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爽:做最勇敢的那颗星



     李爽这个名字,如今不大为人熟知,她定居法国三十年了。作为原“星星画会”成员、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现代艺术急先锋之一,1981年,李爽因和时任法国驻北京使馆文化处的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被以“有损国家尊严”罪,遭逮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此后,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提及“李爽事件”,李爽获释,前往法国完婚。

  今年6月,李爽出版新书回忆自己的前半生,书名就叫《爽》(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版,352页,35元)。李爽说,小时候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其实是不喜欢自己”,而多年以后,她“终于接受了自己是谁”,觉得用《爽》作书名最贴切。她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爽’字是一个‘人’在中间,这横是天压着你,四个叉子好像意味着人在不断地犯错误,但最终还是可以顶天立地。”

  剪断红小兵袖章

  李爽出生在50年代,从小受祖辈的艺术熏陶,父母也都为知识分子:父亲在清华教书,母亲北大毕业。三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受牵连,下放东北。

  因为“右派”背景,幼儿园阿姨歧视李爽,冬天罚她站在教室外,冻得脚都穿不上鞋袜。李爽说,那些场景,长大后还会不断梦到,她还总是看见父亲站在幼儿园走廊的一头,但永远也摸不着他。“童年的伤害会使一个孩子对人间是否有爱产生本质上的怀疑。”

  “文革”被抄家时,李爽九岁。铺天盖地而来的反省、检举、批判,让李爽父母险些招架不住,而小伙伴们的疏远和辱骂更让她感到恐惧,“小孩不会懂的,会觉得自己总是做错事”,李爽甚至尝试过用煤气自杀。

  十四岁时,同学中只剩几个人没有加入红小兵队伍,李爽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她费尽心思,如愿以偿,却最终觉得爱恨莫名,“为什么要把自己装扮得很像别人?我们只能仰赖这红袖标才能被人尊重?”当晚,她剪断了得来不易的红小兵袖章。

  这样的特立独行始终伴随李爽的成长。书中,在描写社会动荡不安的同时,也回忆了一个女孩面临第一次月经时的体验,以及后来恋爱、怀孕、堕胎的种种。有人劝李爽好歹隐藏一些负面内容,但她觉得应该正视全部的自己,“对这些看得很淡了”。

  想在黑暗中发光的星

  高中毕业,李爽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尾巴。三年插队期间,她画了数百幅小画,从田间地头到农民肖像,“越画越上瘾”。

  1978年,李爽回到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做舞台美工,也逐渐和艺术家朋友们走到了一起:黄锐、王克平、马德升、北岛、顾城、芒克、阿城……

  李爽是“星星画会”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那些画家哥们儿称她为“爽少爷”。“‘星星’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野心,我们想在黑暗中发光。”李爽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星星很勇敢,敢于说不,敢说不幸福。”

  1979、1980年,星星画会举办了两届“星星美展”。在那个年代,举办一场民间美术展览“是很反叛的行为”,美术馆只展出官方认可画家的作品,且题材限制严格。星星美展引起轰动,“很多人坐火车来看,天天早上排大队”。

  最后,北京市公安局以该展览“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由,取消展览,收缴作品。

  捅破窗户纸的人

  1981年,因和法国外交官白天祥同居,李爽被判劳教两年。“李爽事件”还被《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电视台点名批判。

  “现在跟外国人谈恋爱很正常了,但当时没有人敢。我是那个捅破了窗户纸的人。”现在回看,李爽觉得自己这两年牢“坐得特值”。“我不过是为了活得像自己一点,拿自己最柔软的心无意中碰撞了最坚硬的权柄,引起轩然大波,但背后的力量乃是中国人无数颗柔软的、没有喊出来的心声。”

  李爽被捕后,白天祥四处奔走,要求法国政府出面,督促释放李爽。那时,两人确立恋爱关系才一个月。“最初并没有刻意注意他是一个外国人,只觉得似曾相识。冥冥中感到一种归宿,对这个人很放心。”

  “李爽事件”引起了法国政界的关注。后来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亲自过问,李爽得以提前几十天被释放,随后去往法国。

  初到法国,法国人“像欢迎明星一样”迎接李爽,报刊电视争相报道,让不懂法语的她有点不知所措。“但有一点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即被尊重,这的确是一件很使我感激和舒服的事情。”

  次年,李爽与白天祥结婚,婚后育有两子。之后的这些年里,她依旧画自己的画,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中国木刻”,也到各国举办画展。

  三年前,李爽开始动手写这本回忆录,“很多事情像小溪一样从天上流到我的脑子里”,整个过程由此非常轻松。她说,直到这本书出世,她才真正放下了过去的创伤。在书的结尾,她说:“我在中国的故事讲完了,真爽。”

  “我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

  时代周报:当年,一帮星星画会的成员们是怎样聚集到一起的?

