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当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走势及湖南对策分析
2004年7月16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变化进行过四次收缩性的宏观调控，其时间段分别是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年下半年-1996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本轮宏观调控是第五次收缩性的宏观调控。这次调控有如下特点：一是态度坚决的调控。中央采取了各种经济手段乃至土地政策、行政处罚等行政手段，力图使经济尽快降温。二是预防性、前瞻性的调控。本次调控政策全面出台时并没有出现象1989年那样出现不可控制的问题，各种政策的出台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三是区别对待的调整。国家限制措施主要针对高耗能、高污染和重复建设行业，执行的是有保有压的措施。四是循序渐进的调整，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办法。中央的每一项政策出台都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不断观察经济指标的变动，再合理作出下一步决策。
在本轮宏观调控中，湖南究竟怎么办？我们认为要把握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当前经济过热的成因、中央调控政策的走势、湖南的现实状况进行全面了解。本文就将以此问题为重点进行一些较为详细的分析。
一、本轮经济过热及结构失调的成因
本轮调控针对的问题主要是三个：一是部分行业过热；二是产业结构失调；三是粮食生产可能出现问题，其中核心的问题是经济过热问题。那么，为什么在去年上半年还是防通货紧缩，一下子又是经济过热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仍然沿袭粗放式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GDP年均增长9.4%，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但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粗放投入实现的。主要表现在：
1、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特征明显。首先，投入产出率低。“九五”时期，我国的ICOR（增量资本产出率，即每增加一元GDP需要的投资额）为2.8；2003年，我国的ICOR为3.8，高于发达国家1.5左右的水平；我国的投资率是42.9%，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的水平；我国将43%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来维持9%的GDP增长率；而印度只用20%的国民收入作为投资，就能保持接近于中国的增长率。其次，能耗和物耗高。目前我国GDP总量不及世界的1/30，而每年消耗的钢、煤炭和水泥分别占世界的25%、30%和50%；我国单位产出能耗为0.49千克油当量/美元，分别比美国和日本高2.3倍和5.1倍；2003年，我国电力消耗弹性系数为1.7，高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0.8和0.85；全国生铁的消耗弹性系数由2000年的0.563上升到2.224；钢由0.425上升为2.541；钢材由0.850上升为2.859；十种有色金属由1.913上升为2.235；水泥由0.538上升为1.812。第三，环境污染依然严重。目前我国每增加1个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倍；2003年，我省监测的14个城市中，只有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占监测城市数的21.4%，比上年下降7.4个百分点；道路噪声污染严重的城市占42.9%。第四、循环经济落后。目前，我国的能源利用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使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25个和20个百分点。第五、技术进步减缓，技术效率下降。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1979－1995年，中国的ＴＦ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4.63%，下降到1996－2001年的0.6%。2002年湖南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为6.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2002年美国为23.0%、韩国20.9%）。
2、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征明显。1997年以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的经济形势，国家宏观经济层面上执行的是扩大内需政策，各级政府主要通过贯彻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行政推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应当由市场起主要作用的某些领域扮演着投资决策者的角色。如政府直接参与了土地开发、工业园区建设、项目招商引资等。据国家统计局实际测算，1999年，政府对GDP的带动率为51.9%，拉动GDP增长3.7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投入的贡献率为26.4%，拉动GDP增长1.9个百分点；我省通过近300亿元的国债资金及其带动其他资金投入年均拉动我省经济增长在2个百分点以上。但是，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以政府或国有企业为主的投资项目，虽然也关注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变化，但往往注重政府任期内的目标，对项目中长期发展考虑不周、论证不足，投资的效益不高、风险很大。此外，政府本身作为投资活动的监管者，在其直接参与投资时，为了地方经济发展，往往减弱了这方面的职能，甚至出现缺位失职的行为，容易出现软预算约束、投资的盲目扩张冲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巨额浪费。
3、经济增长方式中传统政绩观的特征明显。前段时期，一些干部在政绩的认识上，出现一些偏差，以“速度、形式”论英雄，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GDP总量与增长率是硬道理，“赶超冲动”和“攀比型政绩”较为普遍。加上目前干部的评价考核体系不科学，使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任期内的政绩，把主要精力放在争项目、拚资金上，一些决策行为缺乏周密的可行性论证和长远规划，造成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各地为了获得最大最快的收益，往往注重热门产业的项目，造成了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加剧了结构失衡。
