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国家相对权力的改变。
当今世界上竞争战略和竞争力方面的一级权威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完全改变了我们原来对财富在现代全球经济中是如何形成和保持的观念。波特对于国际竞争力创始性的研究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国家政策，它也改变了各州、各城市、各企业，甚至像中美洲这样的地区的思想和行为。
波特认为，国家也是企业在国际间创造或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国家经济若要繁荣，企业是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因为它的生产力决定了国家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形成企业改善效益与提高效率的能力。然而，对于有意在特定产业领域内追求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生产力的优劣，与国家环境有关。
国家和企业有必要联袂行动，虽然领域各不相同。
经济学家布莱德福特．德龙曾经说过：“20世纪的历史毫无疑问是经济的历史。重大事件与变革都发生在经济领域，经济变化是隐藏在生活其他领域的变革后面的推动力……经济变化的脚步是如此巨大，乃至摇动了历史其他部分的基础。或许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日常的消费与需求--制造、消费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成为整个世纪的历史驱动性力量。”
在大部分对以往日本政治经济体系进行批判的论调之中，往往认为战后特别是高度成长时期以后的日本经济，缺乏结构改革的经验。但是，战后的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从煤炭向石油的能源转换的重大的结构改革。这是日本当代经济学家冈崎哲二的认识，而我们的国家仍然还是煤炭为主，并且还沉浸在这种欢喜当中。
在出版于2002年5月的报告《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中，高盛（亚洲）董事、经济学家胡祖六写道，“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前所未有，以亚太地区的标准而言也不见得特别突出。”尽管过去的23年中，中国的GDP翻了7倍，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贸易额则跃居世界第六位。但即使如此，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仍只有“失落十年”的日本的1／4，而日本的GDP只有美国与欧盟的一半，也小于亚洲七个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GDP总值之和。在1970年至2000年间，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例由1%上升至4%，而GDP的比例从2%增至3.5%。但是，日本和亚洲七国，在30年的高增长期中，对应的贸易比例都由2%升至8%左右，而日本的GDP更是由2%升至10%，亚洲七国由1%升至4%左右。这份报告强调，中国经济远非人们惯常想象的那样强大，它没有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甚至也并非亚洲的主宰力量，它更未吞噬亚洲各国的增长空间。
国家实力和国际格局的变动是我们想强调的，在这种力量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如何看待。
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大国的生存意识只追求自身权利的最大化，即地区霸权，由于中国飞速的发展，中国会提出亚洲的门罗主义，把美国势力赶出亚洲，因而大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东亚由于特殊的情景和地理特征，历史上周边国家试图冲击中心国家的挑战总是失败的，16世纪的日本对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进行第一次挑战，丰臣秀吉的军队两次对朝鲜半岛发动侵略战争，结果由于明朝和朝鲜的联军的反击而失败。此后日本还对明朝发起长时期的倭寇骚扰战，实际上也就是对明朝的地位进行挑战，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
但是，自1895年之后，或者说，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非同凡响了。
当世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的经济面貌发生重大的变化。对东亚这样一个地区的发展来讲不可能仅仅只是基于经济层面的发展，它必定有政治因素参与其中，不管这种政治上的保证是名显的或正式的组织或条约作为保证，还是一种潜藏于内心的对地区安全的观念上的认同。事实上，与东盟紧邻的中国为了进行经济建设，进入70年代后期之后，一改革命外交的风格，以经济为出发点来参与世界活动，这从中国以下举动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加入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虽然此时中国对国际制度的认可在口头上还不是非常接受，但中国的改革证明，在这种相对宽松的体制下，中国的地方改革已经悄悄启动。中国的经济政策做出了重大的改动，允许投资，贸易权也下放给地方。
70年代中期，在政治问题未解决之前，中国就坚定承诺实现经济增长，并猛然扭转其经济发展战略。当1975年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时，同时给出一个十年发展的规划，虽然这个规划在70年代后期进行了修正，但是中国经济战略的变局引起了世界的震动，新加坡学者黄朝翰认为，“西方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重新流行。东盟各国政府间间担心西方的资源能大规模的转向中国的发展，其长期结果是以长期牺牲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发展中穷国为代价的；这种担心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随后的发展表明中国并不能构成对东盟经发展的威胁，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盟的经济发展。
当中国在70年代做出这种开放的姿态时，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事实上相对今天学术界讨论热烈的中国与日本对东亚经济主导国地位之争的场面，在70、80年代，根本不存在，中日之间的这种良好的关系是东亚经济起飞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面对国际上的美国与欧洲的产业竞争，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面向东亚进行了产业方面的转移，造成东亚一定程度的产业国际分工。
总的来说，中国的发展为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建立了长期的可以依靠的后院，中国从70年代以来到90年代之前对东亚经济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由一个传统的大国转向经济开放，从观念与信心上改变了东亚各国对亚洲区域经济体系的看法。
迈克尔．波特在书中解释一国的经济环境、组织、机构与政策在产业竞争优势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找出一个国家可以维持产业竞争优势的那些因素。他把它归结为“钻石模型”。
而这一点对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来说，结论更为明显，一国发展政治经济的制度改革决定国家竞争优势。
我们都渴望中国人的勤劳能带来与时代相称的财富收入，但要实现这一愿望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制度架构，一方面让市场效率提高，另一方面给高经济增加值的产业提供一个发展的机会。否则，中国只能停留在制造业和其他“硬苦力”行业上，勤劳但不能富有。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和平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并非满是鲜花的伊甸园，而是充满竞争和对抗的角力场。从现在和未来中国遭遇的挑战中，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全球化时代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国际政治现实。朋友们在高喊亲美、反美口号并为此争骂不休的时候，能不能静下来思考一下，以博弈的思路考虑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并把捍卫和争取自己国家利益作为你观察国际的立场，在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中，我们都应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