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理论研究的局限性
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研究受到古典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到20世纪，取得了长足进展。先后出现了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发展理论，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发展论，舒尔茨的理性小农与生产要素现代改进论，缪尔达尔、诺斯等人的制度改进论，速水佑茨郎和拉坦的技术与制度诱导发展论，以及受新古典经济学规模经济准则的影响的农户规模经济论。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对小农经济进行了以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为主要特征的集体经济改造。到20世纪70年代末又实行了家庭承包制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向小农生产方式的复归。这既具有积极意义，但最终又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逐步形成了“农业外”与“农业内”有机结合的改造小农经济的理论与政策主张。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还存在三个局限性：（1）理论上缺乏统一性，实践中缺乏统筹性。因此，理论研究应该找到这样一个范畴，既能把小农经济效率改进所涉及的主要方面逻辑地统一起来，又有利于从城乡统筹、农业与非农业协调发展中寻找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路径。我们认为分工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范畴。（2）由于人地矛盾以及效率与公平的必然兼顾，使农户土地规模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程度在中国不具备普遍的实践可行性。因此，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寻找新的立足点，而且它应该与第一个问题具有逻辑上的内洽性。我们认为包含规模要求的专业化与分工经济可能是一个比纯规模经济更恰当的立足点。如果理论上只有规模经济，而现实又没有提供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时，似乎就没有其他出路了。而分工经济是专业化经济、多样化经济、迂回化经济的统一，在理论和实践中可以为我们提供改进效率的多条路径。（3）在分析方法上，边际分析占主导地位，不能求角点解，进而不能有效地分析与角点解有关的分工及组织结构演化问题。众所周知，组织结构的变革与重新构建是促进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重要途径，如果在分析方法上不能有效地处理与分工有关的角点解，就不能有效地分析组织结构的演化。所以，一旦把小农经济效率改进与组织结构演化联系起来，就需要运用能够处理角点解的分析方法。
二、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根本出路：深化分工
小农经济以一定的农业活动为基础的小农户经济，具有土地和（或）资本经营规模小且以家庭经营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特征。小农户经济包含小农业经济。
效率改进的含义是指报酬递增。报酬递增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指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在连续等量地把一种可变生产要素增加到其他一种或几种数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当这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增加一单位该要素的投入量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另一种是指“历史的报酬递增”，即约束条件（如技术、制度等）变化带来的要素报酬的增加。
在人地矛盾及效率公平必然兼顾约束下，小农经济依然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农业经济的主体形态。然而，小农经济在许多方面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正是摆在我们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在这个两难面前，我们只能在小农经济状态下求解其效率改进，使其做到“小而有效”。 “小而有效”中的“小”既不是某一具体数值，也不是静止不变的，是可以由小变大的，只要经营规模没有达到某个可以称得上大的数值之前，都算是小的。“小而有效”当然也不能被认为是舒尔茨所描绘的传统农业的那种“有效而贫穷”的状态，而是要探求效率的不断改进，报酬的不断递增，最终要实现农户的小康目标。
与美国相比，日本的农业及农户经济也是小农经济。从美国和日本农业生产率的对比来看，在1880年至1960年期间，美国农业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是1.5%，日本是1.6%；农业总投入年均增长率，美国是0.8%，日本是0.6%；各生产要素总生产率的年均递增率，美国是0.7%，日本是1.0%。1960年至1990年期间，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美国和英国要高，与法国和德国相当，韩国也与英美相当。从同期农业和制造业的比较来看，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也与制造业相当。由此看来，实现“小而有效”的目标也是有先例可循的。
依据是分工与报酬递增思想、美国及日本农业分工的成功发展，我们提出“中国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基本出路在于分工发展”这一论题。追溯报酬递增思想史，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到马歇尔、熊彼特、阿林.杨格，再到舒尔茨、阿罗、罗默、卢卡斯，分工是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因此，实现中国小农经济效率改进，分工是一个可取的分析视角。而美国和日本农业分工的成功发展说明无论人地矛盾尖锐与否，都可以走深化分工的发展道路。
当我们探讨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分工出路时，超边际经济学自然成为首先的理论工具。这是一个以分工为核心范畴，以分工演化为主线，以报酬递增和超边际分析为主要特征， 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在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等一系列两难冲突的折衷中形成的一个经济学体系。分工是个人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我们试图以分工为核心范畴，以分工演化为主线，在城乡统筹中，在分工的专业化、多样化、迂回化和组织化的统一中求解中国小农经济的效率改进，探讨中国小农经济“小而有效”的发展道路。
