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
陈嘉珉
赵靖教授任主编、石世奇教授任副主编的大型史学专著《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今年5月已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六卷，目前出版发行的是该书第一卷。《通史》对于发掘整理中华历史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为现实社会提供历史借鉴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本文要论及的，是该书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进行开创性研究并获得成功的。
一、坚持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方向
《通史》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该书自始至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书中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中国历史各时期的经济思想看作当时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的产物；同时又肯定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经济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理论继承性、相对独立性和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重大分歧之一，就在于是否承认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生产方式是一种有规律地运动的社会存在，而作为这一社会存在直接反映的经济学说或经济思想本身，也有它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该书作为一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通”自然首先是指纵论古今数千年；而通“古今之变”则不仅仅是客观地叙述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变”之过程），更主要的是要探求其“变”之规律。《通史》最具开创性的探索工作正是在揭示“规律”这一问题上，成就了“一家之言”。
探索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规律，首先要遇到历史分期问题。科学的历史分期是对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全过程进行科学考察的结果，同时又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和指导。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有了自己的历史分期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基本上是照搬史学界长期流行的按社会形态和王朝顺序或上古、中古、近古三段式分期的作法。这种作法在形式上保持了不同历史学科研究中互相贯通的一致性，在内容上充分反映出社会形态变化和王朝更迭在经济思想中所打下的烙印，也注意到了不同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中经济条件、经济关系等社会存在的变化对经济思想的支配、决定作用。但它却忽视了经济思想本身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尤其是经济思想自身内部特殊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其发展规律。照搬流行的分期法，在材料的收集、利用上要省事和便利得多；而要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运动规律来分期，则比较困难。《通史》为此付出艰辛的劳动，提出了不同反响的独到见解。
《通史》论述的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将其分为古代和近代两大段。该书对分期问题最突出的贡献是关于古代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古代部分包括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的经济思想史，而以后者为主。
第一时期，春秋末期以前。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萌发时期，基本上是属于简单的或初级的经济思想。
第二时期，春秋末期至西汉末期。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异常活跃的局面，大体上已达到经济学说的发展水平。《通史》并不像流行的观点那样，把秦的统一作为划段的重要标志，认为秦的统一并没有解决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问题。代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势力与奴隶主残余势力进行了百余年的斗争，到西汉中叶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在这整整一个时期中，经济思想始终保持着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加强封建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致性。统一前后的经济思想并无质的差别，而是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从形成、发展到全盛的一个重要时期。
第三时期，西汉末年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这是古代经济思想的缓慢发展时期。西汉末年，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已经巩固，经济思想过去所具有的那种批判精神和开创精神削弱了，逐渐滋长了守旧的倾向。以《盐铁论》为标志，地主阶级经济思想最后形成了僵化保守的教条化的封建正统经济思想。但各种异端的、非正统的经济思想仍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缓慢发展着。
《通史》第一卷集中探讨了上述前两个时期的经济思想。全书三编，第一编论述第一时期即奴隶制社会的经济思想，第二编和第三编论述第二时期的经济思想。由于《通史》采用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分期方法，因此全书能准确把握各时期经济思想的特点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和区别，能充分反映出经济思想运动变化的阶段性和规律性。
三、独立创新、自成体系的宏观研究模式
有了科学的历史分期，还必须要有科学的研究模式，这样才能明确从何处着手，来解剖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个庞然大物，完整地再现其内部的结构规律及其本质特征，而不至陷入对局部、单一问题的盲目摸索之中。
《通史》著者把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从宏观上概括为“商品——资本”模式，由于受其影响，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也基本上采用这一模式。《通史》认为“商品——资本”的研究模式虽然符合西方经济思想史，但却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实际。因为这是把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模式应用来研究中国封建主义的经济思想。而中国封建主义则是一种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经济目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封建地产和封建农业是构成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因此“封建社会中的一切经济问题，没有不同土地财产和农业联系着的”（《导论》28页）。土地占有关系是当时最简单、最普遍、最大量的经济关系。作为这种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直接反映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也必然是关于地产、地租的一系列观念、原理和范畴。所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显然必须从分析封建地产即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
于是《通史》别开生面地提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应采用“地产——地租、赋役”这一实际而科学的宏观研究模式。
书中指出，在中国古代这种以地产和农业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封建社会中，地租和赋役是剩余劳动分割的两种主要形式。因此以“地产——地租、赋役”为模式的观念形态正确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一切经济问题的实质。
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上最发达的封建社会形态，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在世界文化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出了可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商品——货币”模式相媲美的“地产——地租、赋役”模式，这实际上是填补了一项空白。现在可以说，西方经济思想史和作为资本主义前史典范的中国经济思想史，都有了自己的科学研究模式！
四、系统全面、辩证统一的微观分析方法
《通史》除了从总体上创立了“地产——地租、赋役”的宏观研究模式外，还针对不同时代经济思想的具体代表人物和重要著作，采取了系统全面、辩证统一的个体研究方法。始终坚持以联系、发展、全面的唯物辩证法观点来看待和分析每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和重要著作，将其经济思想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
例如对孔子经济思想的研究，一般经济思想史著作都是将其分为各自独立的财富观、流通思想、消费思想、财政思想等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述。而《通史》则是把孔子各方面的经济思想看作一个以“义主利从”论（与安全保守、僵化的“贵义贱利”教条有所区别）为中心的整体。孔子在财富观上主张富“以其道”，在分工方面主张“谋道”不“谋食”，他的消费思想是要“用之以礼”，在赋税问题上则是力倡“使民也义”、行“度以礼”。由此可见他的求富论、分工论、消费观、赋役论等都是建立在“义主利从”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义主利从论就成了理解孔丘经济思想的枢纽”（88页）。
墨子经济思想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通史》第一次明确指出，墨子的经济思想是一个在整体上以节用论为核心的经济思想体系。可是近代关于墨子经济思想的研究，从无人认为墨子的经济思想是一个体系并且节用论是一个处在核心地位的环节，多数论著都只是罗列了一些零散、片段的经济观点。书中第五章系统探讨了墨子的经济思想体系，仔细分析了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贯穿始终的理论脉络。墨子把节用看作富国的主要手段，同他考察过的一切经济问题几乎都联系在一起。墨子人口论中讲的“寡人之道”，主要是由王公大人们的荒淫奢侈生活造成的，因此消除“寡人之道”则基本上是有关节用的问题；他的赋役论要求轻徭薄赋，其前提是限制王公大人们的挥霍浪费，归根到底还是节用；其储备论则更是跟节用论紧密联系在一切的。
以上两例只是一个说明，书中对不同时期经济思想中代表人物和重要著作的探讨都是刻意求新、自成系统的。每一系统都分析透彻，脉络清晰，读后耳目一新，了然于胸，毫无混沌之感。
在个体研究中进行全面系统、辩证统一的分析探讨，做起来是十分不易的。如不熟谙辩证方法、精通史料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精心著述，那么让人看上去就会产生牵强之感。可以说，《通史》第一卷完满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通史》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在历史分期、研究模式和具体分析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一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好书。
（原载北京《群言》杂志，199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