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系列文章看来真的不易读，尽管我务求浅白，叫苦的读者无数。不湛深，但复杂。让我停一下，重复几句以前说过的。
交易费用有多方面，首先的困难是好些时我们无从分开不同的交易费用。边际的转变可以分，但不可以把总费用的不同类别切开来。解释现象只要求边际分得开，知道其转变，用不着一项一项地切开来的。这是传统的、一起产出几种产品不能瓜分总成本的老话题，解释行为只要知道边际的转变就足够。
因为不能瓜分不同的交易费用，三十三年前我被迫而提出广义性的、应该称为制度费用的交易费用。这是说，我是逼着要把一人世界不存在的所有费用或成本算进交易（制度）费用之内，而一人世界是没有经济制度的。这广义的交易费用观高斯同意，阿罗同意，而十年前佛利民认为是天才之笔了。问题是，好些时，这定义牵涉到的，不一定有交易存在。要不是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一词先入为主，我会改称之为制度费用（institution cost）。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交易费用的本质。个人认为最基本的看法，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无可避免的竞争，需要有约束才可以共存。这些约束可以是权利界定，或论资排辈，或法例规限，或风俗习惯——皆或明或暗地含意着协议或合约安排。因为人的自私，加上量度与讯息等问题，这些约束的遵守或履行就需要费用了。这些是鲁宾逊一人世界不可能存在的费用——制度或交易费用。这样看，只要人与人之间有竞争，交易费用不可能是零！
上期谈到，处理制度整体，把广义的交易费用放进去，要过三道难关。其一，谈到的，是不能从零加上去，而是要从上头减下来。这里转谈第二道难关，是怎样减才对。
不要告诉我其它专家有不同的看法。为了逻辑的稳定与简单的处理，我坚守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个假设。是武断的，我们不需要管究竟自私是否天生的基因使然。在这假设下，如果有合约或制度的安排能减少交易费用，导致资源使用的收入或租值增加，这些安排会被采用。这是把交易费用从上头减下去的出发点，但怎样减法可不是那么容易。
让我们回到上期提到的放牧与杏仁树的例子去——这例子够简单。Tripolitania的草原极宜种植价值高的杏仁树（只美国加州，杏仁每年出口十多亿美元），但因为土地公用，不是私产，人民用作放牧，不种植。作者A. Bottomley没有说，我曾经替他指出，土地公用，放弃种植，是因为放牧可以在晚上把牧群赶回家，而下种了的杏仁树却不可以频频移动。如果土地以界线划分，界定为私产，没有业主准许外人无权闯进，杏仁树的培植会出现。
让我假设土地在公用的情况下，放牧的收入等于放牧的成本。公用土地的租值于是等于零。把土地改作私产，种植杏仁树，土地的租值会高于零。上期提及，土地公用，这租值的放弃或消散是交易（社会）费用，因此，土地私产化带来的正数租值，是代替了交易费用，也是说交易费用减少了。如果私产土地加上转让权，可以出售或出租，土地的租值会增加。这是因为土地的使用可以通过转让及竞争而落在善于使用土地的人的手上。这租值增加反映交易费用再下降——自由转让与市场竞争一般有减低交易费用的效果。这也可见，市场的出现起于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可以把这些费用减低，而传统的经济学假设市场的交易费用为零，前后矛盾，是严重的失误。
是复杂的学问，要小心了。这里要注意，说交易费用下降，是因为一些合约安排代替了另一些合约安排，而交易费用也由一类代替了另一类。公用土地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协议；私产的形成与转让带来的市场交易，是另一种安排。前者的交易（社会）费用主要是租值消散，后者有土地的量度与保护费用，有土地议价、讯息费用等，而法律费用一般是提升了的。把租值消散作为交易费用看，行内只我一个，但私产的保障与市场的运作有费用，则众所周知。行内的朋友因此没有注意到，私产与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的。他们其中不少认为私产与市场的交易费用高得很，于是支持资产公用或政府干预，漠视了租值消散，看错了问题。
这就带来更为复杂的另一点。私产与市场盘古初开有之，无疑是人类生计的首要发明，但客观地看世界，我们不应该墨守成规。有些资产界定为私有可能费用过高，而更重要的是市场或市价的采用，也有另一些交易费用的困难。高斯和我对公司的分析，使我们不能反对所有计划经济。问题是政治人物有政治的考虑，压力团体有切身利益的要求，而信奉市场的学者往往把私产与市场推到宗教的层面去。
毋庸讳言，经济学是不容易客观的学问。不管切身利益的论点不容易，而牵涉到不易量度的交易费用与或明或暗的合约安排，分析的人真的要毫无成见才能把世界看清楚。我自己用的是下象棋的意识，面对问题是面对一局棋。话虽如此，处理政策建议，自己与亲友的利益可以不顾，但对青年或贫困的人不利的，尽管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影响力，不喜欢写出来。这就带来我对行内朋友的质疑：只要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是如此这般，解释现象或建议政策大可混水摸鱼。三十四年前我发表《蜜蜂的神话》，手起刀落，赢得掌声无数，可惜这些掌声拍不出什么影响来。
还有一点这里顺便一提。一九八一年分析中国的去向时，我指出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交易费用只要下降一小点，经济增长会急升。当时的中国，政治费用（也是社会或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高得离奇。这比率只要能略减，增长率不可能不跳升。今天回顾，这看法没有错。然而，想深一层，交易费用的比率下降会导致经济急升这个规律，只限于产品结构大致不变的情况。如果经济的发展带来重要的产出结构转变，急速的增长率可以有较高的交易费用的比率。这是说，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经济的增长是总租值的上升，而逻辑说，如果产出的结构有变，租值的急升与交易费用比率的上升是没有矛盾的。从交易费用的比率看，农业经济一般是比工商业经济为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