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似乎已经不是个问题，至少在许多学者、政界人士看来不是一个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但是笔者不这样看。在中国并没有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在理论上有补课的必要。市场经济只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条件之一，远不是充分条件。与不良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文化结合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很糟糕的国家。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生严重问题时，是改良市场经济，还是回到计划经济，将重新成为社会争论的问题，对此应有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涉及经济运行体制，而且涉及所有制；不仅关乎经济制度，而且涉及政治制度。由于现代中国社会演进的特殊情况，这些影响尚没有充分表现和展开。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推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推动政治改革，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计划经济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全部生产活动（包括服务，下同）纳入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体系之中的社会制度。某种形式的经济计划，企业内的生产计划、政府的指导性计划甚至政府在某个阶段对个别领域实行指令性计划，那是任何经济体制、任何国度都可能有的，显然不是经典作家所说的计划经济，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前苏联、东欧国家、新中国、朝鲜、古巴、越南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仅曾经作为这些国家摆脱落后状态的必由之路，而且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合理唯一可以永存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制度。计划经济的设想在提出之时就曾经受到过严重置疑，但是计划经济的许多理论假设、前提，当时曾经很难被証伪，加之当时市场经济正一次次陷入严重的危机，因此计划经济增经被许许多多进步知识分子所信仰，通过这些知识分子又影响了亿万劳动群众。经过十几亿人半个世纪的实践，特别是经历了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社会大变动，我们终于可以冷静、理性地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了。
1． 计划经济不利于技术进步
纵贯人类历史，社会进步一直处于加速度状态。特别是近一、两个世纪，社会进步的加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科技进步的加速度正是社会进步加速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哪种社会制度最有利于科技进步，哪种社会制度就最有生命力、相对最合理。
理想化的计划经济要求对全部社会成员、社会组织的各种需求做出完整、精确地统计，要求对生产人员、场地、设备、原材料、动力、运输条件等做出精确、合理的配置，对产品进行最适当的分配。这当然很复杂。仅就计算、运筹来说，就是天文数字的联立方程。这还不是主要困难。由于运筹学、系统工程等学科的产生，特别是计算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使得复杂的统计、计算和运筹成为可能。
计划经济没法应对大量新技术的涌现。新技术由于其“新”，其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其出现具有不可预测性、随机性。能够完全预知的就不是新技术，最多是已有技术的应用。大量的新技术是意外获得的，不是事先计划的。也有许多新技术确实是有目标、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发出来的，但是人们只能知道科研的方向、基本的成果和大致的进程，并不能事先准确知道新技术研制成功的时刻和成熟的进程。科研成果的出现，有的比人们预期得早，有的比人们预期得晚。科学史、战争史上非常著名的“曼哈顿工程”是1940年代美国动员其庞大的科研、经济力量研制原子弹的科技工程。美国最高决策者和工程负责人并不能确定原子弹何时造出来，其基本信念只是力争美国在这方面赶在轴心国前面。
计划经济国家的领导人和宣传家们在“计划”、预测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方面犯下的错误数不胜数，成为历史的笑柄。就是市场经济国家人士试图“计划”新技术也一样栽跟头。1970年代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宣称美国要在十年内攻克癌症。类似预言科技成果何时出现的笑柄过去和现在都不少，今后还会有。但是一个有科学素养的人，一个严肃认真的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新技术不能准确预知，当然在其产生之前以致成熟之前都很难将其应用放在经济计划之中。新技术出现了甚或成熟了，不能马上投入应用，要等到下一轮计划制订时再考虑其应用。对于不期而至的纯粹减少消耗的新技术有可能会较快加以应用，对于可造出更好产品或产出会成倍增加，但是需要追加物质投入的新技术则难以尽快应用，因为后者会打乱既定的计划。计划当然可以调整，但是如果计划经济的范围很大，新技术的涌现又很多，计划就得天天调整。而天天调整的计划是没法执行的。
最近这半个多世纪，由于人类知识从量的累积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于科技知识的大范围普及，使得研发和创新成为大众化的、经常性的活动，新技术每时每刻都在大量涌现，这就使得技术进步与计划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前面讲的是狭义的新技术，广义的新技术还应包括生产、科研、运输、服务等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的创新。组织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要求，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不亚于技术创新。而计划经济对组织创新的阻遏比对狭义技术进步的阻遏更甚。
不论生物还是社会，系统越庞大、越复杂，越需要子系统在符合大系统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具有自主反应、自我适应能力和相互协调能力。越符合上述原则的系统，越进化得快，越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越有生命力。反之就会在进化之路上落伍，在变化的环境中显得不适应，最终被淘汰。
