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应实现五大转变
在当今中国,“和谐社会”是被当作一种社会“理想”提出来的,但更确切地看,它基本上只是一种社会危机感的反应。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极不和谐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社会的不和谐现象却与日俱增。社会的不和谐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因而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近年来,群体暴力事件频发,大规模上访事件惊人增长,一再发出了社会不稳定的强烈信号。中共中央此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可以说是适逢其时。那么,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呢?笔者认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现五大转变,即:一、实现指导思想的转变;二、实现战略重点的转变;三、实现财政体制的转变;四、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五、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一、实现指导思想的转变 我们的实践活动是受我们的思想观念指导的,我们之所以把我们的社会建成了一个不和谐的社会,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错误的。长期以来,我们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国家建设的。在此思想指导下,政府片面追求GDP,招商引资、财源建设成为了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社会的不和谐现象却与日俱增,工农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不断加大,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不断加剧,这种趋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指导思想。 虽然我们的指导思想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由原来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但这种变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这种变化是邯郸学步不成后回家时艰难的爬行,是在错误体系内部的变化,其最深层的哲学层次的东西仍在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使得我们很难构想一个和谐社会的理想蓝图,更不用说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了。 那么,怎样实现指导思想的转变呢?本人认为,我们应该转到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上来。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人与人和谐相处,它本身就是一幅和谐社会的理想蓝图,而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教育下一代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指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以人类自身的生产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而不是以什么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而行仁政,给民以恒产,进行平民化的教育,使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开始于同一起点,而不是讲什么阶级斗争,不但符合奥林匹克公开、公平、公正的精神,也符合当代福利经济的潮流。总之,我们以传统文化作为指导思想是适宜的。 当然这立即会招致众多专家学者的反对,说传统文化几乎使我们亡国灭种,我们怎么能以传统文化为指导思想呢?对于这种观点,本人只想打一个比方,那就是我们不能以打了一、两次败仗就说兵法是没有用的,打了败仗可能是我们纸上谈兵之故,而不是兵法的错误。毛泽东当年就主要是依靠我国传统兵法来领导人们取得战争的胜利的,而毛泽东当年的主要反对者,那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则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 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的观点不能丢,这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我想用陆贾问刘邦的一句话来回答:你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你可以马上治天下吗?我们现在已经是全民性的政府,不是哪个阶级、哪个地方的政府,清朝政府入主中原后尚且知道满汉一家,我们难道要像元朝统治者把全国人分为四等一样,把工人和农民分开,城市和乡村分开,省与省、县与县分开,也要分个三六九等吗?我们主要是靠工人、农民打天下,难道就要建立工人农民的天下吗?我们就只有那么点胸怀吗?而且,我们不是要讲统一战线、讲群众路线吗?古人不也说要“周而不比,群而不党”吗? 有人说,我们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不是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吗?那么我要说,我们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将来也不会成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是全盘西化的观点之一种,且不说暴力革命本来就是中国的土特产品,也不说战争年代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就是建设年代的“一大二公”“共产风”也让我们吃尽了苦头,而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则要归功于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农村的改革主要是农民的创造,城市的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改革的实质就是私有化,就是对马列主义的否定,我们作都作了,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有人说:传统文化是等级森严的落后文化,这完全是无知的胡说。传统文化确实是分等级,但那是在“仁”的条件下的等级。“仁”是什么呢?仁就是忠恕,亦即爱人,用今天的话说,仁就是人人平等,我们常说“一视同仁”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仁”是不是平均主义呢?是不是不讲竞争、等级和效率呢?不是的。平均主义是讲求结果的平均,而“仁”是讲求前提、条件的平等,正是为了竞争的公平、公正,正是为了分等级。中国传统哲学大体上是一种管理哲学,管理学中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等级制。虽然我们在那里批了几十年,搞了几十年的平均主义,但实际生活中,人们的生活照样存在着等级,我们强调共同富裕,但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人们认为最公平的奥林匹克运动,最终的结果就是要分出名次。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是竞争的关系,只要有竞争,就有竞争结果,就要分等级,等级制是批不倒的,因此,我国古人常说“维齐非齐”“不和乃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语中更明确指出“分”为治国之枢要;我们批判等级制,我们要闹革命,实际上是批判那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不平等条件,就如陈胜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要实现人人平等这一条件,就是要实现竞争的公平、公正。打一个比方,就好比百米赛跑,不能有的人从起点跑,有的人从20米处跑,有的人从80米处跑,有的人干脆在终点处等着,而是要划一条起跑线,同时从起点处往终点跑,仁就是这一起跑线。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是一种类似于奥林匹克精神的文化,根本不是原来所宣传的什么腐朽、没落的等级森严的文化。