三、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重要前提：非农分工发展
小农经济效率改进依靠农业与农民的分工水平提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制约我国农业与农民分工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本质上是就业问题，而就业是要找到和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分工位置。所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需要依靠非农产业的分工发展。由于分工发展在就业上存在两难冲突，因此，需要解决好产业发展、产业组织及个人产业选择问题。
在产业发展上需要处理好产业升级与产业扩容问题。产业升级可以看作是现有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进而知识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从分工来看，这是生产迂回化和替代性新专业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能否顺利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相应素质结构的劳动者来支撑。在产业升级问题上，政府不应该违背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禀赋优势去制定促使产业全面升级的产业发展政策，不应该成为产业升级的主导者，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根据企业主导的产业升级需要，把改善劳动者素质结构做为自己的责任，为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出现的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智力与技能支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提高企业及产业竞争力与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有机统一起来，才又利于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产业扩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有专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二是新专业即专业多样化发展。就现有专业生产规模扩大而言，最终取决于市场规模扩大，而市场规模扩大最终又受制于分工水平。提高分工水平，需要提高交易效率。所以，产业扩容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交易效率问题。不仅如此，随着交易效率提高，市场范围扩大，将深化地区间和国家间分工。对一个地区或国家而言，现有专业规模真正能够扩大的是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而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反而会萎缩。所以，“现有专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只可能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规模得到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规模扩大起到扩充就业容量的作用，而具有比较劣势的专业规模缩小，起到压缩就业容量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不能不加分析就认为产业扩容有利于吸收剩余劳动力，是不是有利于吸收剩余劳动力取决于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对比。当然，解决这个矛盾还可以依靠产业扩容的第二个方面，即新专业的发展。通过新专业的发展来吸收萎缩专业释放的劳动力。而新专业发展在产权、市场等基本制度有保障的前提下取决于人的创新能力，而这还是一个劳动者的素质问题。所以，要使产业扩容真正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要提高交易效率，扩大市场范围（包括国际市场）与市场容量，充分扩展比较优势专业的就业容量；另一方面降低创新成本、改善创新条件、提高创新能力促进新专业的发展。
非农产业发展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时又通过占用农村土地加速剩余劳动力产生，这是一个两难冲突，所以需要研究产业发展时的组织问题。非农产业发展的组织实际上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问题，它既可以走土地粗放式的道路，也可以走土地集约式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与非农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实际上走了一条是土地粗放式的发展道路。非农产业组织之所以走上土地粗放式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国有产权（尽管农村土地在法律上是集体所有，实际上还是国家所有）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权。当这种权利服从官员对政绩的追求，甚至被用来寻租的时候，土地市场价值就被人为低估，导致非农产业发展过多占用土地。如何既满足非农产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又最大限度地节约土地，从而最大限度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我们认为要解决土地缺乏真正产权主体的问题。只有当土地有了真正的“守护神”，非农产业发展才能走上土地集约式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我们主张以土地承包的既成事实为基础，实行土地永佃制，使农民成为保护土地的产权主体。
在个人产业选择上，超边际经济学揭示了一些重要结论：非土地密集型工业品出现足够高水平的分工是城市出现的充分条件；分工演进过程中会产生城市居民的专业化与生产力水平、人均商业化收入水平及商业化程度都比农村居民高的自然的过渡性二元经济结构；只要交易效率能得到不断改进，保障人民有自由择业和自由迁移的权利，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会为完全分工所取代，城乡差别终将消失。相反，如果存在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它首先会改变城乡劳动力的比例关系，进而影响城乡产品的供求关系和相对价格，最终导致城乡人均真实收入的差异。
