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放开垄断行业管制、公司治理结构的多元化等，都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需要，其中多元化尤其成为制度变迁的源动力，狗年里的制度变迁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实际上取决于多元化的程度。而对多元化程度的理解，也可以着重放在外资、民营资本这两个重要的参与者上。 制度“下嫁”：民营资本进入制度基础 民营概念进入制度基础，在十六大之前就有表现。真正实施操作起来，当属“非公经济36条”。在此之后，铁路、航空、能源等垄断领域纷纷放开，民营资本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出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景象。民营概念进入制度基础，并且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使得市场结构得以调整，为构建市场经济空间提供了制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到现在，与国营企业的合资合作，会形成“1+1〉2”的市场膨胀效果。这种国民结合的推动，实际上是制度变迁取材于民间的“制度下嫁”，要求制度基础的支持，并且会催生制度变迁，特别是微观层面的制度变迁。但是，市场经济是双刃剑，民营经济也是双刃剑，需要在制度基础中明确约束制度。
制度“和亲”：引进战略投资者 以“国有银行是否贱卖”为焦点的争论渐渐平息，战略投资者与国有银行出现不断携手拓展业务领域、争创双赢的局面。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来说，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正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独特性在于：不仅中国金融体系认可了战略投资者，并且籍由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法人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战略；而且国外投资者、国际金融市场也同样认可中国正在改革的金融体系和正在实施的金融制度变迁。这种双方具有共同认同点的结合，成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史上的“和亲”之举。而且，这种制度“和亲”将会对世界经济的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为将来世界经济的新秩序提供条件。 多元化必须符合制度变迁的需要 没有多元化战略，没有公司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战略，制度变迁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多元化，引入市场主体，开辟市场中的经济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既是目标，也是一种宏观的战略手段，维持并调整可以控制的多元化程度，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当然，多元化必须是可以控制的，而且是符合目的与需要的，失去控制的多元化战略是失败的多元化，晚清与西方各国勉强维持的多元化局面就是深刻的历史教训，即使是在今天，也仍然存在视中国崛起为威胁因素，并且这种因素所起的作用还很大。 多元化，包括对内的多元化与对外的多元化战略，不仅体现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也体现在多元化能源战略、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等方面，2005年是多元化进程显著加快的一年，并且为今后的多元化进程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方向。归根究底，多元化体现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实力，成为制度变迁的出发点，这既是中国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化进程的扩张表现，也是中国积极吸纳国际先进因素的需要。 （此文发表于机电商报，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