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我国足球运动不发达就否定奥林匹克精神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我国一百年的落后挨打而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如果我们以传统文化为指导思想,将改变现在我国城乡分治、工农差别不断扩大的不公平现象,为我们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为我们描绘一幅和谐社会的理想蓝图。 首先,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就需要建立适合人的发展的运行机制。一个人从生到死要经历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等阶段,童年、少年阶段是人的社会化阶段,我们要创造平等的环境,使所有未成年人享有同等的教育,同样的医疗卫生保障,我们要取消遗产继承权,开征赠与税,进行遗产的社会继承,使所有人接受同样的遗产,使所有人的竞争开始于同一起点;青年、壮年阶段是人们进行竞争、创造价值的阶段,我们要建立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保障竞争的公正进行;老年阶段是人生的最后阶段,也是人们进行竞争、创造价值的终点,我们要对竞争的结果进行评价,根据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进行分等级的养老服务。 其次,我们坚持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就需要保护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使人们的竞争有一个适宜的场地。 二、实现战略重点的转变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工作的重点就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1958年国务院的一纸院令更把农村和城市分开,使得农村在几十年来发展缓慢,这与当时片面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的指导思想是相适应的。现在“三农”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首要问题,而取消农业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统筹城乡发展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其实只要我们稍微动一下脑筋就能明白,靠取消农业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取消农业税人均才几十元,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也就人均每月300至500元,除去生活费、往返路费也所剩无几,统筹城乡发展主要还是以城市发展为主,靠这些措施解决三农问题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那么,我们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呢? 本人认为,解决之道只有一个方案,那就是把国家建设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上来,按城市建设的标准建设农村,重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什么呢?首先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民问题,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以上,是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我们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首先就必须以这部分人的发展为中心,毛泽东当年就是因为较好地解决了农民问题才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坚持这一点;其次,我国的农民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是我国进行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的问题,缺少了农民的参加,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就是不可想象的;再次,我国的农民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公平的发展机会的问题,现在,我国的市民与农民的发展机会是不平等的,在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条件下,这种不平等没有继续存在的任何理由,而消除这种不平等的方法,就是给予城市与农村同样的发展机会;最后,我国的农民问题,也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发展大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小城市、城镇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成本高昂,发展缓慢,远离国内市场,是一种严重依赖对外贸易,以城市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说这种方式成本高昂,是因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所需的资源如水、电力、煤气、工业原料等都需要从遥远的地方输送而来,所需的人力资源,则主要来自遥远的农村,雇主与雇员要达到相互了解的程度,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说这种方式发展缓慢,是因为在这种方式下,农民进城打工所挣的工资扣除生活费、房租、往返路费外所剩无几,农民很难城市化,很难享受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中国的城市化进展缓慢;说这种方式远离国内市场,是因为在这种方式下,农民没有购买力,国内市场低蘼不振,经济发展主要靠外贸推动,使得出口企业不断面临反倾销调查,外贸环境不断恶化。这种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如果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建设上来,按城市建设的标准建设农村(首先是住房、公用设施),则一、可以使农民就地转产就业,免除打工奔波之苦,增加农民工收入;二、可以带动钢材、水泥、化工等建材工业的发展,解决工业发展的市场问题和后劲问题;三、可以带动农村房地产、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四、可以减少农民,增加土地种植的规模效益,真正富裕农民;五、可以节约利用土地,保证国家建设用地需要(按每户宅基地0.5亩每4口人一户计算,9亿农民就是7.5万平方公里,而按现有城市规划方法4.5万人一平方公里计算,9亿农民可以腾空土地约5.5万平方公里),抑制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六、可以减少民工潮,使生产靠近市场和原材料产地,缓解交通紧张的状况,降低社会发展的总体成本。七、可以解决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问题,使工人、农民不再有阶级的分别,而不过是分工的不同而已。 三、实现财政体制的转变 有人说,发展农村,政府也想作,但现在各级政府都财源紧张,哪有资金进行农村建设哟。话说得确实不错,政府确实没有资金进行农村建设,但本人认为,没有资金进行农村建设的状况是在我们原有财政体制下形成的,只要我们实行公共财政体制,我们进行农村建设几乎不存在资金和制度方面的障碍。 我国的财政体制是在原来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虽然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近三十年,但财政运行机制则还一直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从预算科目体系、预算编制方法、预算的执行程序、到预算管理方式和财政资金的使用都原封不动地沿袭改革开放前的一套做法,从而造成了预算不完整,政府收支没有全部纳入预算、预算管理粗化、预算执行随意性大、公共决策个人化等弊端[1],造成了财政资金运行的低效率和缺乏监督,造成了财政收支缺乏透明性和合理性、科学性,造成了公共财政的缺位和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的干预,形成了腐败和社会不和谐的制度根源。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进行财政体制的转变。 