人类社会是一个超大系统。无数子系统的经常性演进构成了这个大系统进化的基础。任何组织创新都不仅会改变所在子系统的结构，而且会对相关子系统提出改变甚至变革的要求。如果各子系统没有对变革的自适应能力（权限和资源），就只能求助于整个社会系统的指挥中枢做出决定和协调，这必然大大延缓变革的速度。而中枢机构面对成千上万的子系统不断提出的、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变革要求，往往很难决断。为维持系统稳定必然要抑制变革，允许变革必然使系统陷入混乱。人类社会的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一样呈现明显的加速度状态，计划经济与社会进步的矛盾也就日甚一日。
只讲计划经济对技术进步的桎梏不讲市场经济对技术进步的羁绊是不全面的。典作经家和许多社会有识之士都在著述中多次愤怒地指出资本家为了避免竞争实行技术封锁、把持专利不售与他人使用许可；为了避免自己的既有设备、工艺被淘汰，不仅不允许他人实施自己也不实施新技术。这在当时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经典作家没有想到的是，市场经济在他们身后会在相当程度上克服这方面的弊端。二十世纪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颁行了越来越严密的反垄断法。只要竞争是比较充分的，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就是不可阻挡、无法延缓的。谁固守落后技术，谁就会被淘汰，实施新技术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专利、技术秘密保护方面的国家立法和国际条约至今也有不少缺陷，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在实质上不够公平，有待继续改进。但是完全不顾社会利益，一味保护技术所有者利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为了社会利益，对于自己不实施或不以适当规模、速度实施专利的，又不以适当价格允许他人实施的，国家得强制专利权人许可他人实施或宣布专利提前失效。这使得技术封锁难以长久。
时至今日，即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仍然存在着许多阻碍技术进步的制度性因素，还需要改进、变革。然而从总体上看，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对技术进步的宽容度要大，阻碍要小，比较而言更有利于技术进步。
由于多种原因，前苏联、新中国都在中前期取得了许多科技成果，在科技进步方面甚至比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还快，但是越往后科技进步越慢。新技术涌现少，推广应用尤其差；技术上多年一贯制，经济组织僵化，跟不上世界进步潮流；从外部引进的技术很少改良，反复引进，还是落在别人后面。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实，也是改革发动的起因之一。
2． 计划经济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多样性需求。
人与其他动物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人即是高度社会化的又是非常个性化的。需求个性化、
多样化是人的内在要求，而且人的需求又经常处于变化、演进之中。计划经济对于整齐划一的需求、一成不变的需求容易满足，对于多样性的、不断变化的需求无法满足。如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心甘情愿如同士兵或囚犯一样，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甚或如同家禽、家畜一般吃同样的饲料，住同样的棚舍，那么计划经济将多一分存在的理由。如果一种制度是建立在社会成员需求整齐划一的基础上，就不能说它是人道的、理性的，它就没有长期存在的理由。当然在物质极度匮乏，面临冻、饿威胁的情况下，人的个性化、多样性需求会被抑制和忽略，不论是衣食还是住行，都可以接受整齐划一的安排。一旦脱离了生死边缘，绝大多数人就不仅会有改善衣食住行质量的需求，而且对食物口味、衣着款式以及其他生活条件产生个人偏好。
社会成员千千万万，需求涉及方方面面，又千差万别，计划中枢如何统计、安排其所需产品的生产？有人会说，有了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和通信系统，起码从理论上说是可以满足社会成员个性化需求的。问题在于人的需求本身是变化的，人对自己的需求也是难以完全预知的。他人的新消费品会对自己的偏好产生影响，新技术带来的新产品会刺激人产生新的消费欲望，人的心理状态、情趣的变化也会使人的消费要求有所改变。“计划赶不上变化”必然是一种常态。
物质财富的生产有行业之分、上下游之分。一般来说重工业、上游产业，例如冶金、矿物开采、基础化工、原材料生产等，产品品种少、批量大，在这些领域，计划经济较之市场经济缺陷不明显甚至不存在。然而在下游产业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产业，计划经济的弊端就非常明显了。社会生产要正常运转下去当然需要各种产业，但是其根本目的还是满足社会成员的最终需求。
市场经济也很难完全满足社会成员的不断变化的多样性的需求。但是市场经济的生产主体是高度多元化的，决策是高度分散的，它对不同的、变化着的需求的响应速度比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迅速得多，有效得多。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由于底子太薄，人均资源过少，又枉搞了多次社会运动，物质产品从来没有丰富过。前苏联资源丰富，政治运动基本没有对生产造成大的干扰，到了中后期物质产品总量还比较丰富。但是前苏联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多年一贯制，缺乏改进和创新，品种、样式、花色少得可怜，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商品琳琅满目形成鲜明对照。越是到后期，越是在和平年代，差距越大。不要小看在产品多样化方面的差距，这成为计划经济被抛弃的重要原因之一。先是可以接触到西方的前苏东国家外交官、高层人士对计划经济的怀疑，继而越来越多的群众知道了真相，整个社会对计划经济的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
3．计划经济消灭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
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彻底否定竞争的积极意义。在实践上，各计划经济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修正，有的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有的实行其他激励机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竞争是不存在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发现的生物界基本法则。这一法则也一直支配着人类社会。争夺生存空间的竞争在人与其他动物之间普遍存在，在人类不同家族、部落、种族、民族、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竞争造成的压力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同时竞争又是残酷的、血腥的。在近代市场经济社会，不仅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的生存竞争极其残酷，和平时期的经济竞争－提高产量的竞争、扩大市场的竞争、压低工资水平提高利润率的竞争，企业兼并的竞争－也是激烈的、往往是你死我活的。十八、十九世纪的市场经济大大强化了竞争，一方面造成大多数人越来越贫困，一方面使得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有鉴于此，计划经济不仅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且消除竞争－从根本上消除上述社会弊端。
