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转述张五常教授的话如下：
从今天起登载的这一系列文章是张五常教授25年来最重要的学术文章！
两星期前发表《经济学的缺环》，是自己近年比较重要的学术文章，认为读者不容易明白，说要转换角度再解释。果然，该文在几个网站出现后，说不明白的同学不少。老怀大慰：网上文化要不是胡乱破口大骂，就是不懂也反对，这次说不懂，不知为不知，是勇气的表现，求学之道也。让我从「安排」的角度说起吧。
「安排」的英语字汇是arrangement。我可能是第一个把这个字用作经济分析重点的人。一九六七的博士论文，其中一章的名目用上，再其后该章独立成文，一九六九发表，题为《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翻成中文是《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忆当年，arrangement这个字的采用来得不易。记得走进艾智仁的办公室，对他说，单用「合约」（contract）论选择，似乎不够，合约之后要加一个字。大家讨论选择的是合约的什么。是形式吗？是条款吗？都有点不对头。最后我提出安排（arrangement），艾师立刻同意，认为最恰当。
安排何解？有时同义的是「制度」（system），但不一定对，何况「制度」往往过于广泛——例如共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可以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问：共产制度的权利是怎样安排的？问题就清楚了。好比你买了一间房子，要选购家具，搬进去，摆设一下。我问，你打算怎样把家具安排呀？大家都知道我问的是选哪些家具，怎样摆设。另一方面，你可以用某君想出来的家具摆设制度，是一种原则。如果我问：你打算用哪种制度摆设呀？你多半不知所指。安排容易观察，其意浅白。我喜欢想得浅，喜欢想得简单。我的困难是自己以为是浅的，轻轻带过，或懒得重复或细说，好些时误导读者，而有时刻意地重复申述的，读者却认为不是那么重要。安排——合约的安排——数十年来我认为是经济学问的重心所在。可惜到了一九七○年，我转用「结构」（structure）来代替。这个选择起于合约有结构性，推翻了当时盛行的界外效应分析，而在好些其它话题上，经济学者是喜欢论结构的。「结构」无疑可以代替「安排」，但前者听来远为深奥，把可以是很浅的学问推到牛角尖去。是的，今天不少人认为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创始人，在我来说，我的贡献只不过是合约安排的分析，没有其它——也认为不应该有其它。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感到失望，因为从事的走上博弈理论的路，漠视了真实世界的合约安排。是复杂的学问，我自己要到一九八一才体会到产权问题其实也是合约安排的问题，才体会到如果交易费用不存在，产权问题不会存在。其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给我的启发实在多。自一九八二写好了《公司的合约本质》，我没有再刻意地为国际学报写文章。九七与九八的两篇英语演辞，是重要的应酬，一别十五年，旧师友读得频频提问，彷佛我是来自火星似的。佛利民读其中一篇——《交易费用的范畴》——后，来信说：「你对经济的看法自成一家，不知将来的人会怎样评价。」
我可没有像一些无聊之辈说的，放弃了经济研究。今天是二○○七了，离开美国学术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中国的演进我跟得紧。今天，在经济体制运作的话题上，对也好，错也好，我的思维早就脱离了三十年前的师友，一士谔谔。六年多前动笔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把自己的一些新思维放进去，在国内搞起一些波涛，但那是按着史密斯与马歇尔的传统发挥，虽然修改与补充无数，但传统还是棱角分明。几个月前答应了高斯，为他明年于芝加哥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写主题文章，不是普通的应酬。九十六岁的老人家，对我影响那么大的，关心中国，重复地说整个研讨会是押在我那篇文章上。
我想，这就是了，四十多年在一门学问上的思维，心领神会，都搬出来吧。我对高斯建议，文章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其实是要把《公司的合约本质》之后的心得，借题发挥。是在这思想准备的过程中，我想到「经济学的缺环」这个话题。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个严重的缺环（missing link），作研究生时就知道，说过不少次，可没有用上「缺环」这一词。得到中国经验的启示，我意识到此「缺」也，有好几个层面，有时是明缺，有时是暗缺，要解释得网上的同学明白，不容易，我于是想到刚好是四十年前在艾智仁办公室提出的合约「安排」这个角度，应该是最浅的，不妨试试。严谨而又正确地看，经济学的缺环是漠视了合约安排，而此安排也，可以细小如戴维德的捆绑销售，也可以庞大如整个地球的制度运作。重要的起点是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必会竞争，决定谁胜谁负要有准则，而这些准则是产权制度。是艾智仁的天才提点——艾师早应获诺贝尔奖。作为他的入室弟子，我的贡献是提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需要约束，而这些约束就是合约安排了。不是天才得那么厉害：一九六七提出合约安排，我要到一九八一才体会到产权制度也是一种合约安排，只是要通过一个名为「政府」的机构处理。这其中的思维发展，高斯的权利界定角度对我有关键性的启发。想当年，受到艾师的影响，我参阅了大量的英国产权法律历史书籍。但法律归法律，经济归经济，二者不容易加起来。是科斯的思维给我一把照明灯，让我从那些复杂无比的法律历史看到以法律约束竞争的蛛丝马迹。一九六九年，我知道私有产权是不需要私人所有权（ownership right）的，于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建议北京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后者大可保留为国有，把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头就是英国传统与高斯想象中的私产。承包责任制当然也是一种合约安排。记得清楚，一九六八年我对高斯说，他心目中的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奇怪，去年他对助手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看来是说他的思维错了。完全没有错，中国经改是以他的思维作为起点，虽然通过我的传达与阐释。北京不会否认，他们的伟大改革的起步重点，是选走明确界定权利的路。这是高斯的思维。当然途中沙石不少，胡作非为的行为今天还有，但这条路中国是走上了。当时我可没有想到，权力下放，层层承包，层层界定，会发展成为后来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制度。后者也是一种合约安排，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说漠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缺环没有错。同学们不妨参考四、五十年前的「经济制度比较」（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课本，差不多没有一本提及产权问题！论制度，不谈产权，不可能不胡说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