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在《价值论文辨析》中已经指出，对别人研究价值的文章的评论问题，现在的想法是：无论中国正式的学界人物还是民间的学术爱好者，为写出一篇带有研究气息的文章，毕竟花了或大或小的力气，他人的赞同或挑毛病都是一种正面的刺激。所以还想再做一点。在此之前先讲两点连带感想。
（1）到现在为止，研究价值问题文章的绝大部分，主旨所在，其实就是认为马克思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有时我想，不知这些作者是否偶尔会想到：自己的这些看法真称得上是严格的论证了吗？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这样想，因为错的总是马克思。再过若干年，人们会理所当然地以为，马克思早就被驳倒了。
（2）我以为，有志于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人，倾力于某门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或许是更好的选择。试看现当代西方学术界，弥漫于出色的历史学著作中的，不是社会的经济生活决定着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又是什么呢？那位名学者还会再去批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呢？但是，卓越的历史研究，必定是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这才是学者们的园地。历史将会证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命运也是如此。何必在自以为看到了前人的大毛病，其实却是与风车作斗中空耗精力呢？即使以西方经济学而论，创立效用价值论以与马克思理论对抗的时期也早已成了过去。
在这里，不妨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德福德8226;德龙最近登载于《财政》杂志的文章《熊彼特的世纪》中的一段话引述如下：
“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几个重要的模式，它们分别来自亚当8226;斯密、李嘉图与马克思、凯恩斯。斯密对贸易、劳动分工和国民财富的增长的论述，提供了经济学的标准模式；李嘉图和马克思关注为什么市场会造成如此之大的收入差别，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凯恩斯则认为‘供给创造自身需求’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政府如果能够恰当采取政策，可以创造出需求——无论你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这些思想都是绕不过去的。”
————请读者自己思考吧！
张建平《交换过程必是一个价值增加的过程》
“任何产品在没有到达用户手中的前期过程中，包括设计、加工、仓储、运输、交换等都是一个价值增加过程，而不是一个价值不变的过程，更不可能是一个价值减少过程。”
————流通过程是直接生产过程的继续，流通过程是在总生产过程之内，流通过程不可能不消耗劳动，包括活劳动消耗和生产资料的消耗。但是，如果说涂料的价值是等于成品涂料的生产消耗加上该涂料送达销售商为止的消耗，这就基本反映了一般趋势。
这是说，涂料产品不是采取直销方式。生产企业随后将涂料卖给销售商。销售商的经营——可以把批发和零售合为一体考察，从全社会总生产看，只是流通部分：但是独立化的商品经营，实际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过程。那么商品经销企业究竟生产了什么呢？这些企业生产出了什么产品呢？一般地，它们的产品就是服务，就是服务产品，——其他部门如金融业中的银行所提供的，也是服务产品。这些服务产品（服务商品）在性质上与物质类商品并无根本区别，同样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这里所说的服务产品，典型的如商品经销、银行为客户汇划资金。
与之不同，如果涂料产品是采取生产厂家直销方式，流通过程就和加工过程直接相连了，但相应的劳动消耗同样存在，此时是直接凝结于该企业保管的或送达客户的产品中。两者的差别是，直销时，相应的流通过程不体现为独立的产品形式，即不体现为服务产品的形式，但当送货费用由购买者承担时，一部分流通费用实际也已独立化了；流通过程由商业企业承担时，相应的劳动成果是体现为服务产品。社会实际会采取那种方式呢？现实是两种方式都有，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基础的原因正在于，在各个具体场合下，那一种方式耗费劳动较少。可以说，现当代生产，独立经销方式占更大得多的比重，因为专业化的经营方式更有利于总劳动的节约，对于企业而言，是更能达到降低成本的目标。
在这里，我们实际碰到了一个较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现当代西方经济学几乎没有流通概念了呢？这就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很大比重的流通过程已经转变为独立的生产过程，相应的劳动效果即劳动成果已经体现为产品形式。从各个经营主体的角度讲，只要社会需要从而有人购买，生产物质产品和文化等无形产品的区分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眼光放得远大些，那就可以看到，这种区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很明显，涂料的经销只是因为有涂料的生产才成为必要，一般地，经销的必要性正在于需要经销的产品是社会所需要的，经销企业的服务当然也是社会需要的，但这样的服务产品实际是一种依附性产品。经销企业所从事的虽然是已经独立化了的生产活动，但是从全社会整体生产来看，它们就属于流通过程。
这样的流通——生产，确是生产出了价值，也创造出了新价值，看不到这一点，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社会实际讲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流通与交换混淆起来。商品的交换，其实就是指因交易而引起的单纯形式变换，例如为完成一笔大额交易，交易双方要签订合同，为此也要有所耗费，这种耗费与保管、运输费用相比是有重要差别的。正是着眼于这样的差别，马克思认为这一类的交易费用是非生产费用。
但是，与商品的交换相联系的形式变换，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的结果被社会承认为产品所必有的形式，因而这些费用的支出就也是必然的，尽管通常这些交易费用只是总流通费用中的一个较小部分。
在刚刚引用的张建平那些话之前，文中的论述是：