(二)现有的投融资体制容易产生投资冲动
改革开放以来的1983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为政府换届后头一年，无论是全国，还是我省，当年投资增幅基本上处于一段时期内的最高点，表明政府在其中起着重要推动作用。而政府的投资行为，是由投融资体制决定的，而现行的投融资体制容易产生“体制性的投资冲动”。一是项目的外源性融资渠道基本上被政府控制。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供给主体逐步多元化。但是，在实际的投资运行过程中，项目的外源性融资渠道仍然被政府以各种方式控制。2003年我省全社会投资总额中，自筹资金占6成，外源性资金占4成。在外源性资金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占14.6%，国内银行贷款占46.2%，利用外资占7.7%，其他资金占30.9%。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全部由政府控制；用债券、股票等手段从社会公众手中募集的投资资金不管是总量还是使用方向，基本上是政府以行政指令的方式直接控制着。招商引资（包括内资和外资）也基本上由政府主导。作为社会资金融通主渠道的银行基本上全是国有的，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为国家独资，占金融市场份额的80%以上；国家开发银行为政策性银行，被政府直接控制；另外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和商业银行，也基本上被政府以控股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各类信用社等具有民间性质的金融机构要么是政府严格控制其设立，要么是通过合并集中的方式来加强控制。政府控制了金融机构，对银行贷款投向就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也就等于控制了这一主要的投资资金融通渠道。二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投资项目决策权。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体制改革逐级逐层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限，但是，这并没有触及计划经济体制中投资体制的根源——依靠行政权力对项目进行审批。决策权的下放只是权力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转移，并没有从政府转移到企业。政府投资管理部门在项目投资决策时仍然拥有很大的权限，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并未真正落到实处。三是多数国有企业尚未建立投资约束机制。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不清、动力不强、机制不活，企业经营管理者不能够占有未来投资收益一定的份额，因此没有足够的动力促使资本收益最大化；经营管理者对企业没有足够的财产所有权，因而无法也不必承担由于投资失误而造成的资本损失的风险。所以在国有企业投资活动中，既没有人真正关心投资收益，也没有人真正关心投资风险，国有企业进行投资扩张的动力依然存在，其投资总量仍然占有很大比重。2003年，我省国有投资仍然占全社会投资的45%，如果考虑国有控股投资，比重高达70%。四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形成独立的市场主体。由于银行的国有及其非真正的商业性质，资本资源由市场机制配置的比重还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性和行政性的影响，贷款决策人更愿意将贷款投向公有部门，使信贷资金收益不高，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2003年，我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银行信贷资金有63.4%投向国有单位的投资项目。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中，政策性贷款导致的占29.2%，位列首位。同时，现有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利的金融产品太少，在金融机构储蓄快速增长，存贷差进一步扩大的形势下，为了维持自身正常的运转，信贷投放几乎是获得收益和降低不良资产率的唯一选择。
(三)民营经济的自主性作用增强
民营经济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2003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达到46%，比1995年提高20个百分点；全省规模工业中非公有制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达到51.6%；1990—2003年，湖南非国有经济投资从52.16亿元扩大到855.66亿元，年均增长24.0%，占比由42%提高到55%。在民营经济自主性作用增强的同时，由于目前市场机制发育不全，信息披露不透明，政府引导不力，在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中，民营企业对项目投资选择往往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投机性，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太考虑外部不经济，往往低估了生产成本而进行过度投资，对结构失调和经济过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江苏“铁本”事件，是民营企业发展中值得深思的一个典型案例。
(四)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迫使其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发展中国家，同时，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纷纷将其低技术的产业转移出去。根据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我国是发达国家转移低技术产业、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高能耗产业的主要地区之一。如发达国家炼钢所需要的焦炭大都依赖中国的出口，中国的产量已经占到世界的60%。今年上半年，我省规模工业中高能耗行业出口交货值49.4亿元，占全部规模工业出口交货值的比重为53.6%。同时，这种定位的长期影响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2003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占世界出口量的1/3，买进了世界原油新增产量的40%。
(五)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国际市场普遍低利率政策
