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爽这个名字，如今不大为人熟知，她定居法国三十年了。作为原“星星画会”成员、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现代艺术急先锋之一，1981年，李爽因和时任法国驻北京使馆文化处的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被以“有损国家尊严”罪，遭逮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此后，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提及“李爽事件”，李爽获释，前往法国完婚。 今年6月，李爽出版新书回忆自己的前半生，书名就叫《爽》(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版，352页，35元)。李爽说，小时候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其实是不喜欢自己”，而多年以后，她“终于接受了自己是谁”，觉得用《爽》作书名最贴切。她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爽’字是一个‘人’在中间，这横是天压着你，四个叉子好像意味着人在不断地犯错误，但最终还是可以顶天立地。” 剪断红小兵袖章 李爽出生在50年代，从小受祖辈的艺术熏陶，父母也都为知识分子：父亲在清华教书，母亲北大毕业。三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受牵连，下放东北。 因为“右派”背景，幼儿园阿姨歧视李爽，冬天罚她站在教室外，冻得脚都穿不上鞋袜。李爽说，那些场景，长大后还会不断梦到，她还总是看见父亲站在幼儿园走廊的一头，但永远也摸不着他。“童年的伤害会使一个孩子对人间是否有爱产生本质上的怀疑。” “文革”被抄家时，李爽九岁。铺天盖地而来的反省、检举、批判，让李爽父母险些招架不住，而小伙伴们的疏远和辱骂更让她感到恐惧，“小孩不会懂的，会觉得自己总是做错事”，李爽甚至尝试过用煤气自杀。 十四岁时，同学中只剩几个人没有加入红小兵队伍，李爽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她费尽心思，如愿以偿，却最终觉得爱恨莫名，“为什么要把自己装扮得很像别人？我们只能仰赖这红袖标才能被人尊重？”当晚，她剪断了得来不易的红小兵袖章。 这样的特立独行始终伴随李爽的成长。书中，在描写社会动荡不安的同时，也回忆了一个女孩面临第一次月经时的体验，以及后来恋爱、怀孕、堕胎的种种。有人劝李爽好歹隐藏一些负面内容，但她觉得应该正视全部的自己，“对这些看得很淡了”。 想在黑暗中发光的星 高中毕业，李爽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尾巴。三年插队期间，她画了数百幅小画，从田间地头到农民肖像，“越画越上瘾”。 1978年，李爽回到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做舞台美工，也逐渐和艺术家朋友们走到了一起：黄锐、王克平、马德升、北岛、顾城、芒克、阿城…… 李爽是“星星画会”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那些画家哥们儿称她为“爽少爷”。“‘星星’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野心，我们想在黑暗中发光。”李爽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星星很勇敢，敢于说不，敢说不幸福。” 1979、1980年，星星画会举办了两届“星星美展”。在那个年代，举办一场民间美术展览“是很反叛的行为”，美术馆只展出官方认可画家的作品，且题材限制严格。星星美展引起轰动，“很多人坐火车来看，天天早上排大队”。 最后，北京市公安局以该展览“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由，取消展览，收缴作品。 捅破窗户纸的人 1981年，因和法国外交官白天祥同居，李爽被判劳教两年。“李爽事件”还被《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电视台点名批判。 “现在跟外国人谈恋爱很正常了，但当时没有人敢。我是那个捅破了窗户纸的人。”现在回看，李爽觉得自己这两年牢“坐得特值”。“我不过是为了活得像自己一点，拿自己最柔软的心无意中碰撞了最坚硬的权柄，引起轩然大波，但背后的力量乃是中国人无数颗柔软的、没有喊出来的心声。” 李爽被捕后，白天祥四处奔走，要求法国政府出面，督促释放李爽。那时，两人确立恋爱关系才一个月。“最初并没有刻意注意他是一个外国人，只觉得似曾相识。冥冥中感到一种归宿，对这个人很放心。” “李爽事件”引起了法国政界的关注。后来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亲自过问，李爽得以提前几十天被释放，随后去往法国。 