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我认为，和谐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应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根本表现，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应该朝向这个方向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就辉煌，人所共知。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走了一些弯路，影响了这个目标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是“左”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越阶段，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错误，实行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我国经济的空前大发展。但由此又产生了“右”的问题，主要表现三个方面：一是片面强调GDP增长，用不断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以及不顾社会和生态效益来追求片面的经济效益；二是市场泛化，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缺乏有力的调节；三是资本固化，模糊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个人认为，这三点正是当前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根源。 回顾历史，市场化改革不能否定，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反思改革，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只是一个必经阶段而决不是改革的根本目标。我们改革的根本方向应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变为利润而生产到为人的发展而生产，构建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回顾历史，肯定改革成绩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国家就进入了一个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但是由于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生产力非常的落后，还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必须首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再转变为社会主义。 可是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一开始就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不让私人资本有一个发展的机会，从1953年开始，不到三年时间，就消灭了资本主义，到1956年就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接着，这种“左”的倾向愈来愈烈，通过1957年的反右，1958年就来了个大跃进，实现了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造成了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本来应该从中接受的教训，可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毛泽东同志却没有真正地接受党内其他同志的批评，却错误地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1959年本应该是一次纠正“左”倾错误的卢山会议又变成了一次批判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1962年，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总路线，一直演化出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一切所谓右倾保守观点进行彻底的批判！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发展是应该经过资本主义再进入社会主义的，虽然由于我国国情特殊，由于近代中国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过于强大，而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担负不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领导中国革命重担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但是这并不是说就可以跨越民主革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进行民主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实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允许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并由此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才能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忽视社会发展规律，企图跨越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以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违反客观规律，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跨越阶段，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前，“左”的错误的第一个表现。与此相联系，另一方面就是在国有或准国有的基础上，运用行政手段搞计划经济，把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管理，看作就像一个单一的大公司，直接用统一的计划来解决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认为，计划经济可以消除价格波动和市场竞争所造成的浪费，使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和有效的利用。在十月革命以后，在苏联建立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第一个原型，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根据这种模型在本国建立起各自的计划经济体制。应该说，在特定的状况下，这种体制是有它的积极作用的，它有利于动员资源，集中地用于国家指定的用途，在有比较大的粗放发展余地的情况下，能够保证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是，这种体制难以克服制定和执行信息方面的障碍和解决具有不同利益者的激励方面的问题，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随着经济进入集约增长阶段以后，这种集中计划体制的缺陷就显示出来了。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并不能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反而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生产的低效率。 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要求，我国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改革，一方面打破了过去国有或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另一方面，对国有经济进行了公司化改革，由逐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经济首先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1988年，全国个体工商户达1452.7万户，就业人员2304.9万人。