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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由于为女友加薪，被世行道德委员会裁定有罪。有人说这是“道德定罪”，联系今天中国拜金主义日盛，取财无“道”，因此他们呼吁：中国现在也需要一个道德委员会进行道德监管！
首先，我承认市场经济需要道德，我在另外一篇文章曾经指出，市场经济并非不讲道德、制造冲突，相反，市场经济比起以往任何社会都讲道德，且市场道德更具真实性。然而，这种价值需求不意味其价值实现需要直接的监管。
从道德自身的特点看，监管之于道德，非不必也，而实乃不能也！市场经济形成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会形成利益的极大分化与价值冲突，其妥协、选择与平衡是缺乏客观程序机制的道德无法承担的任务，此其一。道德为非建构性之调控手段，这决定其无法通过监管机构（如国家）去推行，尤其是对于道德监管者来说，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身份是不合道德的，此其二。道德还具有自发性、自愿性的特点，监管则意味着强制，这本身也属于反道德的“诛心”政策，此其三。在道德的评价方式上，主要关注内在动机，一个具有道德外观的行为如果缺乏善的动机，就不值得去颂扬，但一个看似失德的行为，如果有高尚的动机却能赢得道德的肯定，监管与强制显然无法探及动机领域，此其四。
以上四点特征并未穷尽道德之特性，但已可得出道德无法监管的基本结论，那么市场经济道德又是怎样生成和维护的呢？在同样重视道德的西方，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西方人认为：特定的品质一定表现为特定的行为。所以他们并不直接对某种道德进行直接监管，而是倾向于“行为主义”，即将“道德”凝结于具体的行为规则中，通过固定的行为模式和法律符号使之渗透或内化于行为人的心中，并借助于人的行为进一步广泛传播，发挥间接的理念改造功能。这样，对人的“德评”便转化为规范性评价，因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例如，当沃尔福威茨的行为违反了“利益冲突”原则，道德委员会并不关注其背后的行为动机，也不强调其行为必然与公众利益相抵触，而仅仅是因为他违反了其职务所要求的忠实义务。
可以说，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道德建设虽有独立的价值地位却并无对应的制度设施，如果说他们也有“德治”的话，则是完全依附于法治而起作用的。倘若忽略这其中的差别，将“道德委员会”等同于“道德监管机构”，无异于将西方拉回到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如此以讹传讹的错误观念不纠正，在当今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的中国，势必为恣意擅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留下一扇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