初到法国，法国人“像欢迎明星一样”迎接李爽，报刊电视争相报道，让不懂法语的她有点不知所措。“但有一点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即被尊重，这的确是一件很使我感激和舒服的事情。” 次年，李爽与白天祥结婚，婚后育有两子。之后的这些年里，她依旧画自己的画，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中国木刻”，也到各国举办画展。 三年前，李爽开始动手写这本回忆录，“很多事情像小溪一样从天上流到我的脑子里”，整个过程由此非常轻松。她说，直到这本书出世，她才真正放下了过去的创伤。在书的结尾，她说：“我在中国的故事讲完了，真爽。” “我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 时代周报：当年，一帮星星画会的成员们是怎样聚集到一起的？ 李爽：志同道合。这些人大多来自高干和知识分子家庭，受过一些艺术熏陶。当时的艺术都是被禁的，但人追求美、追求自我是一种天性。所有不许看的书、不许听的歌，我们凑到一块儿，就会偷偷地看。当时也不知道画可以卖，就是画自己想画的画。什么年代都会出现一些有个性的人。 时代周报：可惜“星星美展”只办了两次就被取消了。 李爽：首先，不通过审批，展览是不允许办的；其次，画的内容，放到今天来看不过就是很小资啦，有的人带有政治色彩。比如王克平做了《偶像》，一个毛主席的木雕，一只眼睛闭着，嘴被塞住，这就非常“政治”了。 我第一次展览没有参与政治，第二次胆子大了一些，画了一个《红白与黑》，跟张志新被枪毙事件有关。还有《希望之光》，表达我有很多美好的愿望，但这条路很曲折，我的脚被荆棘缠住了，上方有一排眼睛。当时灵感来了，特别想画，什么都没有，就把床单扯下来画的。 时代周报：当年的“李爽事件”那么轰动，你有准备吗？ 李爽：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全国人都很兴奋，就像一锅水要开了。于是抓了“李爽事件”这么个典范，好让汹涌的潮流不会显得太凶猛。当时把这件事定义在性行为上，由于中国人古老的道德传统意识，一旦沾上这个，就会觉得很脏。我刚好赶在那个时间点上，其实也活该。其实是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爱，促使我走向了这条路。没做过任何考量，发生了以后，就只有应付。 时代周报：在监狱里，有没有怀疑过自己？ 李爽：经常怀疑。当时得不到外界的消息，提审的时候他们也用了好多心理战术，说“法国人，大老远的，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什么的。当时很受冲击，觉得“我他妈的又被骗了？”又一想，我该信谁呢？是这些可能并不爱我的人，还是一个我相信他真的爱我的人？我还是愿意相信美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天性，也救了我。 时代周报：性格使然？ 李爽：我就是这性格，骑上马开上车刹不住闸那种。有的人活着也跟死了差不多，可是我永远想活着。画画也是，灵感能主宰我。我的身体甚至变成了灵感的工具—我变成笔，变成颜色，变成画布。但这幅画会给我带来什么，与我无关。 我的心里有一匹热爱生活、热爱美的野马，我被它牵着狂奔。也没有目标，就是没头苍蝇，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最后别人说“那你飞得还挺好啊”，可是当你很勇敢的时候，付出的代价也会比别人大。我下的赌注大，输得多，赢得也多。 时代周报：出狱后离开中国时，你是什么感受？
李爽：想家，又害怕家，害怕这块土地。从3岁在幼儿园受欺负到26岁出监狱，这片土地给我带来的都是磨难。当时走的时候松了口气，“呼！好容易离开了！”但飞机一起飞，就觉得很心酸—还是爱家乡，只是家乡不理解我。 时代周报：1983年你去法国后，国内对你的关注就比较少了。 李爽：“李爽事件”的时候我出过大名，大报小报全在批判。后来到了国外，我关心的是我的艺术和我是谁，没有把精力放在出名上。我领悟到，唯一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成为我自己。很多人的成功是靠外界认定的，他们会想成为别人，比如女孩子想整容成范冰冰，但也有人不想这儿剌一刀那儿剌一刀的，他们会慢慢找到自己，这是真正的自信。这很难，我到50多岁写这本书的时候才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 时代周报：当年你做过的很多“出格”的事，如今很平常。 李爽：我当年做的事情，无非是现在的你们也想做的，但是枪打出头鸟。我姥姥说过，“你就等着吧，早晚挨打。摔了，揉揉屁股爬起来，别趴下”。金玉良言。我姥姥总在我人生交通堵塞的时候点醒我。 我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我太个性化了，任何太超前的东西都不会被大部分人承认，但事后大部分人都会跟着那个超前的人走。我是用自己的生命、自己最柔软的部分去冲撞最坚硬的东西，居然就把这门推开了。然后人们像潮水一样冲出这个大门，开路的人可能就被踩在脚底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