1993年底，个体工商户增至1766.87万户，从业人员增至2939.3万人，注册资金854.85亿元，创产值1386.86亿元。个体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80年仅为0.02％，1991年增至5.7％。个体经济广泛发展必然要引起私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私营经济开始得到合法发展。到1993年底，全国私营企业23.8万户，从业人员373万人，注册资金680.3亿元，创工业产值421.74亿元。同时，出现了超大型的私有企业集团。到1996年，私营企业发展到81.9万户，注册资金3752.4亿元，户均资金458168元，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有62617户，500万元以上的有6298户，私营企业集团有752户。到1997年底，全国注册的工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达2949万家，从业人员6791万人；外资经济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国独资企业三种类型，俗称“三资”企业。由于外国资本的进入及其发展会带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和资金，因此，从改革之初我国就开始大力引进和发展。同举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城市紧密相联系，“三资”企业也就迅速发展起来。到1997年底达23.6万家，吸收外资3030亿美元。另外，股份合作制起步虽晚，却生命力旺盛，到1997年底，全国股份制试点企业68万家，注册资金17302亿元。 国有经济的改革从承包制和租赁制开始。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基础上，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租赁经营是指在不改变企业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条件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家授权的单位为出租方将企业有期限地交给承租方经营，承租方向出租方交付租金并依照合同规定对企业实行自主经营的一种经营管理形式。.承包制和租赁制对调整政企关系、确保企业经营自主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最后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国有资产的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分开。国有资产一经投入企业,就与出资者的其他财产区分开,构成企业独立的法人财产。企业作为法人财产主体，独立享有各项财产权利，承担财产义务，成为独立利益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国家作为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实现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成了真正的市场主体。 产权明晰，企业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所谓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同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由市场形成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而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由国家规定计划价格；二是由价格来配置和利用资源，而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由国家统一的计划来分配资源，解决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问题；三是企业通过竞争优胜劣汰，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企业的命运。由于这种经济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稀缺资源配置依靠市场这部极为灵巧的机器，通过由成千上万商品经营者之间按一定规则进行的交易活动实现，因而既能克服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制定和执行信息方面的障碍，又使他人和社会利益建立在经营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从而解决具有不同利益者的激励方面的问题。正是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解放了被传统体制束缚了的生产力，我国经济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经济，由卖方市场进入了买方市场。经济得到了高速增长[2]。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3]。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在提升[4]。回顾历史，改革成绩斐然，市场化道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这应该是没有怀疑的。 [1]人们一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左”倾的错误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其实这种倾向早已存在了。刘少奇当时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的机会。用词可能不太确切，但基本精神应该说是对的。没有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跨越阶段，就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肯定有碍生产力的发展。 [2]有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5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1%左右，1994年GDP年增长率达到14.6%，创历史最高，2006年GDP总量达20.9万亿元，年增长率是10.7%，又创新高。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增，排在世界第四位，人均GDP是1702美元，排在世界第110位。 [3]我们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大革命”后期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2005年有关数据统计，乡镇的人均收入达到2300元人民币，城市的人均收入达到6700元人民币，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相比，翻了21.5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变化增长也在15倍以上。