四、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途径之一：农业专业化
当个人从事的专业种数减少时，他的专业化水平在提高。如果一个生产一种特定产品的人的边际（或平均）劳动生产率随着其生产该产品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而提高，则有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来自熟能生巧和个人在特定专业中的经验积累，它不同于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可以通过将工人集中在一起而得到，即使他们每个人都不是专业化的，这样就导致忽视企业内部组织的意义。
改革以来，农业专业化发展主要表现为促进家庭内专业化的农户兼业化、促进农户间职能专业化的农业产业化及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
农户兼业化首先是家庭内专业化的发展，家庭部分成员外出兼业在家庭承包土地一定的前提下扩大了家庭成员中继续从事农业者的土地经营规模，提高了农业经营者的专业化程度。其次，从家庭层面来看，农户从事的专业既有农业，也有非农业，专业多样化程度得到扩充。所以，农户兼业化是家庭成员个体的专业化与家庭整体的专业多样化的统一。我们认为这是在我国人地矛盾比较尖锐、效率与公平必然兼顾的约束下形成的农户家庭内分工的均衡形态。
农户经济活动分可为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两大类。农业生产仅指动植物种养业的日常生产与管理；把农产品销售、加工、服务等产前、产后活动都视为农业经营。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都由单个农户自己来承担，这是历史的起点。1978年施行家庭承包制可近视为向这一历史起点的回归。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发展，农户生产职能与经营职能开始分化，出现了职能的专业化与分工，这正是农业产业化的起点。职能专业化所产生的专业化经济是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济动力。[1]而农户职能之所以能够分工，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交易效率的提高。
改革以来我国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林牧渔区域专业化发展趋势增强。安晓宁和姜洁利用产量比较优势指数和区域专业化程度指数分别对小麦、玉米和水稻在1979-1995年16年间的区域比较优势进行了实证分析。[2]陈宗胜利用1982-1992的数据依据专门化率和集中系数研究了12省林牧渔区域专业化的发展，从1982年到1992年，林牧渔三大农业部门，除牧业部门的专门化率为0.99，其他部门的专门化率都大于1， 12省区区际贸易的输入和输出依存度平均接近或超过40%。[3]
专业化的经济动力是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到今天，历经了由单因素比较优势向多因素比较优势转变、由注重外生比较优势向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转变、由国内、国际贸易理论分离向国内、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转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超边际经济学的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杨小凯等认为“一般均衡是技术、禀赋、嗜好、交易效率等多个参数经由价格、数量之间无数反馈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适的规律”，“有关的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一些特定规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4]这就是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不可能定理。“不可能定理”的实践意义在于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主体应该在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专业化基础上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因此，在经济发展上，不仅要利用外生比较优势，更要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产品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农产品竞争必然更加激烈，今后在外生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内生比较优势将日益发挥主导作用。
五、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途径之二：农业多样化
多样化经济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消费多样化经济，由于消费品种类的增加而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二是从企业范围来看由于多产品生产带来的总成本节约，即所谓范围经济；三是从宏观来看，由于产品种类增加，使更多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而获得的效率改进。杨小凯和史鹤凌在CES函数中同时引入专业化经济、交易费用、消费多样化经济与多样化消费管理费用，通过这些因素之间的两难冲突内生产品种类数，认为随着交易效率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人们将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专业化水平和不同专业产品种类数会同时改善。以新兴古典模型为基础，结合交易效率、学习费用来讨论创新导致农业多样化对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意义。通过对3个人生产2种产品（3×2）和3个人生产3种产品（3×3 ）的分工结构进行超边际比较分析，得到两个结论和一个推论：（1）在一定的交易效率水平下，如果分工者的专业化水平因多样化而降低，面临多样化经济与增加固定学习费用的两难冲突，当固定学习费用过高，抵消多样化经济的好处时，农业多样化发展则不能改善分工者的真实收入或实际效用水平，反之，减少生产者承担的固定学习费用，农业多样化发展则能改善分工者的真实收入或实际效用水平；如果在一定的交易效率水平下（ ），多样化经济胜过交易费用增加导致的效用损失，则农业多样化发展就能够把自给自足者纳入分工体系，并改善其真实收入或实际效用水平。（2）在农业多样化发展中，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到使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至少不比过去低，则农业多样化发展有利于把自给自足者纳入分工体系，有利于提高参与分工农民的效用水平或真实收入水平，有利于缩小农民之间乃至全社会的收入差距。（3）给定农产品种类数，且交易效率足够高，通过非农专业的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民人数有利于把未参与分工的农民纳入分工体系，提高他们的专业化水平、效用水平或真实收入水平，缩小农民之间乃至全社会的收入差距。
