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的讲究的是利用深刻的思想发展一门学问,探究问题之道;操盘的,关键在于把心契入到过程中间,洞察各种因素间的微妙关联,体感形势的游走,施加胜算于胸的干预.
社会上流行着几类"大师".
一类是半铲子学者,属于母鸡司晨式的说教徒,啥都懂,啥也做不好,特爱出主意,到处指手画脚.他们的"道场"在教室,但由于世态热闹,于是不甘寂寞溜达出来(堕入了"我执");一类是经验主义者,主要来自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相当于红军中的苏联专家.他们看不起朱、毛的游击战术,讲究一切都有个规范的模式,言必称"韦尔奇",属于阵地战的高手(堕入了"法执");还有一类是"策划大师",属于智者一派.文化不高,对大势一知半解,但极聪明,有手段(堕入了"术执").然而这些伪大师还有一条共性,就是都喜欢包装和吹嘘,普遍地症显"我慢".
我所认可的战略高人不在以上,而是另有两类:刘邦和张良.
千余年来人们都只知道刘邦是个接纳雅言的明主,是个市井混子,是个能集众智的大英雄,但鲜有人能够透过这些俗见发现:刘邦是个大战略家!
中国的儒家文化渗透到了民间(在孔夫子那里还只是智慧),就极易演化为世俗道学.于是人们都是率先用价值观去思考,能力只成了人品之后的附加说明.历史上中国人对于人物的评价多集中于人品定论,对能力的研究通常流于肤浅.
我也是读了几个不同版本的刘邦传记,才突然醒悟:没有鉴别力如何接纳雅言?没有鉴别力如何接纳贤士?虽然人非圣贤,刘邦也没少犯错,但总体来讲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大英雄.
在人才集聚的麾下,雅言很多,决策当前关键是个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比照的惟一标准就是形势,就是现实,就是对未来的影响的远见.每每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原因何在呢?还用多说,就是对形势、对未来、对自己有深入的贴切的了解.没有一个身经百战夺取天下的人是靠运气和听人摆布.
刘邦从攻陷京城到退军出关,从攻楚大胜到突然大败再次崛起,从放马韩信发展齐国到再次收心倒楚,从封侯二臣到收服全心,刘邦能够成为张良、韩信、萧何、陈平等众多高度差异人才的共主,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是个全能决策中心,他有一个可集众智、众心、众利的发达头脑.
有人说刘邦的成就是基于正确的用人之道.这显然是世俗的肤浅陋见!
用对了人,只是一个结果,是一个表象.能够正确用人才是根本!这靠的是:知道当前形势需要那些人才,知道所需人才在那里,并且知道眼前的人是何种人才,还得知道用长补短.
人们记住了献计的人,误以为就是计策的出处.殊不知在明达的头脑那里具备着完备的谋略,所有献计提供的只是创造性.明白人绝不能忽略:接纳计策的人首先需要对计策的兼容思维模式,这份心胸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共鸣"效应.
还有一点得说说,那就是刘邦能与众臣分享决策过程!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刘邦既能理解所有人才的见解又有整合众见的能力,他是脑子里存放着大画面的那个人.
还有,刘邦对所有的人信任但也有提防,知其长短,关键时刻及时有所弥补,从不落空招.
张良也是大战略家.除了他为人熟知的智慧以外,有一点特别值得做个补充:那就是他彻知自己的局限.
张良认为人际关系的纽带是人际系统中各自创造的价值,离开了价值,角色只是一个"名".因此,天下已定,张良留在系统里就只剩下过去的光环了,而且光环又太耀眼,对谁都是个碍事.
日常工作有萧何等人打理,张良对未来创造的价值已经不大.强敌已灭,内部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留下来张良就会与其他同僚不可避免产生摩擦,这对组织不利.
再说没有了外敌,刘邦就该做真正的王了,但出于对功臣的尊敬,处处事事又都得留个神看看大家眼色,那么张良在此定会妨碍领导自由.
张良出走绝对是个上策,但有一点史书没给出明确交代:他走后的情况.据野史记载,他还是关注着朝廷的命运,他还是间接地施加影响保卫着刘氏政权.因为这里有他的利益,这是他以命保刘得来的天下,这是他一切现实地位的保障.其次,张良退隐后不为人知地过着富足幸福的日子.这种"退即为进"的大智慧,就算是韩信等人直到冤死都不会明白的.
这段轶事,如果你单纯以现代组织价值观去看,也许会觉得"太政治".我想告诉你: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有一点别忘记,价值观是涂了糖的毒药,价值观在点上是一种人品,在智慧上价值观是一种偏见,只不过经常是善意的偏见.
再好的偏见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