“我是搞涂装工艺技术的，在员工培训中向员工讲解‘什么叫涂料’这一概念的时候沿用的是这样一种解释：从涂料制造厂出来的产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涂料，因为它无法达到其预期的效用，只有在涂装过程完成之后，涂料在形成一层具有特定性能的涂膜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在‘涂料’使用过程中，还要添加稀释剂等，这都是涂料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油漆厂造的‘涂料’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涂料的一个成分而已。这种解释，旨在解释一件产品的价值形成的全过程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种思想就是说，产品的价值是在用户手上体现出来的，而不是由产品走下流水线的时候决定的。”
————这所描述的，如果此涂料是用于厂房、设备之类，那就是生产资料，而且涂料的使用过程是新的生产过程。如果是消费者自己用涂料美化生活用具，这和原来的涂料生产也已没有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即涂料的生产性消耗或生活消费，都与涂料的生产、流通没有了关系。——当然，如果使用的涂料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和原来的生产厂家就又发生了关系，但这属于另一码事了。
这一段话中的“产品的价值是在用户手上体现出来的”，其实并不是指“产品的价值”，而是指该产品的使用价值。由此还可以看到，价值与使用价值（实际是效用的本义）是怎样混淆的。
“我在一个帖子当中曾经说过，你到工厂里来看一看，其实，除了‘虚’的设计过程之外，所有‘实’的加工过程其实都是一个‘搬运’过程：工人将物料从原产地搬到工厂里、从一个仓库搬到另一个仓库、从仓库里搬到流水线设备旁边、从运料车上搬到料箱里、从料箱里搬到设备上、从一个设备上取下来在装卡到另一个设备上、从设备上搬运到包装箱里、从打包机上搬到车上再搬运到仓库里、从工厂仓库里再搬到商场的仓库里再搬上货架、再从货架上搬到消费者的篮子里或车上、再从商场搬到消费者的家里或工厂里……除了这些‘搬运’过程之外，就只有机器的自行运转和分子原子之间的化学反应而没有任何人参与的所谓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了。”
“如果我们把‘产品’的概念正确地延伸到‘用户可以使用之前’这个时点上，就会得出在此时间点之前的所有过程——为产品到达用户手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产品价值的形成过程。当产品工厂走下流水线的时候，就像前面所说的‘涂料’一样，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产品，因为它没有办法被使用而发挥出设计过程（劳动）所赋予它的有用性，仅仅是一个半成品。”
————这两段话，除了语带讥讽的:“就只有机器的自行运转和分子原子之间的化学反应而没有任何人参与的所谓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了”——即使再自动化的生产过程，也不可能不需要人的监控即劳动，——总体看描述得相当客观。可这就是客观价值论啊！不可能由此否定“古典劳动价值论将价值看作是凝结在产品当中的劳动”。而且又怎么和下面的看法相协调呢？
“考虑到不同产品的单位数量的价值无法比较大小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把交换过程解释为一个‘总价值量不减少’的过程。如果从主观价值论考虑，这个问题就简单得多了，因为行为人各自用自己的价值观判断价值，交换又是被定义为自愿的操作行为，因此，对自愿的理性人行为者来说，他一定是谋求价值增加的，而且这个增加仅仅是他自己认为的增加——合算——而无须得到他人的认可，也就是说，没有可以用于评价这个过程的价值变化的客观价值尺度存在。”
————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只能说，张建平是处于矛盾之中。虽然主观上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终结了，即失败了，但结果还是偏向了西方经济学。至少从论价值的这篇文章看是如此。
戴天宇《价值本质及其形成过程》
“ 建国以来，甚至可以上溯至建国以前，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对价值及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而尤以最近十多年为甚。因为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对价值形成来源的认知决定了社会分配形式合理性的判断。如果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则目前中国兼顾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即使再具有现实合理性，显然也有违于社会公平与公正；而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三位一体’（劳动、资本、土地）或‘四位一体’（以上三项再加上企业家才能）的要素价值论，即使能够给予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以某种解释，则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就会被否定。这就是目前这场争论的实质 。”
————在这个问题上，相当多的学者还是清楚的：商品价值的形成和收益分配是两件事。但是把这两件事强拉在一起的人还是不少。现在只讲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社会里，正是按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进行分配的，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研究的社会，更是斯密、李嘉图所研究的社会，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与之矛盾何在？而且，难道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价值的决定规律是不一样的吗？
类似的思维方式所折射出的其实是同一种缺陷，——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认识到了商品市场经济的长期性和必然性，但是一到分析重大的社会实际问题，又以为这些事物的存在不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而是取决于具体政策、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