农业多样化对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作用是显著的。例如，据钟甫宁、朱晶的估计，从1978年到1998年，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了222.4%，平均每年增长6.7%，其中约有33%是农林牧渔结构调整所作的贡献；如果以1978-1980年为基期，1996-199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种植业指数为248.8%，种植业结构调整对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1.2%。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多样化得到较大发展，但中国在产品多样化、技术多样化和服务多样化上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
促进农业多样化发展的基本对策：1、提高农民的创新能力。为了通过创新来实现农业专业多样化的发展，需要解决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不足：（1）增加并调整政府投资，完善评价机制。一要增加各级政府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投资；二要充分考虑各个地区的不平衡性，中央财政的投资重点应该向相对落后地区倾斜；三要把当地人力资本指标的改善程度作为一个评价地方官员政绩和进行提拔的激励相容标准。（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充分发挥私人部门在农民教育与职业培训上的积极作用。2、分担农民的学习费用。由于在一定的交易效率水平下，如果固定学习费用过高，抵消多样化经济的好处，农业多样化发展将不能改善分工者的真实收入或实际效用水平；反之，减少生产者承担的固定学习费用，则能起到提高分工者的真实收入或实际效用水平的作用。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农民没有多少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农民子女在接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时承担了与他们的收入极不相称的教育培养费用。解决前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短期培训，并对参加者实行一定的财政直接补贴。对于后一问题，基础教育应该向全免费的方向发展，高等教育除继续实行助学贷款外，应该在现有基础上降低农村大学生（包括城市贫困家庭学生）的收费标准，与现行收费标准的差额部分，由政府财政补贴。3、改善农业的交易效率。要使农业多样化发展真正起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作用，也必须提高农业交易效率，进而提高农民分工水平。这就需要：（1）完善农村的交通、通讯、电子商务等基础设施；（2）鼓励、引导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各类农村中介经济组织的发展；（3）形成良好的社会信誉与市场秩序。
六、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途径之三：农业迂回化
杨小凯继承了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的资本理论思想，认为资本是用来提高迂回生产活动中的分工水平的工具。他通过对用拖拉机生产粮食中存在的迂回生产效果与高固定学习费用、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折衷说明了这一思想。基本结论之一是给定迂回生产效果和专业化经济效果，在交易效率提高能够促进分工水平的发展时，投资才能够增加生产率，这时把消费品借给迂回生产行业的专家是合理的。这里需补充一点，根据农业的情况，我们认为在累积循环的发展过程中，当把资本品借贷给消费品生产者也能够深化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时，把资本品借给消费品生产专家也是合理的。这几年通过国家财政之手对农民购买农机进行直接补贴，就深化了农民和农机生产者之间的分工，提高了双方的劳动生产率。
迂回化经济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投入下游产品的上游产品的数量增加而增加，如粮食产量可能随施肥量的增加而提高；二是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投入下游产品的上游产品的种类数增加而增加，如生产粮食，投入有机肥和农药比只投入有机肥时产量高；三是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迂回生产链的链条个数增加而增加。由于第三类迂回经济效果可以理解为专业多样化的发展，所以这里主要是指前两类迂回经济效果。
农业迂回生产对小农经济效率的改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1978年到1984年是我国农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个高速增长期，农业年均增长率达到7.7%，对高速增长的原因，林毅夫进行了计量分析，在产出增长中大约有45.79%来源于投入的增加，其中有机肥使用的增加是最重要的，就此一项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达到32.2%。[5]吴方卫、孟令杰、熊诗平分阶段对我国农业增长源泉进行了实证分析，中间消耗、总动力和有机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在1952-1957年间分别是-0.7%、12.5%、48.6%；在1958-1965年间分别是79.65%、22.7%、155.6%，正是中间投入品的贡献抵消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在1966-1978年间，分别是63.9%、5.5%、15.9%，中间投入也是支撑这一时期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在1978-1984年间，分别是85.4%、1.4%、0.0%，这一时期农业产出的增长主要源于改革、技术进步和中间消耗的贡献；在1985-1988年间，分别是184.3%、2.8%、9.1%；在1989-1997年间，分别是66.5%、0.5%、3.6%；在1952-1997年间，分别是67.1%、4.4%、19.7%。[6]从不同历史时期来看，中间产品投入的增加始终是我国农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农村资本供给不足。据对东、中、西部农户的调查，农户理想的借款额分别是34045元、10535元、9270元，在经济可承受能力下，如果农户自由选择，农户愿意贷款的数额最高为100万元，最低为300元，平均为25908元；而农户的实际得到的贷款额最高为8万元，平均只有4293元，农户贷款的期望值与实际值相去甚远；对12000多家农户的调查，51.7%的农户认为小额农户贷款难，83.5%的农户认为小额以上贷款难，从农户的贷款来源看，农户贷款中大约70%来自民间借贷，只有25%来自正规金融机构；在正规金融结构给农户的贷款中，农村信用社占有较大的比重，但仍不足农户借款总额的20%。[7]由于正规金融信贷服务供给不足，民间借贷获得了生存空间，根据温铁军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信贷服务供给不足成为农户资本积累的重要制约因素。