一段时期来，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较高，对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流向中国的国际资本进入高速增长期。同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低利率政策。如美国2001年1月以来，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6月30日前联邦基金利率为1%，处于45年来的最低点；日元利率已经低到不能再低，去年一段时间居然出现了贷款负利率的现象；欧元区的基准利率为2%，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全世界许多国家进入了一个所谓“低利息时代”。相对而言，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仍然较高，是国际资本套利的主要流入地区。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35.1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一方面，拓宽了国内投资主体的融资渠道，加速了投资的增长；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国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
(六)经济起飞初始阶段容易诱发经济过热
2003年，中国已经跨入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重要关口，进入了经济起飞阶段。一是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对钢铁、汽车、装备、化工等重化工产品需求上升。这一阶段，重工业增长速度快、比重大，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比重就会上升。80年代末期，我国重工业所占比重还不到50%，目前已接近60%；2003年，我省重工业增加值562.96亿元，占比为63.4%；增速比轻工业快3.5个百分点。在这一阶段，由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对投资品的需要旺盛，加速投资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单位产出能耗和物耗往往要高于第一和第三产业。1985年我国工业部门消耗的能源占全部能耗的1/3，目前则上升到70%以上；2003年，我省第二产业用电占全社会的比重高达74%，远远高于第一产业的2.6%和第三产业的11%。二是中国经济处于城市化发展加速期，各地对市政、道路、交通、房地产、水电等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强烈。根据有关方面测算，一个农民进城定居，各方面配套投资，80年代2万元，90年代5万元，而现在需要20万元。三是消费结构升级，从万元级升至十几万、几十万元阶段，住房和汽车成为这一阶段的消费热点。2003年全省限额以上贸易企业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46.7%；住宅销售额增长44.9%。住房和汽车行业是一个关联度高的产业部门，对钢材、水泥等行业的拉动力强劲。2003年，我省房地产业用钢量占全社会用量的55%，汽车行业占5%。房地产和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是能源、交通、重化工原材料需求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
（七）经济过热如果和结构失衡以及粮食安全问题合并出现，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粮食安全，也称为粮食经济安全，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来的,其概念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与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4.31亿吨，比1998年的5.12亿吨少8160万吨，比中国的粮食年产量警戒线的4.85亿吨差5000多万吨。尽管我国有大量存粮，但由于连续五年减产，粮食库存在去年已出现了明显下降。据国土资源部的资料，1998、1999、2000、2001和2002年全国耕地面积分别减少了392万、655万、1444万、941万和2529万亩；近5年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了12.6%，如果不引起注意，粮食安全问题将成为中国的突出问题。中国投资增长过快，已出现了结构失衡。2003年，国有及其他经济投资增长28.2%，比1995以来的平均增幅高14.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增长39.0%，比上年加快16.8个百分点，比农业投资快35.3个百分点，其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而能源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只增长16.0%。工业内部也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比重过高，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当两个问题共生时，就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
综上所述，这次过热，不是我们的政策出了什么大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模式转轨以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规律性表现。只要我们坚持执行中央的决定，做好宏观调控的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二、中央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本轮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缓解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的矛盾，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等薄弱环节。据我们分析，中央用于观察宏观调控成效的指标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主要行业投资与生产情况方面的指标。目前国家重点调控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建材等过热行业的投资和生产增幅都出现回落。1—5月，全国钢铁、有色和水泥行业投资增幅比前4个月分别回落22.5个、9.7个和23.7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生产钢材13721.72万吨，增长23.2%，分别比1—4月和1—5月回落4.8个和1.1个百分点；生产水泥42466.96万吨，增长17.9%，分别比1—4月和1—5月回落3.4个和2.2个百分点；生产铝310.66万吨，增长23.3%，分别比1—4月和1—5月回落0.3个和1.3个百分点。