“价值必然是商品中同质的、可测度的和社会所共同认可的东西。物质产品价值和精神文化产品价值是两个内涵和外延截然不同的范畴，不能混同。物质产品价值是对商品从其原始材料形态脱离自然界开始，在人类社会经济体系中形成和存续期间的全部物质运动和变化过程的动态考察，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有效经济功，是时间、空间的动态函数，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都是一种社会心理过程，因而其价值是一种拟价值，拟价值只能通过其外在表现即人们对该精神文化产品的边际需求与边际供给之间的比例关系来测度。现代商品社会，多数商品兼具物质产品性和精神文化性双重因素，因而其价格变化基础是包含物质因素价值和精神文化因素拟价值在内的社会综合价值。”
————还是同一类毛病。请看看社会实际吧！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投入于影视业、演艺业的巨额资本与投入于制造业的巨额资本有什么差别？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实实在在的消耗，那和街头演艺人的表演真可谓有天壤之别。这样的巨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绝不可能只是社会心理过程。而且所谓社会生产，只能是指生产者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的过程，决不可能只是生产者自身的心理过程。至于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的种类从而社会产品的种类，看看实际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就必定会明白是极其多样化的。就如不能把新石器时期的原始人单纯依靠自己双手采摘野果的劳动，作为当代社会的物质生产标本形式；几乎不需要什么装备的街头演出，也不是当代社会的非物质生产的标本形式。别的不说，当代社会规模庞大的演艺公司、传媒公司与制造企业相同的财务控制方式，就已表明是同样的规律决定着物质与非物质产品的价值。
“就纯粹物质资料而言，价值不是对商品的静态考察，而是对商品从其原始材料形态脱离自然界开始，在人类社会经济体系中形成和存续期间的全部物质运动和变化过程的动态考察，这一过程以商品生命周期彻底完结并返回自然界而结束。价值是人们对特定的物质运动和变化过程所进行的一种时空断面考察。所谓特定有三重含义：一是指这种运动和变化是以满足人们的客观物质需要为目的；二是指这种运动和变化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即有人力控制、调度和驾驭或直接参与作用，当然人们的这种意志仍然要遵循物质世界客观规律；三是指这种运动和变化过程是在人类社会经济体系中进行的，或其结果被纳入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由于物质运动是绝对的、普遍的，因而价值也不是静态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时空相对性。通常人们在进行价值衡量时实际上是从上述的运动和变化过程中抽取其一个时空截面来进行考察，例如商品交易时。
以上分析还同时无可辩驳地证明：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只有人之体力劳动和自然之力生产（即社会生产性总脑力劳动）所做的有效经济功，才能形成商品、创造价值。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没有人力或自然之力的驱动，没有人的生物能量或机械能、化学能、电能、核能等其他形式的自然能量的输入，工具不会动，机器不会转，机器人不会行走，无人工厂也不会运行，怎么又能够形成价值？许多经济学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犯了最低级、最笨拙的错误。”
————试图以功、运动之类的物理量来计量价值，在别的作者的文章中也多次看到，而且比这段话所表达的要更加彻底，但不可能成功。就因为虽然自然界是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但以特定形式存在和推移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不可能从自然现象、自然规律推演出来。这和例如试图以某种物理量解释政治角逐的原因有什么区别呢？但作者实际仍处于矛盾之中，否则就不会说：“以上分析还同时无可辩驳地证明：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
杨小凯《何为超边际经济学》
“以威廉8226;派蒂和亚当8226;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与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方面的不同：它关注劳动分工的网络效应和强调市场在利用网络效应减少稀缺方面的作用（看不见的手）（参见Yang与Ng《专业化与经济组织》，1993；Yang《经济学：新的古典与新古典框架》，2001）。对单个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则是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形成所必须的，除了对每个角点解的边际分析之外，超边际分析是对角点解的总成本——收益分析。如果决策变量的最优价值达到其上界或下界，那么最理想的决策就是一个角点解，形式上，这与非线性规划、混合整数规则、动态规划、控制论和其它非典型数学规划相关。”
杨小凯《网络经济的超边际分析——网络经济对经济学的挑战》
“另一种数学规划叫做非古典数学规划。它是说最优解不一定是内点解，允许所谓角点解。什么叫角点解呢？角点解就是说允许最优决策值是零。比如说有一千种食品，有馒头啦、包子啦、小米粥啦，这个那个，一千种东西。你只要吃其中的三种、四种、五种甚至十种，其余的九百九十种你都不吃，也就是那个消费量是零，这个就是角点解。古典数学规划是不允许角点解的，等于说你所有可吃的东西每一样都要吃一点点，这个是很不现实的。”
梁小民《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
“杨小凯教授指出现在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作出的经济学定义‘丢弃了古典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使经济学的解释力大大降低’。新的定义应该能‘同时涵盖新古典和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人类在经济活动中面临的 ‘两难矛盾’有两种，一种是在资源固定的情况下如何作出选择，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如何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这是古典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问题（也是组织结构问题）。作者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就涵盖了这两种定义。”