  李爽:志同道合。这些人大多来自高干和知识分子家庭,受过一些艺术熏陶。当时的艺术都是被禁的,但人追求美、追求自我是一种天性。所有不许看的书、不许听的歌,我们凑到一块儿,就会偷偷地看。当时也不知道画可以卖,就是画自己想画的画。什么年代都会出现一些有个性的人。

  时代周报:可惜“星星美展”只办了两次就被取消了。

  李爽:首先,不通过审批,展览是不允许办的;其次,画的内容,放到今天来看不过就是很小资啦,有的人带有政治色彩。比如王克平做了《偶像》,一个毛主席的木雕,一只眼睛闭着,嘴被塞住,这就非常“政治”了。

  我第一次展览没有参与政治,第二次胆子大了一些,画了一个《红白与黑》,跟张志新被枪毙事件有关。还有《希望之光》,表达我有很多美好的愿望,但这条路很曲折,我的脚被荆棘缠住了,上方有一排眼睛。当时灵感来了,特别想画,什么都没有,就把床单扯下来画的。

  时代周报:当年的“李爽事件”那么轰动,你有准备吗?

  李爽: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全国人都很兴奋,就像一锅水要开了。于是抓了“李爽事件”这么个典范,好让汹涌的潮流不会显得太凶猛。当时把这件事定义在性行为上,由于中国人古老的道德传统意识,一旦沾上这个,就会觉得很脏。我刚好赶在那个时间点上,其实也活该。其实是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爱,促使我走向了这条路。没做过任何考量,发生了以后,就只有应付。

  时代周报:在监狱里,有没有怀疑过自己?

  李爽:经常怀疑。当时得不到外界的消息,提审的时候他们也用了好多心理战术,说“法国人,大老远的,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什么的。当时很受冲击,觉得“我他妈的又被骗了?”又一想,我该信谁呢?是这些可能并不爱我的人,还是一个我相信他真的爱我的人?我还是愿意相信美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天性,也救了我。

  时代周报:性格使然?

  李爽:我就是这性格,骑上马开上车刹不住闸那种。有的人活着也跟死了差不多,可是我永远想活着。画画也是,灵感能主宰我。我的身体甚至变成了灵感的工具—我变成笔,变成颜色,变成画布。但这幅画会给我带来什么,与我无关。

  我的心里有一匹热爱生活、热爱美的野马,我被它牵着狂奔。也没有目标,就是没头苍蝇,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最后别人说“那你飞得还挺好啊”,可是当你很勇敢的时候,付出的代价也会比别人大。我下的赌注大,输得多,赢得也多。

  时代周报:出狱后离开中国时,你是什么感受?

 李爽:做最勇敢的那颗星
  李爽:想家,又害怕家,害怕这块土地。从3岁在幼儿园受欺负到26岁出监狱,这片土地给我带来的都是磨难。当时走的时候松了口气,“呼!好容易离开了!”但飞机一起飞,就觉得很心酸—还是爱家乡,只是家乡不理解我。

  时代周报:1983年你去法国后,国内对你的关注就比较少了。

  李爽:“李爽事件”的时候我出过大名,大报小报全在批判。后来到了国外,我关心的是我的艺术和我是谁,没有把精力放在出名上。我领悟到,唯一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成为我自己。很多人的成功是靠外界认定的,他们会想成为别人,比如女孩子想整容成范冰冰,但也有人不想这儿剌一刀那儿剌一刀的,他们会慢慢找到自己,这是真正的自信。这很难,我到50多岁写这本书的时候才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

  时代周报:当年你做过的很多“出格”的事,如今很平常。

  李爽:我当年做的事情,无非是现在的你们也想做的,但是枪打出头鸟。我姥姥说过,“你就等着吧,早晚挨打。摔了,揉揉屁股爬起来,别趴下”。金玉良言。我姥姥总在我人生交通堵塞的时候点醒我。

  我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我太个性化了,任何太超前的东西都不会被大部分人承认,但事后大部分人都会跟着那个超前的人走。我是用自己的生命、自己最柔软的部分去冲撞最坚硬的东西,居然就把这门推开了。然后人们像潮水一样冲出这个大门,开路的人可能就被踩在脚底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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