问题是，消除了竞争，个人与经济组织努力工作（包括学习和创造）的压力和动力一同被消除了，社会如何进步？这个重大疑问在计划经济理论创立的十九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在思想界被严肃认真地提出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人类将成为真正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人们将自觉地、更有成效地工作，社会进步将更快，而且快得多的多。这个设想和预期基于人类天性的改变，很难证实或証伪，因此赞成和反对的人总是各执一词，谁也无法说服谁。这个问题只能留待社会实践来回答。
计划经济建立初期的社会实践，似乎在证明经典作家关于在无竞争状态下人们将更加自觉劳动的预言－计划经济国家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更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国家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以致任何宣传工具都难以否认。在计划经济国家，在劳动者层面，“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是普遍现象；在企业层面，安于现状，不求进步，几十年一贯制甚至每况愈下。为了改变上述状况，计划经济国家尝试了多种办法，不同主张的派别之间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有的偏重精神因素，注重教育或政治运动，有的偏重物质刺激、物质奖励；有的主张采取高压政策、高指标，以从上到下的压力促使人们努力工作，有的主张更多依靠自觉和荣誉感，计划指标应宽松，使各级经济组织都易于超额完成计划。但是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虽然在局部地区、少数企业、个别时段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谁也无法扭转劳动热情普遍下降这一大趋势。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曾有许许多多忘我劳动、无私奉献的人。但是人们最终不得不承认，忘我劳动的人在总人口中只占极少数。少数人的忘我劳动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低效率。就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没有切身的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其次是安全感、荣誉、社会地位等等，没有生存压力，没有竞争，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是比较低的，而且互相影响，有越来越低的趋势。一个社会不能促使大多数人努力工作，它必然是没有效率的，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
其实在计划经济国家，越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员越是明白，让全体或多数人自觉劳动多么不可能。他们总是倾向于多搞一些“物质刺激”，又总是受到“纯洁的”理论家们的批判，被指责为搞“修正主义”，早晚会复辟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初期，“打破大锅饭”、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成为流行口号。到了改革中期，人们普遍认识到，只在个人层面承认物质利益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企业层面承认竞争原则，承认优胜劣汰是必须的。
如今经济改革派主流人士，一般都宣称在计划经济的初级阶段，物质财富不够丰富，人的本性尚无法改变，因此要先借助于市场经济尽快发展生产力。到生产力充分发展的阶段，就可以完全或主要依靠人的自觉劳动了。当然其中多数人在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认真的，主要是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即便如此，对这种说法还是有必要做一点分析。这涉及到计划经济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4. “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缺乏科学性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经典描述。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把历代人类知识精英对大同世界的憧憬理论化了。它不仅高度概括而且通俗易懂，在很长时间成了现代知识精英和劳苦大众的奋斗旗帜。
在经典作家时代就有许多思想家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或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尽其所能为社会劳动提出质疑，对于社会物质产品能否丰富到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所有要求提出置疑，对于各取所需会造成的浪费表示担心。
经典作家的解释是：私有制（主要指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同）是私有观念的基础。私有制被消灭了，私有观念当然就消失了，人人都会自觉劳动、努力劳动，人人都会珍惜社会物质财富。况且，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取之不尽，人就没有必要超出自己当前合理需要去占有。
“各尽所能”涉及到人的本性问题，是个难以在纯理论层面证实或証伪的命题。已如上节所说，过往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其无法实现。私有制被消灭的同时私有观念随之消失的论断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具有现实性、可能性。
现在让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各取所需”有无实现的可能性。
人类能否各取所需与人类的需求是否有极限和物质财富是否会充分涌流都有关系。
综观人类历史，人的欲望是不断增长的，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总是超出所处时代能够生产的物质财富。随着社会进步的加速，财富增加的速度超出前人想象不知多少倍。但是社会财富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主观需求的距离与其说没有缩小不如说更加扩大了。社会财富不要说满足全人类的需求，就是满足发达国家居民的需求也差的太远。现今世界上只有少数人可以经常到风光秀丽的地方旅游度假，极个别人可以到太空观光。能够设想凡是想去太空旅游的人都给以满足吗？又凭什么说太空旅游是浪费的、奢侈的、不道德的？况且如果某个时代真能让全体有太空游欲望的人都得到满足的话，那个时代又会有新的令人向往的需要更多物质支撑的消费方式，还是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人的欲望、需求的增长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动因。如果人类的欲望可以全部满足、需求的增长可以终止，那不是发生在今天或明天，恐怕在远古时期就发生了，那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了。