由于传统农业的弱质性、农户借款的小规模特点、交通通讯不发达、信息不对称形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比较严格的利率管制制度、农村信用社向 “官办”性质的异化，增加农户信贷交易的外生与内生交易费用，是导致我国农村信贷服务供给不足的个主要原因。为了加速农户的资本积累：（1）国家财政继续加大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力度，提高农业的抗灾能力，改善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弱质性；（2）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提升加工能力，增强市场适应能力，改变因产业深化不够形成的弱质性；（3）改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经济运行成本比较低的制度环境，改变因体制形成的弱质性；（4）正确引导农村非正式金融交易的发展，改变金融交易市场的垄断格局，形成竞争性金融市场；(5)完善针对信用风险的制度设计，在农户信贷中推广关联交易、联合贷款等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来化解信用风险所造成的信贷困难。
七、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途径之四：农业组织化
间接定价理论模型把专业化经济、交易风险和交易费用综合一起，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理论模型，企业作为间接定价工具只是整个理论模型的一部分。该模型在本质上是探讨出现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分工时产权实现的组织结构与形式问题，同时在整体上又反映了人类经济组织结构从自给自足向商业化与企业化演进的历史主线，并揭示了这一演进过程的内在逻辑。
从分工角度理解农业组织化，它是组织团队化与组织市场化的辨证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背景下，中国农业组织化沿着集体经济→家庭经营→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团队化的线路演进，间接定价理论模型可以对这一演进路线给出统一的理论解释。这是改革开放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演化的结果，是农民对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与风险、劳动的交易效率与风险进行综合比较后，选择剩余权利赖以实现的最优组织结构的结果。
在林毅夫和周其仁的分析基础上，我们认为剩余权利主体的缺失使不当的利益组织实现形式所蕴含的机会主义行为得以膨胀，导致了无法承受的内生交易费用，最终使人民公社彻底解体。
通过对土地私有、农民自治、管理者承包和家庭承包等组织形式的比较，我们认为家庭承包是农民在剩余权利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对内生交易费用最小化组织结构的必然选择，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向自给自足结构回归。
随着土地、劳动力和金融等要素市场的逐步发展，交易效率提高，农户生产经营职能重新走向分工是必然趋势。农业投入和农业生产环节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龙头企业与合同型农业组织的发展都是农业组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在本质上是农民综合比较最终产品及其劳动、中间产品及其劳动的交易效率与风险后选择最有效的产权实现形式的必然结果。
我们认为家庭农场一种最少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的团队组织，在农民团队化的发展上，今后应把着力点放在家庭农场的发展上。为此，应该以土地承包的既成事实为基础，实行土地永佃制，除土地名义上还是国有之外，把土地的完整产权都赋予给农民。
在间接定价理论模型中包含无合同保证的市场结构、有合同保证的市场结构、最终产品生产者当老板的企业结构和中间产品生产者当老板的企业结构，在这四种分工组织结构，每种组织结构都有各自存在的条件，没有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最优的均衡结构。所以，在当前制度创新中，不必用一种方式去否定另一种方式，应尊重人们的自愿选择，应该允许产业组织形式多样化、多元化，允许各种方式相互竞争、相互比照、相互借鉴，以形成比较完善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
综上所述，理论和经验证明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根本出论在于分工发展，我们以超边际经济学为主要理论工具，以分工为核心范畴，以分工演化为主线，在城乡统筹、农业与非农业协调发展中，在农业与农民的专业化、多样化、迂回化和组织化的统一中求解中国小农经济的效率改进，探讨了中国小农经济“小而有效”的发展道路。
[1] 超边际经济学并不否定规模经济，专业化本身就包含对生产规模的要求，但这种规模是以专业化为基础的，不是生产要素的简单增加。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规模经济已经包含在专业化经济之中。
[2] 安晓宁和姜洁《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分析》，《调研世界》1998年第6、7、8期。
[3] 陈宗胜：《改革、发展与收入分配》，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章。12省是指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新疆。
[4] 杨小凯、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卷第1期。
[5]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4年版，第3章。
[6] 吴方卫、孟令杰、熊诗平：《中国农业的增长与效率》，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章。
[7] 宋宏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