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拙著《可持续发展经济学》，2006年底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在此，仅将该书的《后记》录上，敬请诸位批评指正。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写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感慨良多。作为一个受当代主流哲学思想、主流经济学思想长期熏陶的学者，面对着“可持续”与“发展”的矛盾现实时，无论是精神感情、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各方面几乎无法避免出现“双重情怀”。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历经者，目睹着中国经济从一种极端落后乃至濒临崩溃的状态，通过短短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已经跃升到如此突出的地位：仅次于美、日、德的第四大经济体，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超越美国成全球吸收外资第一大国，稳居全球第三贸易大国地位，已成为全球第三消费大国，已成为全球钢铁生产第一大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各类制造产品占有世界市场的主要份额）。这是何等骄人的发展速度，作为不久之前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华民族之成员怎能不为如此辉煌的成就而自豪呢！然而，在这份骄傲与自豪的情感之余，又不能不意识到事物的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资源消耗大国、污染排放大国。譬如：中国是全球煤炭消费的第一大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二大国，是世界原油进口第二大国，即将成汽车消费第一大国，如此等等大致反映了中国消耗自然资源和影响生态环境的基本态势。面对如此一系列的数据，又如何能够不为中国在资源生态环境方面的困境及其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而忧虑呢？
对于未来的发展前景，长期保持8%左右增长率是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中国人均GDP将迅速地超越2000美元、3000美元的大关，标志着中国发达程度的各种财富指标、物质产品的占有指标都必将随之迅速增长。从物质财富增长、中国在世界各国的竞位等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宏图，然而，其生态环境影响呢？以目前18万亿元GDP的基数作一简单的推算，年均8%的增长率将对全国的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大致为：每年耗煤100亿吨、消耗石油10亿吨，每年产生未加处理的废水2000亿吨、未加处理的废气50亿立方米、废弃物产生量为15亿吨，每年造成无法治理的水资源损耗15000亿元、无法治理的土地资源损耗1500亿元。这一组数据，又何尝不让人忧心呢！政府规划中无疑提出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资源环境消耗的对策，然而，从2006年的执行情况来看，全国各地GDP增长速度都不折不扣地完成乃至于大幅度大面积超额完成，而关于单位GDP能耗降低的目标却毫无进展，多数地区的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这样一个发展前景难道值得期待？
中国的发展态势大致体现了当代人类发展的现实图景，明知自己处在悬崖边上的险境，却依然大模大样地向前，只要没有踏空就没有任何的后果，可是一旦失足，那就是万劫不复。这似乎是危言耸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淮河的污染、滇池的污染以及大大小小江河湖泊的污染，不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吗。江河湖泊周边的那些污染企业段时间或许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当社会意识到生态环境的危机时，已经无从根治，投入数百上千亿的治理资金，结果依然无济于事、于事无补。
当我们尽情地享受着高速经济增长、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给我们便捷、舒适、丰富的生活之时，也不免想到同时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青山绿水、失去了蓝蓝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失去了滋养人类的土地和水源．．．．．．，而代之以无水不污的江河湖泊、覆盖率日益减低的森林、日益强化的沙漠化、愈来愈多的人造物，失去了安享自然的闲适、而代之以改造自然的忙碌．．．．．．。短短的一段时期，就使得大自然发生了如此剧烈的改变。
作为一个研究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者，面对着这样一个两难的局面，真不知道应当站在怎样的立场上去思考、去阐释自己的观点。或许只好在讨论经济增长的场合去支持和宣扬经济发展的美好远景，而在讨论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场合去责难抨击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深远影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永远是一对对立的目标，决不可奢望所谓的“经济——环境双赢”，那只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虚幻。