[4]我国在国际上的排名都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好位次。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世界排名第一，到2006年末将达到1万亿美元。原排名第一是日本，第二是中国，第三是香港，第四是台湾，现在中国己跃居第一位。二是引进外资量在世界排名第二。2005年我国引进外资是76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成为第二大引资国。三是外贸进出口总量在世界排名第三，成为第三大贸易国，排在美国、日本之后。2006年我国出口9700亿美元，进口7900亿美元，加在一起将近1.5万亿美元。四是我国GDP的总量在世界排名第四。2006年2.5万亿美元。第一是美国16万亿美元，第二是日本4.9万亿美元，第三是德国2.5万亿美元。美元和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指数1：2.5，如果按这个指数计算，我国GDP总量早已经超过了日本，真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为此，所有的国际会议都不能不谈中国。有人称为“中国奇迹”，有人称为“中国威胁”，但不管怎么说，是中国改革的大环境带来了中国巨大变化，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 二、反思改革，正视存在问题，分析产生根源。 我国市场化改革成绩巨大，功不可没。但是出现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的问题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贫富差别迅速扩大，根据有关权威统计，反映这一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我国，1981年是0.288、1990年0.343、1999年0.397，进入新世纪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发展，2003年达到0.46后继续增加。现在，尽管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但一般认为，已经接近0.5。贫富差距之大和扩大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少有的。 二是生态环境问题严重。我国近几十年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农业方面：毁林垦荒、毁牧开垦、围湖造田、填海种植，导致森林和草原等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湿地减少，土壤退化和沙化、荒漠化、盐碱化；滥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地功能衰退，植物无法生存。工业方面：废水、废气、废渣不经有效达标治理的大量排放，特别是造纸、酿造、化工以及土法炼焦、土法炼铅锌、土法炼油、土法选金等造成的对周围空气和水质的污染；更是破坏了整体环境的自然形态。资源产业方面：矿业盲目开采，森林乱采滥伐，加之灭绝性地捕杀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破坏了生物链，导致生物多样性无法得到保护，使我国生态环境问题达到了危机的程度，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社会犯罪现象增多.。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盗窃拐骗，已是时空见惯。抢劫杀人，也时有发生。卖淫嫖娼、睹博吸毒的黄睹毒现象相当普遍，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犯罪已不只是某些人个别行为，有相当的已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 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分析原因，探求解决途径，应是我们经济和社会理论着重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和根源是什么呢？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列出十条几十条。但个人认为，最基本的，可以概括为如下三条。 （一）片面强调GDP增长，用不断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以及不顾社会和生态效益来追求片面的经济效益。 “发展是硬道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GDP）的大小，是人们用来衡量社会经济活动成就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不能否认，我们在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认识和实践上的错位，片面强调GDP即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增长，用不断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以及不顾社会和生态效益来追求片面的经济效益，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GDP的增长不一定就是国民收入和国民福利的增长。片面强调GDP增长，用不断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来追求GDP的增长，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源的日益紧张、环境的污染与生态平衡失调，给经济的后续发展带来困难。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单位ＧＤＰ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煤电油运“绷得很紧”。7年来，我国耕地就减少了１亿亩，超过全国耕地总量的５％。如今，全国不少省份到２０１０年的规划用地指标均已提前用完。煤炭社会库存量下降到了２０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土地、资源的紧张，价格日益昂贵，从而使得GDP中资源成本日益提高。GDP增长了，国民收入并不跟着相应增长。 还有，现在GDP并不计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所造成的损失。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如果算上这笔损失，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也是相当惊人的，如果扣除这笔损失，那么我们的GDP就可能不是正增长而是负增长了。 其次，国民收入的增长并不等于劳动者工资的增长。外延式增长模式主要靠的是增加投入，因而国民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于投资，而不是表现在劳动者个人收入的增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上下，1999年至2006年，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我们的税收增长达到20%以上，国家财政收入七年间增加近两倍。但另一方面，我们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国民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在生产资料作为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条件下，这种差别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世界银行《贫困评估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地区，如国家级贫困县之类，也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发达地区和发达城市都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转引自马宇《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缺陷》《参考文选》200701期） 第三，工资的增长也不等于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幸福指数的提高。为了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许多明显的假冒伪劣，损害消费者利益现象得不到制止。如药品价格、房地产价格明显不正常，“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房开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2007年05月11《经济参考报》《房产商曝灰色产业链:四成利润被职权部门拿去》。许多药品价格更是高过成本的几十倍以至上百倍。房价、药价和人们许多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虚高，都被计入GDP，但这种虚高价格，都转到了消费者的头上，成了人们难以承受的负担。 总之，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外溢性影响，使社会承受着各种片面发展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社会成本的沉重负担，加剧着效率和公正、自由和平等、速度和效益、质量和数量、私人和社会、城市和乡村、富有者和贫困者之间的矛盾。 （二）市场泛化，影响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平衡调节，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市场机制是解决资源优化配置，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机制。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需要有国家的调节，进行平衡。目前我国市场化过程还没有完成，还要继续深入和完善。但是，也出现了市场泛化，即不应该市场化的也市场化，不应该完全市场化的也完全市场化的市场机制扩大化的现象，严重影响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平衡调节，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首先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作为企业，同其他企业一样，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同样要讲盈利。但是，作为国有企业，它的任务不只是盈利，而同时担负着平衡调节市场的作用，特别是担负有抑制垄断，保护竞争的作用。可目前我国许多国有企业，却不是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实力，进行有利于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调控，而是把本属于公众的公共产品变成了为部分人或个人的谋取高利的资本，利用自己有利条件，抑制竞争，成了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垄断者。国有企业不仅未能起到合理调节作用，反而成了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愈益扩大的重要因素。[1] 其次是如学校和医院。教育和医疗卫生这类事业是公共产品或者说是准公共产品，所需经费，主要要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特别是公办学校和医院，不同于企业，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搞市场化。[2]但是这些年来，教育和医院也成了以赚钱为目的的营利机构，怎么赚钱就怎么办，致使学校教育质量下降，医患矛盾增加，造成学生读不起书，病人看不起病，连同主要由垄断引起的高房价，构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 不只学校和医院，还有新闻媒体、报刊杂志以至学术讲坛也都沾上了铜臭味，程度不同的成了以赚钱为目的的机构和场所。谁给钱，就吹谁。虚假宣传、牛皮广告满天飞。只要有人听有人看，有钱赚，可以不问什么科学性和真实性，以至低级庸俗、黄色下流，封建迷信也都上了我们的报纸和电视台，造成了精神环境的严重污染。 最后，政府部门。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机构不是营利的企业，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是国家雇员，是社会的公仆，公仆就只能是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效力。可我们今天的某些政府官员，却利用人民授予的权力谋取私利，把国家给予的权力作商品，用以换钱，作为资本，寻取租金以至直接获取企业股份，取得企业剩余的索取权。这种权力的商品化、资本化和市场化，就是今天的官场的腐败经济根源。政府本应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平等竞争，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干预企业具体经营，但必须规范企业之间的关系，保证正常的市场秩序。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却往往使政府的职能发生了错位，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只是为少数垄断企业集团服务。当今，有的不法垄断集团，不仅收买政府某些官员，还操纵着社会黑恶势力，钱权交易、钱黑交易，官商黑勾结，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破坏了社会稳定。 市场泛化，把商品交换原则无限伸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人们把对金钱，对利益的狂热追求作为人生目标，把金钱的多少作为评价和衡量人的身份地位、能力高低的尺度。在这种错误的观念指导下，“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有偿新闻”、“有偿救人”、“笑贫不笑娼”、“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出现和泛滥，就不是奇怪的了。 （三）资本固化，模糊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生产是人使用一定的劳动手段改造自然的过程。土地、生产设备（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资本）和劳动是生产的三个基本要素。市场经济中，为要进行再生产，首先必须将出售产品所得的收入用于各种生产要素使用的支出，超出的部分则构成剩余。 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统一（没有分离）的条件下，这“剩余”归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直接生产劳动者这同一主体所有，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生产不同要素属于不同人所有的情况下，这“剩余”应该归谁支配呢？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剩余索取权的问题。 生产决定分配，收入超出成本后的“剩余”（也就是价值的增殖部分）属于谁，应该根据是由那部分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决定。在工业经济时代，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在机器设备的改进和变革上，由此就决定了出资者即资本家在企业经营中的支配地位，决定了资本对收入的增加部分即剩余的索取权，这剩余就表现为资本的利润。 应该说，在一定历史阶段——工业时代，这种由资本支配并占有剩余的生产方式是合理的，因为在这一定阶段，要增加利润，根本手段是改进技术，而在工业经济时代，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作为资本的机器设备的发展上，因此由资本支配并占有剩余的生产方式，有利于促进技术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资本为主体的条件下，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除了依靠技术的进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利用技术的进步，加强对劳动的榨取，在劳动者受雇时间内榨取出本应属于以后的劳动来，另方面，还利用技术的进步，来向大自然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利用，破坏了自然持续发展的源泉。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在以资本为主体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必然一方面造成资本和劳动鸿沟的加深，贫富差别的扩大，另方面也激化人和自然的矛盾，给后续发展带来困难。资本主义对金钱的盲目崇拜和疯狂追求，让一些人不顾一切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资本主义是造成近代社会不公正、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受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生产力，为此，我们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和国外私人资本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无疑，这对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起着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类企业并不姓“社”，而是姓“资”。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劳动者的侵害和生态自然环境的破坏。 