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之三：经国济民，经济学不堪之重负
什么是经济学或说经济学是干什么的，或者说学了经济学有什么用？不少人会直接回答说，顾名思义，就是经国济民之术嘛。当然，这是一种君子之愿，不像一些诚实的但同样不着边的解释——经济学是教人致富的。这种君子之答也是中国当代经济学教育界鼓励学生献身经济学时的谆谆教导，学好经济学就可以经国济民，一展宏伟抱负了。
大谬矣！经济学只是关于交换的学问，一门雕虫小技而已，才不管什么经国济民呢。
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经济学以私有制度为前提展开。交换的制度前提是私有制，强调的是对私权的相互尊重。只有承认交换对方对其物品的私有权力，才会认同其将物品用于交换的合理性，才会通过交换而非抢掠来互通有无。
但在经国济民的文人思想当中，无论是“经国”也好“济民”也罢，着眼点都在“国”和“民”上，其实充盈着的是文人们天下为公、公有至上的思想，这和强调私权至上神圣的私有制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在物质资源层面，私有制可以成立的基础是盈余而非稀缺，互通有无，有为先，方可以有换无，是为萨依定律。稀缺之下必无稳定的私有制度可以存在。
简单而通俗的理解，经济学是研究“利”字的。利通赢，赢通盈，盈即余。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且莫把“利”和厂商简单挂钩。交换者都是理性人，即都是趋利避害之人，所从事的行为（交换）都是趋利的。（阅读链接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8410）
活得下去，是人的生存权问题，是人权的首要问题，当属政治范畴；活得好坏，好坏标准因人而异，才属于经济的范畴。必要需求领域没有经济二字可言，属于政治或者非经济领域。《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在描述预算序列时，就把预算序列的长度的定义域限定在非必要需求领域（参见《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56图2－13）。
经济学以“利”为对象，而“利”的存在是建立在价值增殖基础上的，这个增殖的基础被俗称为“成本”。在必要需求领域，人们是以生存为代价，而生命是无价或者说价值无穷大的，也就是说，在必要需求领域进行交换的成本是无穷大的，换句话说，在此领域永远都是无利可图的。故而，经济学只是研究超出必要需求的非必要需求领域的东西，即研究盈余而非稀缺。
这样说用意何在？之一，在“经国”方面，在必要需求领域，起作用的是政治学而非经济学。因此钱皮认为，国家政府不能对民众的必要需求坐视不顾，不能以市场化为由而对民众必要需求不作为。保障民众之必要需求，正是为“经国”之正义。之二，在“济民”一面，在非必要需求领域，经济秩序是自然建立在盈余之上的，人们从事交换是一种谋求个人认为的更大利益的行为，其特点就是主动性和操作性，经济学只是对存在的现象进行解释而已。理性人的行为不需要指导，反过来，需要引导的行为不具有理性——连逐利的本能都不具备还何谈理想？也就是说，建立在盈余之上的非必要需求无须“济”之。
如此说来，经济学“经国”实乃自不量力，而“济民”纯属自做多情，经济学还有何用？经济学家的学术霸权习性，大概源于对责任的这种自我膨胀。其实，经济学不应该、也管不了那么多。经济学不过就是在假定私有权禀赋合理的前提下，研究这种制度下人们的行为规律和可能的结果，实属雕虫小技，仅此而已。
为何还有那么多经济学人自以为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如此重大？说得白一点，自己往脸上贴金呗。把大葱往鼻子里这么一插，图得就是一个大象模样。如果承认自己的学术只是雕虫小技，岂不是妄自菲薄？谁愿意说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文不值？经济学的“社会科学之王”名声也不过就是这样搏来的。
钱皮每每看到类似《中国统一之利弊》这类“经济学”文章，都会对经济学人之政治狂妄嗤之以鼻。这种企图以金钱为价值标准的利弊权衡，显示的不是经济学人的智慧，而是一种极端的政治幼稚。中国统一的利弊是区区几张钞票能够权衡的吗？即便是权衡利弊，也要知道利弊的受者是谁，而闭口不谈利弊之归属对象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图谋。还有诸如违法犯罪的成本分析、某种商品价格该不该升降等等，此乃哗众取宠，均属声经济学术之东，击政治图谋之西矣。此前闭幕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一句“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让所有这些别有用心假经济学之名的狂妄政治言论都如曝中阳。