二是总体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上半年，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6%,比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分别比一季度、1-4月和1-5月回落16.8个、11.8个和3.8个百分点。
三是金融机构信贷增幅指标。6月末，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6.2%，增幅比上月回落1.3和2.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4.1和4.7个百分点，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增幅呈稳步回落的态势，目前增长幅度均处于央行年初制定的增长17%的调控目标内。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43万亿元，按可比口径比去年同期少增3501亿元，其中6月份少增2396亿元。上半年累计回笼现金728亿元，同比多回笼407亿元。这表明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已初见成效。
四是原材料、燃料、动力等上游产品价格指标。目前钢材产品价格比上月普遍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涨势趋缓。6月份，全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8.5%，涨幅比上月回落2.6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4%，购进价格上涨11.8%。
但是，资源“瓶颈”约束仍很突出，能源、运输和重要原材料的供求形势依然紧张，能源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前5个月，发电量同比增长16.1%，其中火电增长16.6%；原煤产量增长16.1%；原油加工量增长17.3%。铁路货运量增长9.3%，均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最快的。但是，快速增长的供给仍然满足不了需求，煤电油运供求形势依然紧张。6月份，原油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20.9%，汽油上涨13.2%，柴油上涨20.6%，煤油上张18.1%。上半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比去年同期上张12.1%，其中6月份上涨19.1%。原煤出厂价格上半年上涨12.9%，其中，6月份上涨18.2%。5月末，全国直供电厂电煤库存为863万吨，比年初减少235万吨，平均可供天数8天左右。拉闸限电的范围由去年同期16个省份增加到24个，三季度电力缺口预计可能超过3000万千瓦。前5个月，铁路日均装车完成9.7万车，请车满足率由去年同期的52%下降到35%左右；其中煤炭日均装车达到4.26万车，占44%。沿海港口出现多年未有的压船压港现象。
我们分析，在上述四个方面指标中，中央在本轮调控中作为风向标的最终还是上游产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原材料价格指标。认定本轮调控是不是取得了最终成效，调控的目标是不是达到了，最终要看能源、原材料紧张的局面是否得到好转。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世界油价今年出现异常暴涨的因素。
用这个观点来看国家政策走势，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宏观调控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第二、本轮宏观调控的任务还未完成，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淡出，货币政策也开始采取适度从紧的取向，国家是不是会进一步启用利率杠杆调控经济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第三、在当前形势下，既要防止反弹，又要注意力度，防止投资紧缩过度，经济大起大落。第四、国家宏观调控的最终价值取向是建立高增值、资源高效利用，低能耗、区域合理布局的新型产业结构。就具体措施而言，国家在二季度大量调控政策出台以后，根据上半年的指标分析，我们判断国家调控政策将出现如下变化：第一、进一步贯彻落实已出台的调控措施，近期内出台新的力度更大的调控政策的可能性不大。第二、进一步密切关注煤电油运供求关系，采取相应有效措施予以缓解。第三、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走势，可能会对土地控制政策、信贷政策等调控措施进行微调；由于经济增速依然过快，国家不排除出台温和上扬的利率政策。第四、后阶段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将放在优化结构、加快体制改革和转变增长方式上。在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方面不会放松力度，但在加强和支持经济发展中薄弱环节方面会加大力度，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三、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以来，湖南经济发展在全国的位次变化
任何一次调整都是发展状况的重新洗牌，湖南在这次调控中，由于省委、省政府领导思想高度统一，工作思路明确，全省人民共同努力，前期总的发展形势是相当好的。
一是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为2402.58亿元，增长11.8%，增速比上年同期快2.4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333.42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990.44亿元，增长16.3%；第三产业1078.72亿元，增长10.3%。
二是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中央一号文件实施以来，我省把“三农”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各项支农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上半年，全省农业增加值增幅分别比一季度和上年同期提高0.5和0.8个百分点。今年我省春夏播粮食面积4517.67万亩，增长7.3%，是仅次于1998年的历史最高水平。早稻播种面积2147.6万亩，增长达22%，扭转连续八年下降的局面，其中优质稻比例为51.8%，同比提高7.6个百分点。
三是工业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上半年，全省完成工业增加值845.74亿元，增长15.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545.13亿元，增长24.5%，增幅比上年同期高4.4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和重点骨干企业贡献突出。上半年，民营企业完成增加值228.81亿元，增长32.4%，拉动规模工业增长12.2个百分点，对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49.8%。“十大标志性工程”完成增加值185.74亿元，增长28.5%，拉动规模工业增长9.2个百分点。产销衔接良好，上半年全省累计实现销售产值1596.74亿元，其中出口交货值92.24亿元，分别增长31.4%和44.2%，同比提高9.7个和19.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99.0%。