————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学研究，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对他的理论的具体评述，非本人所能胜任。但是，对他的理论所涉及的基础问题，还是可以在这里简略地讲一讲。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它与客观存在的价值问题关系怎样；超边际经济学与别门应用经济学的关系；社会需求与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
上面摘引的几段话，大约可以说已经较客观地表明了超边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特征。首先很明白，超边际分析如杨小凯所讲，是对角点解的总成本——收益分析。这就决定了客观存在的价值衡量是其隐蔽的基础。其实这也是几乎所有的应用经济学隐蔽的基础。人所共知，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是以效用解释价值的，为论证这一点，他们是从分析消费者的体念和感受入手的，并且是专注于消费者具体感受的差别性，事实上忽略了他自己的钱袋的统一的社会尺度。相反地，从生产者、从企业角度来看，虽然满足千差万别的社会需求——包括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既是不竭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却是从头至尾以尺度统一的价值来衡量的。
实际上，这时候，社会需求对于各个企业从而对于社会的生产部门比例关系的调节，是通过利润率机制即人们讲的价格机制起作用的，这是不以企业的意志为转移的调节机制，企业自身所作的决策，例如企业运用杨小凯所讲的超边际分析方法作出决策，是第二层次的，而不是第一层次的。
杨小凯也是看到了这一点的，请看他的论述：
“市场的价格肯定是跟给定网络的情况下每一个人买多少有关，而且如果说所有的人都不买一种东西，也就是一个角点解。都选择一个零购买量，那这个东西价格就会很低，对不对？实际上这个买和不买就是一个超边际决策，从零跳到一个正值，所以当你决定什么都不买的时候就根本没有网络，什么东西都没有价格。当有一些人决定就买一样东西的时候，网络决策它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你决定要专业生产的时候，你就会要买那些你不生产的东西。所以就会影响到别人产品的市场，使得别人可以专业化。”“需求量和供给量和连不连的决策有关，所以网络决策会影响价格，然后人们看价格来决定参不参加，参不参加又会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又会影响价格，所以价格制度正好就是协调大家参不参加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所以价格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协调网络决策。”《网络经济的超边际分析——网络经济对经济学的挑战》
————在此需要指出，价格机制是人们常用的概念，但实际上利润率机制才是更确切的概念。它引导着、调节着各生产部门比例的变化。
现在，先要来看一看对超边际经济学的重要反对意见，这是杨小凯与保罗8226;米尔格罗姆讨论时后者郑重提出的：
“对你的框架的最重要的反对意见可能是下面一些：
一、 经验研究很强地支持了资本积累（如果合适地加以界定的话）是经济增长的夯基的看法。把资本放在次要地位的理论必然是本末倒置的。
二、 经济学家知道交易费用是经济组织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真正重要的任务是更深入地确定是哪些费用，从而就能考察决定交易费用的因素的变化是怎样影响组织的。这就是这么多的理论研究者运用契约理论、重复博弈与委托——代理模型建立了更细致的交易费用模型的原因。
三、 市场的发展在亚当 斯密时代比在今天更为重要。今天，除了最落后的经济与管制最重的经济之外，在几乎所有的经济中，太阳底下有的货物都有市场。在今天最重要的较发达的经济中，市场不繁荣是因为基础设施的缺陷。真正需要的是用来执行契约的法庭、用来保障股东的法律，等等。专业化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保护资本。
我理解你模型的真正优点，但我认为这些反对意见很重要，它们指出了你方法上的缺陷，说明了在你的专业化理论与主流的资本与投资的观点之间需要协调与整合。请告诉我，请告诉我哪些文献最能协调这些分歧。”
————米尔格罗姆所指出的第一条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当代社会当某个国家已形成初步的工业基础时，其重要性是无法否认的。但是，再重要的事物的正常状态的显示也是以相关条件的具备为前提的。举一个现在容易理解的例子，经济体制一团糟时，积累对经济的正面作用就大打折扣甚至成了负作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的高积累就是如此。但是，不可能由此否定积累对于现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杨小凯下面的辩解难使人信服：
“近期的经验反驳了第四类规模效应（type—IV scale effect）（在人均GDP的增长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支持了我们的观察（参阅Jones，1995a）”
“理解储蓄对生产力的意义对于理解刘易斯观察到的如下现象（Lewis,1954,P.155）是必要的：‘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理解一个储蓄占其国民收入4%、5%或更少的共同体是通过什么机制，变成一个自愿储蓄国民收入的12%--15%的经济体的。’有关储蓄与生产力关系最有名的理论是所谓的‘储蓄本位论’（saving fundamentalism）,该理论宣扬在当前储蓄与未来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当且仅当’的关系。当前的储蓄可以增加将来的人均资本，劳动生产率则是人均资本的单调增函数。这种储蓄与投资本位论在拉姆齐（1928）、索洛（1956）、卢卡斯（1988）、罗默（1986，1990）及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1989，1990）的增长模型中都被认为是给定的。
