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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批，是即将于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新一届政府释放的最重要的政策信号。在利益固化的格局之下，以进一步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以增长方式的转换支撑“升级版”的中国经济，预期将是未来的政策主调。 去年中共十八大之后，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外界对新一届政府的政策走向有各种分析与猜测。围绕着“李克强经济学”这一概念而展开的激烈争论，即是围观者“雾里看花”的一个生动案例。随之而来，李克强总理对经济增长“底线”做出阐释，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打破“利益藩篱”的表态，实际上已经表明，新一届政府将继续扩大开放之路，但不是激进的变革，而是会延续渐进、稳健的路径。自贸区方案的通过，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相比原有的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的概念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其开放覆盖的领域不可同日而语。从地理范围来看，试验区包括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总面积为28平方公里。但自贸区并非四个保税区的简单叠加。保税区只能对区内货物进行仓储、中转、展示及做简单处理比如包装，但不包括加工制造，出口加工区才能从事加工制造，而自贸区涵盖了这两者的所有功能。更重要的是，自由贸易区的“贸易”不能简单理解为实物进出口，而是更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如跨国企业的资金账户管理，金融人才的交流，外资金融业务的管制放开和随之而来的服务技术的引进等，即要素贸易形式。换言之，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点实际上涵盖贸易、投资、金融，以及相关的行政体制。 自由贸易区的核心仍是金融。在上述四个层面中，最突出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进一步的金融开放。实际上，国务院批准上海自贸区试验方案，远非仅为上海一地的发展提供制度红利。上海的转型困境，也是整个中国的难题。上海能否在关键性领域有切实的突破，可为全国各地镜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目前已经居世界首位，但在投资和金融等领域却依然限制重重。当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就要看金融领域能否率先破题。 上海市长杨雄曾表示，上海“多年困惑的事”是：现在落在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有400多个，绝大多数是行政性质的，资金运作不在其中。同时上海的产业发展也碰到类似的问题。造成这种困惑的根源当然是中国现有的金融体制的局限，资本尚不能自由流动。如今，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通过，上海方面表示，正在申请试点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自贸区的试点内容涉及金融方面的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涉及一些离岸业务。 上述设想能否实现，将是上海自贸区成败的关键。倘若失败，则从保税区到自贸区，只是换汤不换药。坦率而言，难度不小。据报道，在上海自贸区方案征求意见阶段，包括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内的多个部委，对一些具体开放举措的尺度仍有所保留。比如，在上海自贸区是否可以设立境外期货交易所在中国的首个交割仓库的问题，证监会认为目前还不具备条件，曾建议取消这项内容。此外，融资租赁业是否纳入出口退税试点，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建议延后考虑。“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设立外资医疗保险机构”等内容，也都是相关部委与上海方面的分歧点。而最为关键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和利率市场化，目前的方案没有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做更为细化的表述，仅表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在区域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先行先试等。 另外一个问题是地方竞争。若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单兵突进，无疑吸纳境内外的海量资本。据称，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获批后，广州、厦门、天津等地都在极力推进自贸区项目。而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因对接港澳，早前已经各自在金融、贸易领域先试先行，如何协调与上海自贸区改革试验的关系，亦是一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