首先,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和市场就必须分工,不能政府管市场该管的事,市场管政府该管的事,而实行公共财政体制,财政就必须关注环境、教育、文化、卫生、国防、治安、消防、基础设施等社会发展问题,而不能花财政的资金进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农村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则是财政所当然应该考虑的事情。 其次,在公共财政体制下,理财观念由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以收定支,量入为出”变为“以支定收,量出为入”,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人力资源这个约束条件外,经济的发展几乎不存在其他约束条件,只要还存在失业,就可以通过以工代赈发放货币解决失业问题,而且现代财政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发挥乘数效应的作用,以公共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因而农村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当然也不会存在什么资金短缺的问题。 当然,原有财政体制形成日久,要想改变决非一日之功,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竟没有动摇其根基,可见其改革的艰难,而要把原来由政府领导拍板定案的预算资金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首先是占人民大多数的农民的监督之下,对于我们的领导干部及其执政理念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 兵法说:上政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从经济方面来讲,伐谋就是实行一个好的机制,伐交就是要利用外资,伐兵就是要引进外脑,攻城就是要直接从事生产等经济工作,现在我们对伐谋、伐交、伐兵、攻城这几种措施都在进行运用,但运用得最为熟练的还要数后三种,特别是攻城,如政府办学校、医院、企业、农场等等,而且以这种方式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兵法说: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主要就是因为这种方式成本高昂,资源浪费严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这些年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所进行的减员增效已经为此进行了充分的佐证。但我们现在的企业、学校、医院、环境保护以及组织财政收入都主要由政府主办,结果是人们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环境不断恶化,政府人浮于事,人们找工作困难,财政连年赤字,人们怨声载道,这种经济运行方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那么,如何改变经济运行方式呢?前面已经说过,上政伐谋,就是要实行一个好的机制,就是实现公共财政体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由主要抓生产变为主要抓消费,以消费带动生产,以公共消费投入实现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既然我们要实行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体制,我们就不必要由政府主办什么企业、医院、学校,只需要政府公开采购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就是了,政府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冗员,精简机构也就是必然的了。 譬如说教育问题,我们既然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国家就必须关注教育问题,那么是否需要国家包办教育呢,我看不需要。我现在假设我们普及大学教育,受教育者不花钱,一年我国新出生人口大概2000万,也就是说每年毕业2000万小学生、2000万初中生、2000万高中生,2000万大学生,如果毕业一个小学生国家支付5000元,毕业一个初中生国家支付5000元,毕业一个高中生国家支付10000元,毕业一个大学生国家支付50000元,国家一年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为14000亿元,则教育将成为最赚钱的产业,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将在一夜之间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在此情况下,教育成为了一个产业,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会使教育成为人们争相投资的对象。投资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赚钱,投资者会千方百计地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则教室、办公室都可以租赁解决,教师工资成为主要成本,以一个年毕业学生200名的小学为例,一年5个班,5个年级,30个教师就够了,年工资约50万元,房租费以1000个学生,每人2平米,30个教师,每人20平米,按德州市房租水平每平米每月7元计,每年租金为22万元,如果其他设施折旧按10万元计算,则该投资者可以年赚钱近20万元,而农村、贫困地区租金、工资水平低,投资回报远高于这个水平,而且如果采用电视教学,减少教师的工资成本,扩大招生规模,投资者可以赚得更多,因而教育问题可以在一夜之间解决。而且到那时,政府可以招标,谁的教学质量高,谁的成本低,政府可以准许该学校多招生,而且以平均成本水平和利润水平确定采购毕业生价格,减少政府支出。 对于医疗卫生事业,我认为也可以用政府采购的形式解决,我们可以实行医、药分家,招标统一确定治疗一人次感冒多少钱,一人次某种手术多少钱等手段,全部由政府买单,药品、医疗器械全部由政府招标采购,由患者根据医生处方免费取用,则可以避免现在药价虚高,人们看不起病的状况;而医疗费用的最终负担,对于成年人可以通过医疗保险费解决,对于未成年人则全部由政府负担。而医院则可以通过多接受患者并服好务,多培养学生来增加收入,则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是指日可待的。 再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是否需要政府建立建设施工企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呢?完全没有必要。只要政府进行拨款、招标就行了。 可见,我们采用市场机制和公共财政体制,使政府工作大为简化,政府只需要编制预算,提请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然后执行预算,进行招标、拨款就可以了,而预算资金的使用与监督,则可以通过私人企业内部管理和中介机构、人民代表的监督来完成,同时通过招标、私人企业的竞争来不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这样,我们的政府机构可以大大简化,改变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 五、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采用市场机制和公共财政体制,使政府工作大为简化,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不再是招商引资、财源建设,而是编制预算,提请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然后执行预算,进行招标、拨款等等工作,这是政府工作内容的改变,前面提到的建立与实行适合人的发展的运行机制等,这些也都是政府工作内容的改变。其实不仅工作内容要变,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因为所有这些内容的改变,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人们竞争的公平公正,它使原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变成了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政府,使得政府的职能变成了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政府不再与民争利,而是以义为利。 [1]参见《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56期《中国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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