然而，我们会问：为什么今年的储蓄会提高将来的生产力？起码两千年之前两者之间不存在这种正相关。例如，两千年之前，农民每年投资玉米种子，但是这些投资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而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再如，中国农民投资于住房，这种住房在70年代完全是自己建起来的，这类耐用住房的投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其实，杨小凯的末尾这段话已经部分地解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驳难。就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学与别的应用经济学及理论经济学的关系而言，任何一门经济学——即使是其中的科学部分即反映了客观规律部分，都决不可能涵盖其他各门经济学。
说到米尔格罗姆讲的资本积累，换言之就是储蓄与投资，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继承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重要概念。资本积累对于迅速发展的现当代生产的重要性，是如此明白醒目，并且，这是以占国民生产净值多少、绝对额又是多少这样明确的数量被用于生产支出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还是以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料形态积累起来了。难道这样的积累是感受、体念之类能够完成，而不是巨大数量劳动的体现吗？确实，自然的恩惠是形成社会财富须臾不可离开的条件，但是，现在所讲的却是价值；而从公司等生产单位的运行中谁都可以看到的、也根本无法否认的无情事实是，再有用的财富，如果真的可以普遍地不费一文地得到，那就决不可能成为利润的来源。对于企业说来，资本的积累是真金白银支出的结果。
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学，从它渊源于斯密的分工理论角度讲，分工对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促进作用确是重大的。但是，社会分工实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当然另一方面，实际已经形成的较适当的社会分工现状，反过来又成了促进社会生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于各个具体国家说来，尤其在当代社会，对社会发展较适当的分工的形成，相当大程度上是体现为一定的制度形式。对社会的经济制度包括与分工有关的制度进行研究，这实际是制度经济学的本义。对于企业说来，则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社会需求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之上，怎样进行决策包括运用杨小凯这一经济学流派阐述的超边际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决策。上述这些方面以及未讲到的其他方面，或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层次，或者属于同一层次的不同部位。
举例讲，关于投资（储蓄）的作用，上面已经引述的杨小凯的以下一段话不能说错：
“我们会问：为什么今年的储蓄会提高将来的生产力？起码两千年之前两者之间不存在这种正相关。例如，两千年之前，农民每年投资玉米种子，但是这些投资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而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
但是，现在所讲的则是工业化已取得相当大进展的国家，1970年代的中国已经如此。积累对于社会经济的重要性无法否认。另一方面，社会具体的经济制度包括与分工有关的制度形式的重要，甚至成为某个具体时期影响社会经济和企业经营的关键因素，正表明了不同层次或同一层次不同部位的各重要因素和相应的经济理论分别有自己的地位。就经济学讲，不可能以其中的一门经济学（理论）或几门经济学（理论），代替其他各门经济学（理论）。
回到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学。企业的生产决策，无疑与社会对各种产品的需求量及企业对需求量的预测有很大关系。其实，关于这一点，超边际经济学的决策如此，边际成本核算与决策也是如此。顺便在此指出，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边际分析是决策的普遍原则，即增加的最后单位或将增加的次一单位是经济决策的关键单位。其理论渊源是李嘉图的最劣等地决定农产品价格和地租额，尽管当今西方学者们看重的是斯密而不是李嘉图。但是实际生产告诉着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决非这么简单。我们在此不打算作全面探讨，只略为谈几个重要问题。
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是各个生产单位作经营决策时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之所以在研究某些基础问题时要假定社会的供需关系是平衡的，不但因为研究本身的需要，而且因为很大程度上，从全社会各生产部门整体讲，一些生产部门生产的产品供给大于需求，是与另外一些生产部门生产的产品需求大于供给有密切关联的。其次，部分生产部门的高利润现状，之所以很大程度上是和另外一些生产部门的微利甚至亏损状况密切关联，深层次原因还是商品价值的客观性。现实社会的人们很懂得这个道理，人们会相互转告，那些商品卖不动、跌价，现在买合算；那些商品太紧俏、价高，不是急用现在去买不合算。这时候，无论边际分析方法还是超边际分析方法，都不是适当的决策方法。换言之，假定供需关系基本平衡，实际也是使用边际方法和超边际方法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是，各个生产单位所面对的正是供需不平衡的市场。不平衡是常态，供需平衡才是罕见的例外。这种不平衡不可能不对各生产单位的生产现状发生重大的影响。这意味着，它们实际并不是在企业自身经济性最好的时段进行生产的。况且严格地讲，企业生产各种商品时的成本消耗曲线和全部活劳动消耗、物化劳动消耗曲线并非真是平滑曲线。这样的客观事实是相当重要的，它告诉我们，即使以假定的平衡状态为判断的基础，所谓增加的最后单位或将增加的次一单位是经济决策的关键单位，也决不是普遍适用的；倒可以说，往往只是一种例外。至于某些生产部门供需已经相当不平衡并对盈利水平产生很大影响时，企业作决策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就更加复杂了。