相当长的时期人类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只受限于技术手段。当今人们的普遍认识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承载力也是有限的，人类不能无限制地增加物质生产和消费。当然今天和以后的人类可以极大地扩展非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享受，但是非物质财富最终是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
各取所需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成员的需求必然受到某种方式的约束。合理的社会目标只能是，在资源、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创造物质财富，对财富的分配尽可能公平－包括侠义的公平和广义的公平。
5．计划经济的其他可能的弊端
计划经济还可能导致一些其他弊端，这虽然至今尚未从理论上完全证明，但是实际生活却向我们做了一些昭示。
1） 计划经济容易导向集权体制
集权制是所有国家经历过的，曾经是历史的必然。今天它已经成为落后的、为文明社会所鄙弃的东西。早期经典作家是集权制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但是他们不赞成以民主制代替集权制，他们寻求更彻底的方法，他们认为应该使政治、政党、国家统统消失，他们没有论证过在国家的消亡过程中，计划经济必须与集权体制相伴。中后期的经典作家主张在从新型国家到国家消亡的过渡时期实行一党制、领袖制。实践上，曾经的和现存的计划经济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集权体制。这恐怕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一定必然性。
集权制的历史比计划经济长得多，但是两者的结合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为世人共睹，不必赘述了。
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向民主制。即便在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多数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仍然是集权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市场经济国家毕竟产生了民主制，几乎所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是民主制国家。而在任何计划经济国家都没有产生过民主制。市场经济可能导向民主制，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可以互相兼容、互相促进；计划经济则与民主制较难兼容。
2） 计划经济不利于国际分工与合作，更没有消灭战争
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技术、文化交流构成近现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然而在计划经济下，在一个国家内，生产单位之间都缺乏自主的、直接的联系，跨国的直接联系几乎不可能。计划经济国家之间也有贸易往来，但主要限于大宗货物的交换。这就大大制约了交换、交流的规模和深度。前苏联凭借其强势地位在东欧计划经济国家之间搞“经互会”，维持一定程度的国际分工与交换，但是造成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搞不下去。
战争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罄竹难书。建立没有战争的社会是许多人类智者的梦想。人们曾经认为计划经济国家之间信仰一致，不会有矛盾，更不会发生战争。但事与愿违。前苏联、中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期短暂，激烈争端期更长，还曾发生严重边境冲突，几乎酿成战争。计划经济大国与小国之间也不安宁。苏维埃俄国对周边小国实行吞并形成前苏联；前苏联对弱小的东欧国家控制、压迫，有时还动武；中国与越南曾经共同对抗美国，但是对美战事结束才几年，中越之间就发生了战争。
3） 计划经济体制下容易导致政治运动与迫害
在前苏联历史上多次掀起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不仅严厉镇压反对其政治体制的人，而且体制内派别争斗也不断，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严酷迫害。这段历史真相的逐步揭露击碎了许许多多进步人士对计划经济新社会的信仰。新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在政治运动的广度、深度、频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前苏联，不仅对相当多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造成严重伤害，而且直接对经济建设造成巨大破坏。
计划经济由于既不能使经济快速发展又违反人追求个性化、多样化生活的天性，必然不断遭到置疑。计划经济确定了一个既定的社会模式和发展方向，堵塞其他人类社会进化之路，必然遭到许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的怀疑和反对。消除异端的方法只能是高压手段和政治运动。
二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
笔者以为分阶段考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历史上的表现，客观分析多种因素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探讨不同制度的演进路径和可能的发展方向将是有益的。为了把后面的论述简化一些，首先阐述一下关于社会发展因果关系的观点。
1．关于社会发展因果关系的几个基本观点
1）笔者与同时代的多数国人一样，曾经长期受“一元论”历史观的教育。但是经过很长时间对历史及现实的思考，不能不说一元论历史观是不符合事实的，“多因论”更接近历史真实。在社会发展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民族特质、自然条件、国际环境等等。有的时期这个因素起得作用大些，有的时期那个因素起得作用大些。任何因素，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不起决定作用。
2）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哪种制度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公允地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各有优缺点，只是市场经济的优点更多一些。在其他因素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更符合人的自然本性，更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欢迎。在其他因素大幅度向计划经济倾斜时，计划经济可以表现得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更能满足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