在改革过程中，我国仍然保留一部分“国有”企业，这本来应该是国家调节经济，限制垄断，保证公平竞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基础，可是在现实中，如前所说，我国这部分企业，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实际上却也转变成为利润而经营的国家资本垄断企业，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金钱对政府官员的侵蚀，让权力也变成了资本，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更引起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阻力，我们对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资本雇工劳动，以钱赚钱，为利润而经营的性质不作争论，那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不必先去问姓资还是姓社。我们几十年来的改革，使我国经济得到了连续翻番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这就说明我们的改革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是就能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社会主义，就可以说以资本为主体、雇工经营，为利润而生产也是社会主义。可到今天，当这种以资本为主体为利润而经营的生产方式局限性已充分显现出来的时候，当由此导致的贫富差距已经发展到如此之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发展到如此之严重，社会矛盾已经发展到如此之突出时，我们如果还不问它是姓资还是姓社，以至把它看作就是社会主义，不对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加以限制和调节，不随生产力的发展去逐步转变这种生产方式，把资本固化，那就会影响改革的深化，以至让我们的改革失去正确的方向，走入歧途。 事实上，正是由于对当前经济性质的模糊认识，把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看作就是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来把资本固化，把资本的利益看作就是社会的利益，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消极因素的限制和改造。从而导致了今天我国贫富差距的愈益扩大和社会各种不和谐因素的聚积。应该说，这正是当前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根源。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问题，并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承认市场经济同样存在消极的方面，主张让市场自发发生作用，反对政府必要的干预和调节；更可怕的是不承认市场经济有不同的形态，以改革的名义阻碍改革，反对逐步将以资本为主体，为利润而生产的市场经济向以联合劳动为主体，为社会而生产的市场经济转化。 [1]据有关调查，这种国家垄断行业收入。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 [2]当然，教育和卫生又具有一定的私人性，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私人产品相同的属性，受教育者或病人应该支付一定费用。
三、明确方向，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回顾历史，市场化改革不能否定，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反思改革，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只是一个必经阶段而决不是改革的根本目标。我们改革的根本方向应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变为利润而生产到为人的发展而生产，构建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 经济增长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最基本指标。但是，生产力，从而经济增长的状况是历史的。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增加投入的外延扩大，其结果是造成资源的紧张，生态环境破坏。这种增长方式下的GDP的增长，并没有能同比地带来国民收入增长，国民收入的增加也没有能同比的带来劳动工资的增长。因为GDP的大部分且越来越大部分要用来补偿日益昂贵的资源支出和生态环境污染的损失，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且越来越大部分要作为投资用于外延式扩大的再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特别是有赖于土地、自然资源之类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国民收入向着有利于资本的分配，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外延式的经济增长必然要同时带来物价的上涨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到了20世纪后期，第三次产业革命，开始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就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的外延扩大，转向主要依靠科技含量的增加的内涵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从主要表现在机器设备转变到主要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这种内涵式经济增长，是一种资源节约生态平衡型的增长[1]。这种增长按现行计算方法计算的GDP增长速度不一定比外延式增长快，但国民收入特别是国民福利增长比前者就要快。因为由于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使得GDP中用来补偿资源支出和生态环境污染的损失减少了，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且越来越大部分用于劳动者的消费，并由此提高劳动者全面素质。在这样条件下，随着生产的发展，物品的质量日益提高而价格越来越低（就如同电脑一样），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日益提高，贫富差距的日益缩小，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改变增长方式，降低GDP中的物质投入和消耗，增加劳动者的智力投入，提高产品中的科技含量，这是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正确处理好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政府和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将社会上各个追求自身利益的不同经济主体联结起来的一种经济形态。这种经济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资源配置和利用由自由竞争的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来解决。但是，市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不是万能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为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当前必须着重处理好如下三方面的关系。 1.正确处理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的关系，保持两者间的均衡，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部分经济物品都是通过由市场竞争形成的自由价格进行买卖进入使用的，是市场物品。可是，除了市场物品，还要有非市场物品。 所谓非市场物品，除了没有通过买卖的自己生产自己使用的物品外，社会化产品主要的是指消费者不需要按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购买或生产者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自由价格出卖的物品。