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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痛的承担者是过去不守法的人 梁晓晖：在新《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前，广东、福建、江苏很多企业已经关闭，这个关闭是多方面综合的结果。 比如人民币升值问题，最近很多加工型企业包括非常知名的企业，比如我们纺织行业，人民币上1个点，我们全行业利润损失大约70个亿。过去一年大约上升了11个点，我们的全行业损失将近1千亿的利润，这数字很恐怖。这1千亿的利润意味着有很多企业做不下去了。对于纺织行业，包括其他很多行业，文具、轻工、电子都一样，其实利润率非常低，利润率低和人民币对冲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很多企业关闭。 另外一个原因，通货膨胀，影响到原材料，影响到企业本身运营的成本。 最后是《劳动合同法》，如果企业遵循法律，必须要有一些变化，要有很多投入，这个投入根据预期，一般的企业要20%－30%人力成本的增长，多的甚至到50%或以上。这个时候我认为很多南方的制造企业必须准备好两笔钱，一笔是大钱，一笔是小钱。小钱是准备打官司的钱，赔员工的钱。99%的企业将来都有官司要打，将来都要赔钱。大钱要收购或者买一些退出行业的中小企业，买一些被淘汰的资源或者资本，提高劳动力成本，买一些优秀的工人，《劳动合同法》规定会带来很大的变化。 最后就是资源整合，我们看到很多小企业倒闭、转移，我认为这个事情从大方面是好事情。有很多人问，倒闭的工人怎么办？我认为现在根本不用担心工人能不能找到工作，而是工人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因为现在不是劳动力市场过剩的情况。不用担心工人失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规范供应链，《劳动合同法》对创造一种更加公正的全球供应链模式也是有贡献的。这是更加宏观的角度。从管理角度，这个法规的本身也是主张企业规范化、正规化，更加文件化、制度化，对于企业下一步如何去建制，如何利用制度，也是一个大挑战，也是要求我们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更要制度化经营，把以前的单纯的、一元的管理制度变成相对的民主、员工参与的管理制度，这对中国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有非常长远的效果。 《劳动合同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企业制度要合法，明确规定有一个民主流程要走，如果没有走，这个制度将来劳动仲裁、打起官司是一个违法的证据，不是用于解决争议的依据。 大家知道在农村搞基层民主，基层民主非常重要，但是城市恰恰是基层民主空缺的地方。《劳动合同法》非常巧妙的规定，使得城里人只要进入了企业，只要从事就业的人，必须开始习惯民主决策，懂得参与民主决策，这也是民主教育的过程，和农村的民主选举有呼应的感觉。很多企业忙着建制度，之所以建立制度，是因为知道制度将来要用，而且是有大用。很多企业也在忙着选职工代表大会，以前老板签字就有效，现在不行了。这对于中国民主的长远发展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比较两个法律，法律责任条款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引起恐慌的原因。责任开始在真正的责任主体之间落实，新的《劳动合同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劳动行政部门执法的角色被淡化了，所有的责任，在劳资双方解决。在法律承当责任方式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是划时代的。为什么不把以前的《劳动法》当回事？因为出了问题要找劳动行政部门，或者说劳动行政部门要管，一方有能力，比如资方把劳动部门摆平就一切好办了。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可以把劳动部门摆平，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知道我还可以拿到多少钱，所以劳动者不会停止呼吁的声音，不会停止追究自己的权利的主张。对于用人单位必须慎重对待每一个争议，不是和劳动行政部门谈了，必须和劳动者谈。 这个法律制订从机制上和宏观效果上是非常好的，但是阵痛肯定是要有的。这个阵痛也是有趣的，这种阵痛的承担者就是过去不守法的，也是这部法律巧妙的地方。 对于从来不懂得规范的企业，最后关门倒闭是最好的办法，这是很大的进步。如果说阵痛，所有叫痛的人说明以前没有好好干事，存在心虚的地方。真正懂得这个法律的趋向，就知道怎么去准备，从长期来说，企业将来等待的是更充足的资源，更加有高效凝聚力的劳动者，对于一个真正负责任、有雄心的企业家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