四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消费品零售市场趋旺。上半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完成747.58亿元和650.67亿元，分别增长34.4%和39.0%。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三大投资渠道分别完成投资314.99亿元、152.27亿元和136.85亿元，增长41.0%、41.2%和39.7%；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73.95亿元，增长13.4%，增幅比上年同期高3.9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542.68亿元，增长14.4%；县及县以下零售额431.27亿元，增长12.3%。
五是经济效益继续改善，增长质量提高。1-5月，湖南省规模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41.38%，同比提高17.77个百分点，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55.79亿元，同比增长58.9%。上半年，全省完成财政总收入310.45亿元，增长28.7%，同比提高11.4个百分点，完成年度预算的60.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39.60元，增长12.1%，增幅比上年同期高1.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437.38元，增长15.8%，增幅同比提高10.7个百分点。
六是金融贷款增幅和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金融继续稳健运行，信贷投放增量增速下降。6月末，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合计，下同）为5348.54亿元，比年初增加573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4226.67亿元，比年初增加329.23亿元，同比少增113.6亿元；如剔除剥离因素，6月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427.53亿元，同比少增15.3亿元。国有银行信贷投放增量明显减少。6月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累计贷款余额3211.25亿元，比年初新增307.57亿元，同比少增96.9亿元。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减缓。上半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6%，分月来看，1－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上涨3.8%、3.1%、4.3%和5.7%，5、6月涨幅开始回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4月份分别低0.2个和0.6个百分点。
但是，客观分析，在本轮国家宏观调控中，我省经济与全国比较，增长速度仍显落后。
今年一季度，湖南省GDP增长速度呈高开高走的势头，增速回升到两位数以上，增长11.2%，比上年同期快1.6个百分点，比2003年快1.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在全国排第26位。但从全国看，东部地区增长14.2%，继续领跑全国的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呈现高于中部地区的态势，增长12.9%；中部地区增长12.2%。我省一季度增长速度不但低于东、西部地区，而且比中部地区平均增长速度低1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湖南省的经济增长速度仅高于黑龙江0.7个百分点，从全国来看仅高于西藏、海南、黑龙江、云南、贵州。
上半年，全省GDP增长11.8%，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速，增速比上年同期快2.4个百分点，比今年一季度快0.6个百分点。但全国各省上半年的预计增长速度都呈快速增长态势，如广东、浙江、内蒙古、安徽、广西、四川和河南等省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是15.1%、15.5%、18.7%、13.5%、12.8%、13.5%和13.9%，从各省上半年来看，大部份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将超过我省。因此，我省要特别防止在本轮调控中经济位次下降的问题。
四、对湖南如何错位发展的思考
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以来各地经济发展变化来看，地区之间的竞争仍然激烈，特别是湖南周边省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江西、湖北、重庆、广西和贵州正处在发展期，与我省资金、项目的竞争关系凸现，粤港澳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其“虹吸效应”又非常明显，均给我省经济发展构成了挤压态势。因此，在本轮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大环境下，我省应把实施错位发展，作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缩小与外地差距，避免“边缘化”的现实选择。
(一) 湖南错位发展的现实意义
所谓错位，是指双方相对不冲突，而能顺利前行。从地区经济发展来看，错位发展就是要扬长避短，下大力培育各自的比较优势，认准某些产业和领域，做大做强，从而形成自己的经济特色，达到快速发展的目的。错位，其实质是为了正位。
1、错位发展,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趋势
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看，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趋势。但一体化并不意味着一同化，一体化的内在要求是区域间建立起更加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把区域合作上升到产业协同调整的高度，实现区域间的分工与协作。实施错位发展，旨在加强优势整合。从地区间的经济竞争力看，竞争力的关键不在于大而全，而在于特而强，有所为，有所不为。没有错位经营的理念，就不可能有特而强的产业形成。
2、错位发展，符合国家宏观调控大局
此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根本着眼点，不是为了限制发展，而是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及时消除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促进国民经济既快又好地平稳向前发展。国家限制的只是某些过热的领域，而不是全行业限制，实行的是既有压，又有保，既有退，又有进的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不是“急刹车”，也不是“一刀切”。