公共物品，社会保障，具有外部性影响的生产和消费。这类物品，一般都不适宜由市场直接来调节，属于非市场物品。 当然，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般来说，将公共物品转化为私人物品，实行市场化，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这种由公共物品变成私人物品，非市场物品转变为市场物品，一般需要增加交易成本。如果由这样市场化转变增加的收益大于增加的交易成本，那么这样的转变就是有利的。反之即是不利的。对于外部性的问题也同样如此：在交易成本等于零或很低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只要产权清晰，市场自身也会解决外部性问题。显然，是否要实现这种转化，主要也是要看交易成本的大小。如要比较大的交易成本，那么就还只能通过政府的税收补贴来解决。 可见，到底那些物品、多少物品是市场物品或者是非市场物品，这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应该有一定的均衡，这是没有疑问的。只有正确处理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的关系，保持两者间的均衡，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同时也是解决其他问题，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2.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和高效发展。 为了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政府首先要允许部分人从事雇工经营，通过以钱赚钱，积累资本，先富起来。然后当这种以资本为主体的经营方式已成为我国主要的经济形式时，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支持和鼓励私人企业通过正当手段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把主要工作转向限制其消极作用方面：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资本为了自己赚钱而牺牲劳动者，牺牲环境生态和种种不正当手段侵占他人利益的行为，保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和高效发展。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不再直接从事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它的主要职责是作为有如运动比赛一样的裁判员，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可是，公权的市场化，把权力作为一种商品，钱权交易，就必然带来腐败和垄断，使交易失去公平，靠公平竞争获胜的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了弱肉强食的掠夺经济。 应该说腐败并不是市场化所独有，而是一种历史的现象。然而，由公权市场化引起的腐败，由于不受特定条件的限制，就更是可以无孔不入，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经济细胞。在市场经济中，有的由于技术条件和需求条件的会产生所谓自然垄断，市场自由竞争也必然会走向集中产生垄断，然而由公权市场化造成的垄断，既不同于自然垄断，也不同于由市场竞争引起的垄断。自然垄断可以节约社会成本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由市场竞争引起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而公权市场化引起的垄断，则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它用权力代替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完全破坏了市场的秩序。 “公权的市场化”加剧了权力与人民的断裂，让人们对公权普遍怀疑多于信任。社会各种犯罪案件，各种社会黑恶势力也由此而生。贪（赃）官、奸商和黑恶势力，正是影响当今社会稳定、阻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基本建成市场经济以后，政府的职能就应该由支持资本发展以发挥其积极作用方面，转向限制其消极作用方面来，防止由此引起的腐败和垄断，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道德与金钱关系，保护社会的文明底线。 市场经济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方式，允许为利润而经营有利人们积极性的调动。然而，人的活动根本目的毕竟不是钱，而是人。因此，不能把市场化，特别是不能把以钱为目标的经营方式扩大到政治、教育、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社会的其他领域。赚钱是商人的本份，但搞政治的、教育的、学术的、文化的不能以赚钱为目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教育、文化和思想道德等是上层建筑，要同基础相适应，为基础服务。但不能认为，在市场经济中，这些领域也都要商品化、市场化。恰恰相反，只有本身不以赚钱为目的，才能保证应有的客观公正，做好服务。不然，就是腐败，就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秩序。 在这里特别需要摆正道德和金钱的关系。任何社会要保持自己稳定，都必须尊重人、爱护人作为人们相处的基本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片面的金钱的盲目追求和无节制的贪婪，不只造成了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消极作用，激化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而且由此滋长了人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已主义，对人的思想灵魂造成了严重毒害。但正由此，更需要坚持利人的基本道德原则，才能抑制市场的消极作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公平正义的原则，是现代所有国家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是人类文明不可突破的底线原则。因此，市场经济不应只是法制经济，更应是道德经济，是伦理经济，是诚信经济，包括法制本身都应是以道德为根本，以道德为标准。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没有错。但若认为法制可以不讲道德，以至把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看作是有悖常理，那么这样的法，就失去了公平和正义。其结果就会使法制不是惩治腐败，而会助长腐败，使所有领域的腐败越来越严重。 总之，市场机制是解决资源优化配置、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机制，但是决不是什么都可以市场化。只有正确处理好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政府和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创造条件，逐步变为利润而生产到为人的发展而生产，构建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发展是硬道理，为了发展生产力，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在一定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一种以资本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在这一定阶段，一部分人可能先于大部分人而首先富起来。但是这决不是我们改革的根本目标。我们的改革就决不能停留在这一步，而必须进一步深化，要从实现以资本为主体，以利润为目的的市场经济转变到以联合劳动为主体为社会利益而经营的市场经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当今许多经济学家，包括被称为新左派的经济学家和被称为主流派的经济学家都有着根本的分歧。 被称为新左派的经济学家，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收入的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按生产要素分配就不是是社会主义。 