因此，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对于数量并不少的一部分企业说来，如果只看当前的经济性，不仅不是最优的选择，还够不上次优选择，而是利润状况相当差的选择。
上面讲的这些重要情况，并非要证明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学是错误的，也并非否定企业在成本分析基础上衡量经济效益方法的重要性，但却证明了，超边际经济学只是阐明了相应范围内的经济运动规律，因而也只能在这一范围内起作用，却不可能代替其他各门应用经济学，更不可能代替理论经济学。例如台湾曲祉宁博士就指出：
“如果有任何外在参数发生变化，所有的决策者必须决定是不是要重新选择新的基本結构 (有或无的选择)， 或是只需要在既有的基本結构内稍微调整自己的行为 (多或少的选择)。所以，超边际分析法是一个以一般均衡为架构的分析方法。”
这些话并非多余，事实上，有多少人正是以供需关系多么重要、供需关系的变化决定着商品价格的变化为根据，来否定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以至事实上越益远离了理论经济学。
张建平《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问题浅谈》
“先看看《资本论》中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定义：‘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本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须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相互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凡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一卷P672）”
“就一定的技术水平来说，可以看作一定的资本品数量和劳动力数量之间的固定比例关系，或者可以用单位劳动力可以推动的资本品数量来定义‘技术水平’。
但是，这个比例是要素之间的数量的比例，而不是要素价值量之间的比例。价值本身所具有的存量特征，使得要素数量不变时其价值进而价格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无法从数量比例过渡到价值比例，也无法从数量比例的规律导出价值比例的规律来。”
“马克思的这种概念转换，其潜在前提是‘技术进步意味着增加投资’，这恰恰与我们上面所理解的技术进步的‘节约投入’含义相违背，这就同马克思自己也承认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相矛盾，因为生产率提高的含义不仅仅是劳动人口的数量减少这么狭义。
成本是生产的关键因素，降低成本永远是企业的重要工作。降低成本，就是降低费用、节约投入，包括人力、原料、设备的投入的节约。换句话说，能带来成本节约的一切方法（不仅指工程技术也包括管理技术）都会被企业主视为具有进步性的技术。
技术进步通常是与成本的降低相联系的，即技术进步包含着单位产品中所包含的由资本品价值转移而来的价值量的减少。”
————张文所讨论的问题，其实在更早得多的时期，就成为过热点话题。例如，19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就登载过几篇同类文章。可以说，实质性的论点，这些文章也已经表述了。
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归结到一点就是：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数量的劳动者所推动的生产资料存量价值是否有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则只是发达的商品生产条件下，这种一般趋势特定社会形式表现。
不必回避，如果马克思所指出的，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联系，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反映现当代社会生产的特点，那么，《资本论》相当大程度上就站不住了。
事情的关键在于，这是讲的全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不是指某些企业的个别现象，也不是指个别年度的特殊现象，更不是单纯性价格波动后的某一片断。在此只指出几点：
（1）随着现当代生产的发展，劳动者人均投资量的增加是必然的趋势。我们这里讲的人均投资量，就是指生产资料为实物形态的资本存量。由同一个原因即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的生产资料的节约或单耗成本的降低，总的讲只能减缓人均投资量的增大速度，但不可能改变人均投资量增大的总趋势。
从张建平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比较仔细地翻阅了《资本论》的。他一定能够记起，正是马克思非常详细地指出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的使用和消耗会得到节约，这自然是减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重要因素，同样地，这也是阻碍利润率降低的重要因素。——这才是郑重的科学态度：决不因发现了某个重要规律而隐瞒或有意忽视起相反作用的重要因素。众多的当代人与之相比实在差太远了。
（2）可以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世界各国实际统计数据得知，巨大数量的资本积累——固定资产净投资和存货的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的极重要条件，技术进步不可能没有这个重要条件。与积累相联系的社会资本的增加，就业人数的增加是一个原因，但决不是唯一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生产发展引起劳动者人均投资量的增加。日本和欧洲的部分国家，目前就业人口的增加已经相当平缓了，其中日本人口已经略有减少， 15—64岁年龄段（生产人口），2005年为8442.2万人，2006年降至8373.1万人，净减少69.1万人。可见，对于这些国家说来，现在积累的很大部分就是起因于劳动者人均投资量的增加。在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包括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已有产业的更新换代中，劳动者人均占用资本量的增加是必然的趋势。