3）各种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本身也处于演进之中。计划经济自身的演进空间小，方向也不大对，难以自我完善。市场经济自身演进空间大，方向多元化，自我完善的几率高。
4）社会因素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既可能是制约也可能是促进。计划经济一般导致政治上的集权和文化上的封闭，进一步降低计划经济的效率。市场经济有较多的可能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相容，使得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更加文明、人道。
2．分阶段的历史考察
本文所说的“阶段”不是公认的历史阶段，也不是哪位知名学者所说的阶段，只是笔者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划分的时期。市场经济具有漫长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今后它还会经历无数发展阶段。笔者在本文的阶段划分方法只是为了便于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第一阶段：从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初，是计划经济思想产生、传播时期。在此期间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既蓬勃发展又危机迭起。如同经典作家所说，那个时期的市场经济在一个世纪创造的财富比以前所有世纪还多，科学、文化也空前繁荣，人文精神和政治制度也有明显进步。但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贫富差别巨大，阶级矛盾尖锐，正义、公正缺失，弱肉强食，战乱频仍。仅就经济而言，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造成生产下降，社会财富毁损，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正是严酷的社会现实催生了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思潮。
第二阶段：从1920年代至1950年代前期，是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时期。在此时期市场经济国家
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计划经济国家－前苏联快速发展。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上从自由竞争走向寡头垄断，周期性经济危机发生得更频繁、更猛烈。1929年－1932年间发生了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生产下降50％以上，经济倒退几十年。一面是堆积如山的物质财富被人为销毁，一面是饿孚遍野。社会矛盾激化，战争成为国家出路，民主政治体制发生逆转，法西斯独裁专制在一些国家上台。
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建立起来并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蓬勃发展，奠定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基础，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这一巨大的反差不仅坚定了前苏联领坚持计划经济的信念，而且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落后国家，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把前苏联看作人类的希望。无数仁人志士不仅为在本国建立计划经济制度奋斗，还怀着全人类事业得高尚情操，在某种程度上牺牲本民族利益，帮助前苏联和新兴计划经济国家。
第三阶段：从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前期，是计划经济国家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展开全面竞赛的时期。两大阵营之间一方面进行旷日持久的冷战，间或假手小国进行局部性热战；一方面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计划经济国家在经济、科学、文化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总体上处于下风，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实力上、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尽管计划经济国家有着对新闻、舆论的强大控制力，可以在一定时期掩盖真相，但是真相的掩盖无法长久。计划经济国家内广大群众，特别是知道真相比较多、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强的知识分子，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领导阶层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进行种种改良计划经济的尝试。有的改良试图弱化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多被正统派斥为“修正主义” ；有的改良试图进一步强化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以求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多被改良派斥为“教条主义”。由于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任何一种改良都没有获得成功。
第四阶段：从1980年代中期至今，是主要计划经济国家解体或转轨时期。尽管国家机器极为庞大，但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解体了或演变了。它不是被市场经济国家以武力从外部推翻的，人类避免了一次大规模战争，避免了一次浩劫，真是万幸。有人说计划经济国家是被市场经济国家的阴谋搞垮的。当然这是无视基本事实的无稽之谈，不值得一驳。
3．计划经济国家在特定阶段表现较优异的主要原因
计划经济是一种粗放式的、大量消耗资源的经济，第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前苏联恰恰是一个幅员极为辽阔、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计划经济能够比较快的发展以规模经济为特征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前苏联和新中国建国早期都面临奠定重工业、国防工业基础的任务；计划经济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整齐划一的社会需求，前苏联和新中国在建国之时物质极为匮乏，民不聊生，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吃上饭、穿上衣的问题，不是多样化生活需求的问题；计划经济在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战争方面是强有力的，前苏联和新中国在建国后都面临现实的战争威胁；前苏联和新中国都脱胎于政治专制、经济贫富悬殊、大多数人民深受压迫的社会，新的制度消灭了直接残酷压迫人民的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多数人民为国家和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在一定时期要相对高一些。