3、错位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错位发展中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湖南经济发展，就是要使全省经济社会更加全面地发展，工业与农业及其他产业更加协调地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更加和谐地推进。
(二) 湖南错位发展的现实条件
1、湖南融入泛珠江三角洲，加快经济发展具备比较优势
湖南地处我国中部，承东启西，毗邻粤港澳，具备特殊的区位优势；境内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农产品资源、劳动力资源丰富，承接粤港澳的产业梯度转移和顺应国际制造业发展潮流，具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和创业诱惑力。
同时，湖南与粤港澳的经济互补性不断增强。长期以来，湖南一直是粤港澳地区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改革开放后，湖南与粤港澳的经济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初步形成了不同层次生产力的优势互补与融合。粤港澳作为湖南重要的出海口和建设资金的来源地，向湖南输出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宝贵的市场经济经验，促进了湖南走向世界，加快了湖南经济融入世界市场的步伐。湖南作为粤港澳地区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产业转移基地、人才和劳务输出基地以及度假、休闲、旅游基地，为粤港澳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近几年来，湖南销往广东和港澳的生猪分别占两地市场的四成和两成多。更为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湖南今后经济发展取决于外源性资本的进入速度、规模，大珠三角地区面临经济腹地和市场空间的突破，两地具有对接的共同愿望。
此外，湖南在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烟草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其他制造业和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等8个行业大类中，有76个小类行业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竞争优势，占423个行业小类的18%。这些行业小类在全国同行业对比中，排名第一的有铁路专用设备制造业、锑冶炼业、铁路机车制造业、铅锌冶炼业、有色金属合金业、其他家具制造业、苎麻纤维初步加工业、铁制小农具制造业等8个行业；排名第二的有卷烟制造业、建筑机械制造业、客车制造业、包装装璜印刷业、机车车辆配件制造业、锡冶炼业、日用陶瓷制造业、配合及混合饲料制造业等15个行业；排名第三的有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他工艺美术品制造业（主要为烟花鞭炮制造）、制药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搪瓷制造业、维纶纤维制造业等16个行业。上述行业为湖南工业融入泛珠江三角洲的协同发展奠定了错位发展的先决条件。
2、湖南在国家宏观调控大局下，加快经济发展仍有不少机遇
据省经贸委透露，在国家限制对钢铁等五大行业投资的背景下，最近华菱钢铁获得发行债券20亿元和贷款5亿元的资金支持，是今年全国钢铁企业获得资金支持最多的企业之一。主要原因就是生产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发展政策。这也有力地说明了国家宏观调控不是一刀切，只要符合国家的产业发展政策，进入国家产业政策允许和鼓励发展的领域，实施错位发展，有退有进，有压有保，就一定会有发展机会。
从我省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国家限制发展的5个行业，除房地产外其它行业通过调整产品结构仍大有作为：汽车业，国家限制发展的主要是小轿车，而不是我省有优势的新型载重汽车、工程机械；再如水泥行业，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能耗高、污染大、浪费资源严重、工艺水平低的小水泥，支持发展日产4000吨及以上规模新型干法熟料基地项目；钢铁行业国家限制生产螺纹钢等大路货，支持生产替代进口的薄板、宽厚板、彩板等。当前，我省钢铁行业在建的华菱薄板项目、衡钢大无缝钢管项目均是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项目；水泥行业根据国家确定的“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淘汰落后”的基本方针，在建、拟建项目是新型干法生产线，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量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电解铝行业从严格控制规模出发，在建、拟建的湖南湘铝有限责任公司预焙槽技改项目、湖南莱孚铝业有限公司二期3万吨扩建工程均是具有规模优势、技术领先、污染少的项目。目前，我省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既有较好的发展基础，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3、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湖南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仍有较大的空间
一是当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煤电油运相当紧张，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今后将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服务业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 2003年，我省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2.2%，发展水平虽然不低，但结构不合理，在服务业所包括的44种行业中，餐饮、旅游等低端行业发展较快；而金融、物流等现代高科技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水平低。2003年，全省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在全部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为25.5%，比全国低3.8个百分点，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例，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0%左右的水平。