经济的零增长，或许真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惟一途径，但这又是一条完全无法施行的途径（至少在目前情形下和可预见的未来难以施行）。套用一句流行语“增长不是万能的，没有增长是万万不能的”。发展是硬道理，很多问题都只有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基础上去谈。比如，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可以在政策上有所倾斜促进落后地区加快发展，但不可能是通过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也只有通过促进贫困人口增加收入，也不可能是“劫富济贫”。所以有足够的理由要求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决不能再以不顾后代人利益、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地发展，尤其不能不顾一切地追求GDP数字了！真正能做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在经济发展目标下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下顾及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两全其美的对策呢？寄希望于“技术发展”？千万不可忘了“技术是双刃剑”，技术既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改进人类福利的加速器，同时也是强化人类行为对自然生态影响的加速器。曾几何时，那些对于农业生产进步带来巨大作用的农药、化肥，却对于土壤、地下水资源遗留下了后患无穷的影响。即使在今天，我们正在享受着一日千里式的技术发展形成的各种新产品，使得那些原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异化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必需品，使得那些原本可以长久使用的耐用品异化成为了不得不一年半载就更换的消耗品。无疑经济由此而繁荣，那么生产产品所消耗的资源、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消费过程及消费完了之后的废弃物同样也因此而“繁荣”！
叹只叹人类活动的威力无边，叹只叹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不堪！失去的永远失去，不愿得到的却永远如影相随！苏轼《行香子8226;过七里濑》所描绘的美奂画境，“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辛弃疾《清平乐8226;村居》所描述的悠闲村景，“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现实中却成追忆，恐难再寻！
“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学”，就各自的本义而言，或者可说是冰火不容、或者可说是背道而驰。可持续发展所要关注的人类整体利益、后代人利益、地球生态利益，在现代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逻辑条件下，关注“经济人”主体之外的利益，必然是“非理性的”。经济的不断增长、自然资源的无限供给、自然环境无成本的任意使用、经济活动只会给人类增加福利而不会造成负的影响，……，如此种种认识，在经济学的前提或结论中，似乎都是不证自明的，通通不成为其可研究的问题。在现代工业经济及其经济学的发端时期，人类经济活动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影响尚处于微不足道的程度，这些问题不在经济学视野之内，是自然而然的；而发展的现实是，经济规模达到如此庞大的地步，以至于经济活动所消耗的资源和环境已经接近甚至超出了自然生态的承受能力，这就使得经济学必须随着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关系的变迁而改造。然而，在现代经济学思想、方法、理论与实践依然占据绝对主流的今天，要以可持续发展思想来“改造”经济学，任重而道远。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自受教育以来，就接受以牛顿——笛卡尔哲学为基础形成的现代科学体系（包括社会科学体系）下的知识、方法乃至于思维方式；自受经济学教育以来，就接受依然是以牛顿——笛卡尔哲学为基础形成的现代经济学体系下的知识、方法和思维。想要突破既有的思维模式，是极其困难的。每当思考经济与生态的矛盾时，试图跳出既有的思维模式去探索新的路径，然而不自觉地又会回到固有知识和固有思维模式的桎梏之中。
但我坚信，要彻底地解决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的矛盾，在既有逻辑体系下是难以完成的，而必须在不同的逻辑体系下对现有的问题做出重新的认识，而首先必须打破的就是的对“科学”的迷信。在现代科学取得辉煌成就的光环下，“科学”、“科学方法”似乎成为了不容置疑的“神圣”，凡是有悖现代科学思想的东西，都被斥之为“反科学”、“伪科学”，长此以往使得人类思维方式呈单一化。笔者认为，正是牛顿——笛卡尔哲学思想的一统天下，使得现代科学思想引导着人类的思维、人类的活动、人类的未来走向了唯一的路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异化、被恶化到如今的地步，是牛顿——笛卡尔逻辑体系的必然结果。所以说，要回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就要挣脱牛顿——笛卡尔逻辑体系的羁绊，引导人类活动的思维模式的“多样性”（逻辑体系也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需要“多样性”！）。