（3）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就是研究带有必然性的基本趋势。当劳动人口总数基本维持不变，即把就业人口总数的变化撇开——那属于另一问题——如果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均占用的资本额反而有减少趋势，这实际是说，那时全社会总体不仅不再需要有积累，而且会是负积累，即一部分原有资本会转化为消费基金，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却仍然会不断进步，——这可能吗？类似地，积累率等于零也不可能是那种情况下的基本发展趋势。
从这一分析中实际已经可以看到，由就业人口的常年劳动形成的国民生产净值，即劳动者当年新创造的价值，怎样具体地制约着资本额的变化。人所共知，生产资料为载体的社会资本，正是在商品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
（4）从单个企业的角度讲，当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凡是能降低单耗成本的方法都是好方法。但是，卓越的经营者眼里岂会看不到社会大趋势！以制造业而论，众多上档次的企业隔不几年就要搞技术改造又是为了那般？那不需要有巨额资本的投入吗？现当代社会代表了本部门先进水平的非物质产品生产企业同样如此。这并非说大批小企业也必须如此，小资本企业也有自己的经营之道，但现在研究的是与社会发展基本趋势相关的问题，全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就是如此。
（5）一般地，现当代生产中产品单耗成本的降低，正是通过运用花费巨额资本的生产设备来达到的，加工产品的生产如此，服务产品如通讯服务、金融服务同样如此。之所以和以前相比，每件产品包含的总劳动耗费减少了从而每件产品的价值降低了，往往是因为巨额投资新形成的生产线使产品总量飞速增长，分摊到每件产品的折旧反而减少了，至于每件产品包含的新支出的劳动也因此反而减少了。而且通常和过去相比，产品的质地、性能也有所提高。
但是必须注意到，尽管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前相比，每件产品的价值降低了，但每个劳动者在同样长期间生产的产品总价值却增加了，因为与产量的高速增长相联系，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总量同样迅速增加。——这和人均占用的资本量的增大是有密切关系的。
已经说得够多了。再合并摘引张建平文章开头几段话：
“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完全取决于对这两个概念的人为定义。马克思是如何定义资本的‘技术构成’的？上文说道：‘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须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
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须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这作为对技术构成的定义性解释完全是可行的。我们在帖子‘调整什么？谈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6047）中已经指出，就一定的技术水平来说，可以看作一定的资本品数量和劳动力数量之间的固定比例关系，或者可以用单位劳动力可以推动的资本品数量来定义‘技术水平’。
但是，这个比例是要素之间的数量的比例，而不是要素价值量之间的比例。价值本身所具有的存量特征，使得要素数量不变时其价值进而价格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无法从数量比例过渡到价值比例，也无法从数量比例的规律导出价值比例的规律来。其次，资本价值构成与技术进步无特定关系。”
————如果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在逻辑上就根本站不住脚，那也就预先注定了马克思与此有关的论述的错误，那还有必要再去讨论什么？可是，即使从反对者的角度看，也不过是说：资本价值构成不一定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逻辑上那里有什么矛盾？
从实际情况讲，资本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价值构成，都是随着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发展处于不断的变动中。所以，如果更一般地提出问题，就是：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呈怎样的变化趋势？
渊源于卡恩，凯恩斯系统阐述的投资乘数，是一个重要问题，并长久地形成了相当热烈的争论。我们先来看凯恩斯是怎样讲的：
“我们已经确立之点是：就业量只能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增加。我们现在可以沿着这条思路前进一步。在既定的就业量随着投资而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收入和投资之间确立一个被称为乘数的比例，而通过某些简单化的措施，可以在总就业量（被我们称为初期就业量）之间，确立一个被称之为乘数的固定比例。”
“8710;Yw＝8710;Cw＋8710;Iw，在这里，8710;Cw和8710;Iw依次为消费和投资的增量；所以我们可以得到8710;Yw﹦k8710;Iw，在这里，1﹣1/k即等于边际消费倾向。我们称k为投资乘数。它告诉我们：当总投资增加时，收入的增加量会等于k乘以投资的增加量。”
“除非公众愿意增加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储蓄，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投资就不会发生。在通常情况下除非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总收入有所增加，公众不会增加其储蓄。”
“我们在这里已经建立了一条规律，即：投资的就业量的增加必然会推动消费品的行业，从而，会导致总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的总就业量是投资本身所造成的初期就业量的数倍。”（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之所以对投资乘数理论众说纷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人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时而偏向理论经济学，时而偏向应用经济学。可以说，凯恩斯如此，后来的学者们同样如此。当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事实上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看清事物的真实面貌了。