以上因素使得计划经济在一定时期表现得比市场经济更优越些。
4．1960年代以后计划经济国家优势的逐步丧失。
由于人口的增长，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被逐渐弱化。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也不再满足单调的物质产品。进入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计划经济国家动员全社会力量进行战争的能力不太能表现。随着岁月流逝，多数人民的政治热情减退，劳动热情下降，不管是忆苦思甜教育还是政治运动都无法激发劳动热情。而计划经济的内在矛盾，对市场经济而言的劣势，在1960年代以后却日益表现出来。
那时期的中国和前苏联各自吹嘘自己的建设成就，违背基本事实宣传自己比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搞得好。实在说不过去时，就强调底子薄、起点低、负有很重的国际义务或其他原因。总之是要维护计划经济及相关制度无比优越的神话。
最让计划经济国家宣传机器头痛的是东德与西德、北朝鲜与南朝鲜的强烈反差。以上每一对实体都是同一个民族，勤劳程度和文化传统相同，经济建设的起点相近，自然条件类似。几十年下来，西德比东德发达得多，南朝鲜比北朝鲜发达得多，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一开始计划经济国家的宣传机器夸大东德、北朝鲜的经济成就，贬低西德、南朝鲜。后来真相实在掩盖不住了，就找出许多外部条件的差异做解释。这种宣传越来越乏力，以致没有人再相信。
5．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近半个世纪在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改进
经典作家都是非常杰出的思想家。虽然他们对计划经济社会的美好预期无法实现，但是他们对所处时代社会弊端、黑暗面的揭露还是十分精当、深刻的。当然看到那些社会弊端的还有许多别的思想家。经典作家认为除了实行计划经济没有其他途径能够解决那些问题。另外有些思想家、政治家努力寻求在不根本推翻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社会的其他方面进行改革或改良。半个多世纪的事实是，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大框架下，许多改良思想得到了实现，许多矛盾得到了解决或缓和。
1） 关于“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
在很长的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少数人统治、压迫大多数人。统治者虽然是少数人，但是他们掌握
着有组织、有系统的力量－系统的暴力组织和舆论机构。被统治的人虽然数量庞大，但是他们分散，没有力量。由于统治者的教化，他们中的多数会认为所处的社会秩序是天然的、神圣的。掌握公权力者通过巧取豪夺成为富人，富人通过参政或收买官吏掌握公权力。总之，富人统治穷人，不从事劳动的人统治劳动者。历史上如此，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近代也如此，这只是历史的延续。
民主制近代在西欧国家得以萌芽、成长。先是贵族取得了较大的权力，削弱了王权。以后非贵族富人即纳税的有产阶级取得了选举权。再后来全体国民在法律上实现了人格平等，成年国民取得了选举权。有色人种、妇女在法律上先后取得了与白人、男子同等的权利。这是人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进步，是政治、人文、科学、经济发展多种因素促成的，是一个渐进过程。
选举需要金钱，政党运作需要经费，舆论工具也需要物质支撑，公权力的运用需要有文化的人士。富有阶层拥有巨大的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选举和舆论是被富人操纵的，立法、司法、行政主要反映富人意愿，维护富人利益。这是基本历史事实。
但是社会在进步。在主要民主政治国家，也是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有关制度发生了多次改良。政党运作、选举经费筹措有了制约；富人以金钱资助代理人受到禁止；舆论工具的党派、政治倾向受到限制。一般来说，在现代民主国家，选举、立法基本上是反映多数选民的意志和利益的，并非主要反映少数富人的利益。
2） “自由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垄断资本主义”
垄断扼杀竞争，大大降低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垄断还加剧贫富分化，在政治上威胁民主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下，财富的集中是一种自然趋势。如果没有政治民主，放任官商勾结，财富集中过程是加速度的。集中到一定程度就产生垄断，垄断又加剧财富集中。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出现了上述情况。市场经济本身不能解决上述问题。
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治上的民主制。国家以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在经济领域反垄断。这发端于1930年代的美国反垄断法。以后民主政治国家在这方面都有很多建树，对可能形成垄断的兼并予以禁止，对已构成垄断的企业强制拆分，扶植中小企业，等等。
3） 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
“无产阶级”这个曾经特别流行的词近些年很少用了，但是用它来专指没有生产资料而为雇主工作的劳动者还是可以的。经典作家用相对贫困化来说明贫富加剧，用绝对贫困化来说明广大劳动群众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不仅经典作家这样说，当时的工会领导人这样说，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这样反映，就连当时主要代表富人的国会，也有议员在其调查报告中对此大声疾呼。在今天的多数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普遍看到“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
使大多数劳动者处于赤贫状态，少数富人独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制度是不人道、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同时多数人不能提高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社会就不能很好地发展，不能安定。但是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利润最大化是所有雇主（不论它是个体老板还是股份制企业）的经营原则，否则它就会在竞争中失败。这使得雇主尽可能压低劳动者的待遇。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也是商品，因此劳动者待遇一般会被压低到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线即劳动者和后代的生存线附近。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时期，将有许多劳动者和后代连生存条件也得不到保障。