二是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较严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展较慢。我省是农业大省，但农业效益低、农民增收难一直是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目前，我省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方面，投入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1999—2002年，全省农村投资总额中农业投资所占比重为14.7%，分别比湖北、江西和安徽低6.3个、1.9个和8.8个百分点。由于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老化，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产品加工落后，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慢。同时，目前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投入不足，不仅加大了城乡差别，而且影响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制约了农村居民的相关消费。“三农”问题的解决，二元结构仍是根本问题。
三是发展城镇化、工业化思路狭窄，单纯依靠圈地，工业投入偏向于资源型、传统型行业，以外延投入为主。1998-2003年，我省工业投资总额为1660.55亿元，居全国第16位，比GDP和全社会投资的排位均低4位。同时，90%以上的工业投资又投向化学原料、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非金属矿物制品、烟草加工、化学纤维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等传统工业，以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比重不到10%。此外，我省工业投资以外延投入为主，内涵投资偏低。2003年，我省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全国工业技术改造投资的比重为3.8%，比山东、江苏、辽宁、湖北、四川、安徽和河南低0.5－2个百分点。
（三）湖南错位发展的产业选择思路
1、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注重优势互补
融入泛珠三角，是我省抓住新一轮发展机遇的重要契机。工业方面，应根据湘粤两地产业结构差异及大珠三角地区产业调整升级的新动向，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并注重产业链的衔接和延伸，融入大珠三角的产业分工体系。农业方面，按照优质、高效、安全和生态型的现代大农业的发展要求，着眼于加快农业产业化的步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在优质农产品特别是绿色产品深加工基地和出口基地及外销体系建设上加强与粤港澳合作，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结构，把湖南的农产品更多地打向省外、国外市场。现代服务业方面，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国际贸易、资信服务及中介服务等，特别应注意与粤港澳地区的生产和生活需求的有效对接，互通有无，协同发展。如旅游开发方面，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出一批旅游资源开发招商项目，吸引粤港澳联合开发旅游资源。以组建股份制旅行社、虚拟联合体等形式，发展与粤港澳旅游业紧密型、松散型等全方位合作，推动湖南旅游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2、在产业发展上，必须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项目来重点扶持和发展
在去年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已经明确在全面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把加快制造业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培育壮大三大支柱产业即装备制造、钢铁有色、卷烟制造；扶持三大新兴产业即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提升四大传统产业即食品加工、石油化工、建筑材料、造纸工业。特别是把销售收入率先过1000亿元的机械装备制造业、财政收入贡献最大的卷烟制造业、具有战略性地位的电子信息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作为重中之重，走一条优势带动、重点突出、全面兴旺的工业化之路。对于符合湖南经济发展的决策，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
3、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大环境下，坚定不移地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重点加快结构调整，加大对农业、高技术产业、交通、能源等薄弱环节和教育、科技、卫生、生态环境等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
此外，要着力通过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推动全省产业布局的优化，提高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四）湖南产业错位发展的有效途径
1、根据湖南现有的工业基础和发展优势、内在潜力，融入泛珠江三角洲重在主动，关键是瞄准切入点，实现错位发展
一是注重在招商引资上切入。鼓励有条件的园区和企业到粤港澳设立办事处或窗口、联络点，力争招商引资有新突破。紧紧抓住国际资本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的机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实现产业对接、要素接轨，大力提高"引进来"的规模和水平。同时，注重在构筑行业战略联盟上切入。以行业协会为桥梁，加强广大中小企业间的合作与优势互补，实现区域内产业结构合理化，以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二是注重在拓展市场上切入。要加大湖南工业产品、农副产品进军粤港澳市场的力度，并借助粤港澳的推介使之在国际市场上进一步响亮起来。同时，促使粤港澳相关市场向湖南延伸、开拓，推动市场的充分融合。以错位发展，借助粤港澳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为此，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坚决打破行政壁垒和条块分割，促进各生产要素跨行政区顺畅流动。
三是注重在引进人才上切入。大力引进粤港澳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为湖南经济发展服务。
2、全面准确把握宏观调控政策，抓住机遇，错位发展