（1）先还是要讲基础层面，这决非文不对题。我们知道，凯恩斯在《通论》中相当详细地分析了投资问题的性质、为什么储蓄等于投资。世人几乎都认为，储蓄不可能恰好等于投资，太绝对了！人们没有看到，这样规定的储蓄与投资，正表明当代西方经济学并未完全割断与古典经济学的联系。研究投资与收入的基本关系无法避开这一点——投资来源于那里？这和萨伊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看法不是同一层次问题。因此，当研究投资与收入的基本关系时，所谓储蓄资金，就是说这些从收入转化来的资金被各生产单位使用了，并且不再转化为消费资金，货币所起到的就只是媒介作用。这些储蓄资金是全社会新创造价值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因此，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储蓄等于投资这一重要命题，其深层含义实际是新加劳动与过去劳动问题，尽管人们表面上避开了这一点。当年的新增投资，从这些投资的价值量讲，积累的生产资料投入生产过程并随着它们的被消耗，再现在新产品中的只能是等量价值——就一般的生产过程讲，既不会比原来多也不会比原来少。但是劳动者在消耗这些积累的生产资料同时，将生产出代表新价值的产品来。人们所讲的1/3或1/4的投入产出比例，则是经验数据。显然，据此计算出的投资乘数就是0.33、0.25。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这样的作为社会生产基础的投入产出比例，是相当重要的。如果说这样的投入产出比例不是社会生产整体状况的反映，那就不妨设问：现存的社会总资本也是历年积累的结果，有谁能使社会总资本的产出比例变成3/1而不是1/3呢？
可是，收入与投资、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还有其他层次的重要意义，现代西方经济学讲的投资意愿、消费倾向就是另一层次的重要问题。——请注意，这已经走向了应用经济学。形成企业、个人积极或消极投资的原因是什么？等等，这一类的问题当然也是重要的，但这和前面研究的不是同一层次问题。
（2）人所共知，凯恩斯所处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当以大量公共工程投资方式刺激经济时，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必须指出，它的基础就是，大量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这是和当时严重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相联系的。当然，其他原因例如各种体制性原因造成生产资料普遍的低效率使用状况，也是闲置的一种具体形式，劳动人口较普遍的非充分就业同样如此，就如我国曾经经历过的那样。此外，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相当数量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是生产资料闲置的一种重要表现。但是十分明白，就实际经济问题讲，如果新增投资量引起了就业人数的连锁增加，而不必有后续的投资，那必定是因为原有的生产资料得到了利用。不言而喻，后续增加的劳动者不可能两手空空去从事实际生产的。
顺便说说，如果只从局部看，例如只着眼于我国的某县、某市甚至范围更小些的局部地区，某个新的产业链的形成，是会促成经济的高速增长的。但是，别的且不论，只讲与本题有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该区域新形成的一批企业群，与之相联系的是巨额社会资本的集聚，这些社会资本的绝大部分，并非是该区域的劳动者新创造出来的，而是国内和国际现有的社会资本流动和转移的结果。但是如果表面化地看问题，就有可能以为，这是投资乘数起作用的结果。——其实并非如此。
因此，从全社会整体讲，衡量投资效益较好的指标，是看存量资本与产出的关系。其中的产出，可以有两种指标：新价值与销售额（营业额）；存量资本就是生产资料为实物形态的资本额。设存量资本为A，新价值为N，营业额为W，则：
新价值产出率═N÷A；
营业额产出率═W÷A。
上式中，资本额的统计是相当关键的。如果以实际运作的各生产单位的生产资料存量为统计指标值，对象本身比较明确，也比较好操作。这是常规性的统计，也好从各生产单位的会计资料中直接取得。不足之处是，因种种原因已经脱离了正常运行的生产资料的很大部分，难以反映到会计资料上。当发生较严重经济危机或较严重社会危机时，这部分生产资料往往数量很大。可以采取抽样调查和定期、不定期普查的方法，以对比不同时期的新价值产出率、营业额产出率。
（3）全社会货币总量的变化、各个企业货币资本或货币资产的变化，在此是要撇开的。但外汇储备、在国外的货币资产，对于本国说来是特种形态的实体资产（实体资本），应单独计量。
另一方面，虽然本国的货币资本或货币总量，并不是真正在生产过程中承担职能的资本，但在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社会里，它们的运动对于实际生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不过，当以新价值产出率或营业额产出率来衡量社会经济现状时，其实已经包含了货币、信用的巨大影响作用，所以不应再混入到本题的分析中来。
（4）趁着这个机会，有必要说一说社会再生产基本规律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时，马克思阐明的社会再生产规律，是他们最重要的分析武器。但其实这是找错了武器。因为，研究社会再生产基本规律时，为了看清事情的性质，恰恰要假定已经生产出来的社会产品是能够卖给需要这些商品的企业和个人的，此时货币所起到的只是媒介作用。——要弄清楚的是，怎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支配着社会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相当大的共同之处的，虽然两者确也有重要的差别。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讲，并非因为部门比例关系的不平衡、并非因为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失衡，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性质。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劳动力价值形式成了社会生产的内在限制因素，这才是根本性的。
当然，社会改良也是重要的。而且，不仅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在许多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某些重要的社会经济政策。这就从另一侧面又和具体的应用经济学发生了联系。
2007-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