解决上述问题与政治上的民主制密切相关。需要有政党在立法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代表劳动者的利益，需要对劳动群众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和工会组织给予保护。除了法律制度、行政措施，还需要社会舆论、社会力量对劳动者给予同情、帮助，对雇主、富人的惟利是图行径给予经常性地揭露、制约。
近一个世纪以来主要的民主政治国家都制订了比较完善的劳动法，对劳动报酬、劳动条件规定了比较合理的基本标准；企业工会、行业工会以及全国性的工会组织相当发达，代表劳动者向雇主争取合理的经济权益，并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意愿。社会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占得比重很大，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并对弱势群体给予扶助，有效地纠正一次分配的失衡。从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劳动群众的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对富人则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在一些国家，最富的人的综合税负达到80％以上，并普遍实行较重的财产税、遗产税。正是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全世界最低，公共产品丰富，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普通劳动者、弱势群体的生存、健康、基本教育有保障。当然，这些国家在分配方面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求得平衡，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地话题。但是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在私有制为主的社会中，贫富差别必然扩大，劳动者必然陷于绝对贫困的理论显然不符合今天的社会现实。
如果没有民主政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倾向劳动者的法律就不可能在立法机构通过；即便通过了，司法和行政机关也会漠视它，拒绝执行它。这种情况在今天的集权制市场经济国家还很普遍。
4） 关于“周期性经济危机”
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以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就一直困扰着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危机对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给大多数社会成员特别是劳动群众造成巨大苦难，迫使人们探讨解决的办法。
经典作家和其他比较激进的思想家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不可能避免经济危机，他们构想出种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其中既有复古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有全新的计划经济。可惜的是，也可以说值得庆幸的是，市场经济可以有重大改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振幅可以大幅度减弱，毁灭性经济危机有可能避免。
二十世纪西方国家涌现了许多经济学流派，比较著名有财政学派、货币学派、制度学派。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同，给出的药方也不同。这些理论在不同范围、不同时期，有着或多或少的应用，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且互相批判和借鉴，在实践中修正、完善。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这些流派还是有大体相同的看法，它们在理论上证明，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局部过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总体上的严重供过于求和经济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关键是宏观经济的稳定，特别是金融的稳定。在二次大战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出现过几次经济衰退，但是中早期经典作家在世时的经济危机没有出现过，1930年前后那样的波及全世界的毁灭性经济危机没有再发生。
在民主国家，社会财富分配比较合理，大幅度提高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收入水平，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即出现了大众消费时代，这也为经济危机的避免提供了坚实基础。
当然不能说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危机完全能够避免了。没有合理制度的建设，没有适度的宏观调控，没有互利的国际合作，经济危机还是可能发生的。二十世纪末严重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就是注脚。但是认为只要在市场经济下，人类就无法避免经济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摈弃市场经济的看法，显然是失之片面的。
5） 关于“战争不可避免”
从有人类以来战争就没有停止过，部族之间、种族之间、国家之间、宗教之间、团体党派之间、阶级之间都时有战争发生－为了生存空间，为了利益或为了信念。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时期才有战争，但是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战争的烈度增强了，范围扩大了。中期经典作家时代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被认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经典作家的力量不仅在于其学说的逻辑性，更在事实：一次大战结束后仅仅二十年就爆发了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二战的爆发确实与经济危机有着内在联系。