有人矢志不移，执意要肩负经国济民之任，虽则其志可嘉，但实自不量力。具有经国济民之宏伟抱负的人，完全可以做一个懂得经济学原理的政治家（其实政治家并不需要懂得经济学，只需要以民为本的博爱胸怀）或政治幕僚，或以己之能，倾力于宏观经济政策领域一展经国济民之才华，何必再贪图多戴一顶经济学家的帽子？然而不幸的是，许多年轻一代经济学人已经习惯于把政治批评当作是经济学自己的学术内容了，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
“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本身就有悖论之嫌疑。其实，宏观经济学就是政治。因此，与其说凯恩斯是积极参政的经济学家，倒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关注经济问题的政治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如财政政策理论、刺激需求理论）等等，反映出来的都是一个政治家居高临下的“牧民”思想，而非把民众当作自由的理性人的经济学思想。宏观，着眼点在国家、全民、全局，思想深处是以公为上的，这和私有权至上思想有着本质层面的冲突。
经济学教授经常用经济学史上著名人物适时提出经济政策建议并为政府成功采纳为案例，来说明经济学经国济民的作用和鼓励学生。然而，此类案例不过是政治幕僚借用经济学名义行政治观点之实而已。与其说是政治家采信了经济学家的观点，倒不如说是经济学家被政治家所巧妙利用。经济学借数学堆积披上科学外衣，政治家再借经济学名义行政治观点之实，仅此而已。当你要把某某学者的言论当作经济学理论理解的话，你不妨看看，他是不是经常以政治代表的身份在讲话，你要明白，那是“政治协商”的会议，而不是“学术研讨”会议。这种案例的励志，最终培养的可能仅仅是一种政治虚伪和狡诈之能——找一个借口就行，借口的正确合适与否无关紧要。
作为政治的所谓“宏观经济学”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是“要不要怎样做”的问题，而不需要为之寻找任何经济学的理由。而“要不要”的问题进一步是谁说了算的问题，是决策制度的问题，即政治问题。你看看众多的以经济学名义出现的长篇大论，有几个不是假经济学之名在鼓吹一种政治主张？
当然，民主自由社会嘛，有人执意将政治之术冠以经济学之名也无所谓，随它去吧，我们心里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就得了。
所有对经济学教育方向、方法的讨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潜在的前提之下，即现有的经济学知识对于下一代很重要。都包含着对经济学学术价值和地位的默认。然而，这恰恰是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学不认识到其不值一提的学术价值和自封的社会科学之王地位的虚伪性、不从错误的方向上折返回来，经济学教育的问题会越来越大，而且这个问题注定会全球化——不论经济本身是否能够全球化。
补充一点，如果看罢此文使得一些人经国济民的宏伟抱负受到了打击，那绝非钱皮本意。钱皮知道，或许，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无价值并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行为，本身就有人皆昏昏惟我昭昭的自负“独醒”味道。人有时真的是“难得糊涂”，在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之中度过一生，对一某些人来说也许是一种最好的生命历程。钱皮耿耿于怀的是，将伪科学以科学的名义灌输我们的青年，到底能对实现他们经国济民的鸿鹄之志起到什么作用？国和民需要的是真正热血的政治家，而不是虚伪狡诈的政客。
话又说回来，“难得糊涂”真的是至理名言吗？如果不是，糊涂也就不再难得，何谈“难得糊涂”？但若是呢？那么，就决非真正的糊涂虫可以理解之。要理解如此高深的哲理的人一定需要有一个不糊涂的脑子才行。为此，那些或许已经理解了“难得糊涂”哲理的非糊涂者，似乎是在做一件南辕北辙之事——教导他人变得极端聪明起来，以至于聪明到可以理解“糊涂”之大道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