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抑制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企业产能盲目扩张取得了明显成效。从长期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将为高附加值产品和国内短缺品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增长前景将更为乐观。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湖南更应抓住发展机遇，发展具有一定基础和比较优势的产业：IT信息产业、轨道交通、汽车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食品和旅游文化产业。
3、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错位发展，注重湖南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一是要处理好工业发展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关系。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我省工业发展和国企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就是要坚持以新思路发展工业，走出一条具有湖南特色、优势明显、结构合理、带动力强、高效低耗、利于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湖南矿产资源丰富，传统工业比重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慢，目前还有不少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大的产业。因此，在工业发展中要把资源合理开发和环境保护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更多地发展消耗低、清洁型、环保型工业，改造和淘汰高耗低效、污染严重的工业。要针对我省企业组织结构比较分散，企业规模效益偏低的突出矛盾，加快资产重组步伐，实现优势企业以低成本扩张，尽快培育一批主业突出，实力雄厚，研发力量强的重点企业集团，努力提高全省工业的综合竞争力。
二是要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发展的关系。要从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因素入手，确保国家有关支持保护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在确保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和安全农业，提高农业产业化、外向化和标准化水平。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其他中小企业为依托，进行工业园区建设和乡村城镇化建设，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提高农村非农业人口的聚居程度，加快乡村城市（镇）化步伐，有效地聚集城市发展要素，增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密切城市（镇）与乡村的联系，改善我省的劳动力就业结构，缩小城乡二元结构的反差。
三是正确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当前，依靠投资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今后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目标必须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刺激消费和出口增长、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支预期，逐步提高消费率，顺势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规范、净化消费市场。
四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坚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加快发展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为建设以人为本，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发展经济、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决不能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要转变观念，按照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努力发展市场前景好、有效益、附加值高的产业，要改变依靠投资拉动、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把有限的财力用到经济发展上，而对污染、投入成本大的行业和产业要限制发展。如湘西大开发，重点要放在生态建设、环保建设、服务业特别是旅游及其他三产业建设，对湘西矿冶业发展要控制，注意把加快发展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五是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关系。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尤其是要以“普九”和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加强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素质；以公共卫生和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为主，加强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建设。
六是在错位发展过程中，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主动适应和服从宏观调控，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把握加快发展和提高质量、统筹兼顾的关系，尽快改变以GDP增长为主要依据的干部考核体系。建议参照中组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地市党政领导班子工作实绩的考核评价试点工作》的办法，对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增加民意调查。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各种有效手段的综合运用，科学有效地改善宏观调控机制，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率。(执笔：马勇 高勇 曾斌求 彭积龙 周曙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