二战结束至今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是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危机的基本消除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减少了战争的社会动因。重要原因之二是，政治文明的发展使得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有可能通过协商来解决。当然只有相关国家的政治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意识到战争造成两败俱伤，合作、协商、妥协、宽容可以使各方利益最大化，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更幸福，战争的风险才会真正降低及至消除。如果政治文明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某些国家实质上是以战争作为生存或发展的主要手段，其他国家却信奉和平主义，后者必然吃大亏，甚至亡国灭种，这将再次用“事实”证明战争不可避免。
二战后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合作、联合，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极为深远，它告诉世人：不必从根本上推翻市场经济，通过人类文明进步，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
三 经典学说和计划经济实践的历史贡献
经典作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他们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敬仰；他们关于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的描述和追求是人类许多世代中的杰出思想家关于大同世界理想的一种表现形式，蕴含着关怀人类终极命运的情操；他们广泛吸收了所处时代的人类科学成果，是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集大成者；他们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分析问题的许多方法至今仍然有效或有启迪作用；他们对市场经济下丑恶社会现象的批判对今天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依然适用。经典学说是人类进化文明树上许多花朵当中的一朵，虽然本身不能结出正果，但仍是一朵非常鲜艳的花。
今天的科学家并不固守牛顿理论，也不宥于爱因斯坦，否则就不会有相对论、量子力学，不会有二十世纪的科学和技术。但是科学家们不会全盘否定牛顿或爱因斯坦，对试图包罗万象实则错误百出的两千年前的哲人亚利士多德也不会全盘否定。人类不能割断历史。对待经典作家和他们的学说也应该这样。
把经典作家及其学说奉若神明或只做局部修正而固守其轨道是错误的。因为经典作家对当时社会的分析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就全盘否定或者回避他们的学说，也是错误的。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甚或为了维护某个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对经典学说采取断章取义的态度、故意曲解原义的态度，是缺乏学术良心和政治道德的作法，更是错误的。
主要计划经济国家全部转轨了，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兴旺发达。计划经济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但是计划经济在历史上曾经取得过的成就不能全部抹杀，计划经济的许多思想和方法今天和明天都还有借鉴意义。
在市场经济国家，不仅有局部计划，而且有全国性的以致跨国的计划；不仅有短期计划，而且有长远计划；不仅有指导性计划，而且有指令性计划。经济计划作为方法和手段当然不同于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计划实践仍然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未来是充满着变数的。人类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多数都不正确，越是总体性预测、越是长远预测越不正确。但人类是唯一对未来作预测，自觉追求美好未来的生命群体。预测给人类以希望和信仰，增强人的群体性和行动力量。预测多多少少减少行动的盲目性，增加成功的概率。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试错是社会进步必须支付的学费，试错的结果是人类的巨大财富。新社会制度的设想，需要实践来检验。基本可行的，会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完善，例如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三权分立；基本不可行的，会在实践中，而不是在思辩中被真正否定。计划经济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实践是人类对新社会制度的一场伟大尝试，它告诉今人和若干代后人，此路不通，不须再作尝试。一个世纪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为建立计划经济而进行的工农大众革命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改良和经济制度改进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市场经济社会框架内，劳动大众的有组织斗争，人类理性、文明的发展，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进步起了巨大作用，但这是很不够的。把持公权力和大量财富的阶级并不轻易放弃特权。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富有阶级面对国内剧烈的工农革命，面对其他国家通过剥夺、消灭原富有阶级的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现实，不得不采取大幅度缓和国内矛盾的政策，不得不接受带有强烈社会主义因素的、主张平等和共同享受社会进步成果的主张，认同全体国民从形式到实质的平等政治权力、文化教育权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得以改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建立计划经济的社会实践加速了其对立面市场经济的重大改良。
在1990年代计划经济国家基本都转轨之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别呈现再次扩大的趋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进程受阻；富国对穷国的援助明显减少，国际经济秩序向更有利于富国倾斜；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停滞，政治民主化没有大的进展，一些国家在倒退。这些情况与人类社会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起与之适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国际合作方式有关，与没有大众暴力革命的现实威胁和计划经济国家作为竞争对手的存在也有关。探讨在市场经济－民主制框架下社会持续进步的新机制是今天文明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