利用其掌握的弹性空间巧妙的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
l 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央集权的约束
中国是全球所有具有不同民族和广袤土地的大国中唯一一个保持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这在事实上与现代化国家权力向下理念相违背，但中国政府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经济发展要求地方政府灵活地根据各自资源禀赋、人口差异、文化特点促进地方经济，中央政府需要给各级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这一过程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90年代末期达到最高峰。1995年，中国政府通过新的《预算法》，确立了中国财政联邦制的框架，至少在条文上，地方预算仅仅对本级政府负责，不再对上级政府负责。再加上官员晋升中经济增长优先原则的贯彻，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张维迎,栗树和，1998）。
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尊重中央的权力，例如，中国法律规定，对企业税收的减免权在国务院，事实上，甚至很多地方乡镇政府都出台了众多对私人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牛华勇，施洵，1999）。
l 商业文化同政府干预的平衡
源于明清两代的中国商业文化与强大的政府干预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政商不分、官商勾结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特征。尽管出现了三十年左右的真空，1980年代，中国民间商业活动一恢复，这一特征再次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私人企业家通过贿赂、吸引官员参与等手段与政治结成了牢固的盟友关系，在僵化的政策面前，总可以有办法寻找到各种有说服力的特例，使商业迅速占领政府本不允许进入的领域。这使得中国经济制度安排出现了一种非正式制度经常占据优势的特点。政府的实用主义施政路线使得该特征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比如，在政府尚未正面允许私人开办银行的时代，全国工商联合会（私人企业联合会）就成功地取得了开办银行的牌照；而在MBA商业教育仍然要通过行政审批的今天，李嘉诚创办的长江商学院就完全没有通过任何的审批程序，轻易就拿到了别的机构要十几年才能够拿到的牌照。这样的商业文化，使得政府的诸多限制都通过特例的方式降低甚至逐步取消了进入限制。
l 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主流话语优势
自1919年起，中国人就从来没有尝试过到自己的历史典籍中寻找未来的答案。一种对于西方社会和体制的崇拜把争论的话语权完全让给了舶来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你会发现无论激进派、温和派还是保守派，在论证自己观点的合法性时无疑都要寻找西方社会的理论和证据为自己进行佐证。有意思的是，保守派攻击激进派市场主义的“全盘西化”的主要论据，是另外一种来自西方社会的理论。而那些试图抛开西方理论，自己建立独特理论体系的努力基本上都以遭到嘲笑作为最终的结局。整个现代化的争论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理论基础之上的。西方主流话语的优势地位保证了中国经济转型始终没有脱离它的既定方向，可以预计，这样的争论对于良好的转型结果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中国长期改革的困难：与亚洲新兴民主经济体的比较
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在大部分竞争性领域已经退出了直接提供生产和服务的行列，其垄断权力更多地被强调为控制私人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直接控制具有垄断利润的经济部门。以上我们可以观察的维度并不总是能够保证中国经济转型向好的方向发展。政府的实用主义指导思想和传统商业文化的结合正在把中国拖向俄罗斯权贵资本主义的老路，政治腐败，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部门的退出换来的是国有垄断在非竞争性部门的控制和对消费者权利的漠视；财政状况的改善使其有能力重新控制诸如教育、医疗、住宅等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部门，严重阻碍这些部门的发展；中央集权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为长期中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笔；精英阶层对西方主流话语权的依赖、政治和商业的过度结合和网络言论自由的兴起，导致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泛滥，使民间的思维模式与国际潮流逐渐疏离。更重要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冲突使得经济秩序混乱，社会缺少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社会缺少集体安全感。
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私有制的确立和不可逆转将引导中国走向韩国或台湾式的渐进改革，成功地在中国建立基于市场竞争和民主政治的新的制度，正式的制度逐步向非正式制度妥协、融合和互补。混乱的秩序将逐步被清晰而稳定的秩序所替代。在这里，我更愿意坚持对乐观主义的保留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政府在逐步承认市场秩序的重要性，但正式制度的退让并非没有底线。到现在为止，政府所描绘的转型的最终目标——中央政府集权、政治垄断和自由市场竞争并存的目标——并不是一种均衡状态目标。在前三十年的改革中，每一次对底线的试探都以政府强力阻止结束，底线的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是一大批权力阶层的利益，在可以预见的架构中，意识形态的障碍将成为两种制度冲突的最终爆发点，其他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取决于我们如何用符合市场制度的价值观影响更多的人，也取决于未来制度安排中如何颠覆或赎买权力阶层的利益。
[1] 以上只是笔者本人的简单分类，不一定能够涵盖所有的研究范围，也不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分类。笔者所采用的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是，前者对政府干预的批评比较集中，而后者除了批评以外，还强调对经济实践的参与性和理论的建设性。
[2]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融荣在2006年12月18日在就《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该讲话被学界指以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和竞争力”为理由，跑马圈地，借助政府力量瓜分势力范围。（韩琪：《国资委控制七大行业有失公平 国企定位不明确》，原载《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