这里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按生产要素作用大小进行分配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如前面所说的，收入应根据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进行分配，这是由生产的需要决定的，因此不能错误地把按劳分配理解为把全部收入分给劳动者。事实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未来社会的分配时，就批判过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观点，认为只有作了各种必要的扣除后，才能在劳动者中进行分配。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收入是必须按生产要素的需要分配的，不过这种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现代经济学运用数学分析得出按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则是把这种分配更加精确化了。 所以，收入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要求，并不能由此来说明属何种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只是这种分配的支配权掌握在谁手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是主体，从而就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是以钱为本。而一旦资本和劳动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联合的劳动者成了主体，收入的分配也就转向服从于劳动者的利益，为利润而经营的市场经济也就转变到为人的发展而进行的市场经济了。 最大的分歧还是在同被称为主流的经济学家之间。除了某些还主张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来指导今天的进一步改革，认为现在贫富差别还不够大，还应该继续扩大的观点不说。有的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什么资本主体地位不变论，认为市场经济就只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可能是相反。我们认为，这种论断也是不能成立的。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之所以是资本支配劳动而不是相反，是由于在工业经济时代，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作为资本的机器设备的发展上，比之于劳动，资本是相对稀缺的。因此，缺乏资金的劳动者，只有受雇于资本，受其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收入的分配当然服从于资本的利益，为利润而经营那是很自然的。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者的科学技术应用能力日益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情况下，就为资本和劳动的地位的变化，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 而后，资本的所有者又逐步脱离了经营管理，而由专门的经理作代理。再后，又进而实行了股份制。开始，大股东还能操纵企业，经理还只是资本的代理人，也就是说，整个经营还是由资本所支配。但是，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股份越来越分散化，并且掌握股本的人并不直接接触企业的实际经营，对企业的情况并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对企业的控制就越来越不可能，而逐步变成只是取得股息的资本所有者。 另一方面，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地位则日益上升。首先是管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管理是直接从属于资本的，所以马克思没有把它看作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管理日益从资本中分离独立出来，成为直接生产过程的重要部分，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同一般劳动一样，同样是创造价值的活动。上一世纪开始的经理革命：专业经理正取代公司所有者成为决策者。虽然，经理从资本家的代理人，从职能资本家到作为劳动者的企业家要有一个过程，但随着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提高，这种转变是必然的。 其次是技术人员的劳动。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后，科学技术走到了生产的前面，现代的生产成了科学技术的应用。技术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从事工程技术研究，将科学原理转化为技术，做出技术发明和进行工程技术设计。因此，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迫切需要。 最后，直接生产劳动者。现代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直接生产劳动者具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机器上，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反而简单了，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软件的重要性超过硬件，如果直接生产劳动者不具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就不能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中去，就不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就不能物化为现实的产品和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根据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发现，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造成了西方许多国家的收入增长率均大于投入的增长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根据美、英、西北欧9国1950～1962年的统计数据估计，教育、医疗卫生、知识的增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余值增长率(余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国民资源（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60%以上。由此可见，人力资源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相对于资本开始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 同上述变化相适应，原来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稀缺性，随着融资渠道的增多和股份化的发展，逐渐出现相对资本过剩而而变成了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相反，随着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地增强，拥有技术和知识的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逐渐成为稀缺要素。 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种变化，资本的主体地位必将为劳动必代替，收入的分配将按联合劳动者的利益，按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实现各方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逐步变为利润而生产到为人的发展而生产，构建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才是我们的改革和开放的方向和根本目标。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