任何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不应当是唯一的。任何科学都只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上形成的一种逻辑体系，是对某一类事物及其运行机制的一种认识方式。所以，任何科学都不可能排除其他形式的认识方式和逻辑体系（这些认识方式和逻辑体系很可能是来自完全不同的视角或完全不同的哲学理念）。现在居于主流或“范式”地位的科学理论，只能判断同一逻辑下的认识是对或错，而完全没有能力去判断其他逻辑下的认识正确与否。
关于这一点，可以举出“西方医学”和“中国医学”的例子。两者都是以人体的生命机理及其病变为研究对象的，但两者的逻辑体系完全不同，两者间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两者都能够对同样的研究对象作出自身逻辑下的圆满解释，都对问题的解决能够提出有效的方案。西方医学，基本上可以说是基于牛顿——笛卡尔哲学思想而形成的对人体生理的一种认识体系，采用的是机械论和还原论的认识方式是通过解剖人体结构来认识人体生理机理的。根据机械认识论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不断细致的解剖过程来不断地了解人类生命的最基本元素（目前认识到的是DNA）。中国医学，则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阴阳五行的辩证关系而对人体生理系统的一种认识分析体系，是一种相互关联的系统论认识方式（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系统，任何脏器的失调都是由于整体阴阳的失调而造成的、并且会对整个生理循环的正常运行产生影响）。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的不同在于，它无意去了解生命的起源（更无意试图通过了解生命起源来优化生命的过程与质量），它只是承认自然生命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这个系统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关联的，这是保持系统平稳和正常运行的前提。如果某一方面失调，可能并不直接表现为该部分的病症，而可能表现为其他部分甚至整体的失调。中医正是基于对这种失调关系的认识来分析病理和治疗疾病的。中医从不直接针对病源（或许根本不存在“病源”的概念），所以也不会采取消炎之类的手法，而是从如何使之恢复平衡（阴阳调和）入手的。西医学、中医学，是针对同一研究对象而同时存在的两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完全不同的哲学思想上而形成的，各自存在各自的逻辑体系，而各自在实际应用中都能起到有效的作用。西医学、中医学的长期并立，这就足以表明，两者并没有优劣之分，更没有对错之分。从实践的效果来看，任何一方都无法取代另一方，两者都有长期存在下去的需要。这一例子就足以说明“科学不是唯一的”，因为唯一的科学是无法全面认识事物的。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既需要在某一逻辑下不断深化的认识，更需要多样化的认识体系，这样才能对现实事物从多维视角更全面一些地去认识、去把握。
“科学不是唯一的”，还可以从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性去认识。科学研究往往被认为是探索事物的本质，其实“探索本质”的说法并不恰切，科学研究更多的是采用某一“模型”去拟合事物运行的轨迹和机理，只要拟合的程度好就会被看作是科学的、而被广泛地接受。至于是否与事物的本质相切合，并非是判断科学模型好坏的条件，也无从予以检验。既然是“拟合”，那么对于同一事物必然可以有多个的拟合模型，它们无所谓对错之分，只有拟合程度和解释力的好坏之分（比如，我们观察到某一物体运动走过的若干个点，根据这些点来拟合运动轨迹和运动机理就是建立理论的过程，可以用直线、圆、椭圆、抛物线等等来建立模型进行描述，其实任何一种模型以及由此提出的运动机理都不能证明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所能够比较的只是拟合程度的差异、模型难易程度的差异）。例如，物理学上对“光”的认识是采用“光的波粒二相性”的说法，光运动的“波动性”与光运动的“粒子性”都是对光运动机理的“拟合”，“波动性”可以较好地解释光的某些特性、“粒子性”则可以更好地解释光的另外一些特性、对于某些特性则两者都可以很好地解释。光运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并没有定论、但决不可能同时既是“粒子”、又是“波”，物理学却让“波动说”、“粒子说”并存于世。这就说明任何学说都只是对事物运动一定程度的“拟合”、而无法对事物运动的本质进行描述。
现代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都是基于牛顿——笛卡尔哲学思想而形成的。其宗旨就是：通过认识基本因子“经济人”的特征来分析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姑且认为这些认识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显然这也只是一种逻辑体系、只是一个认识视角，即便引入再高深的分析方法、技巧，对经济活动本质的认识也不可能有太大的推进，因为一种哲学认识决定了它所能够认识到的限制。
现代经济学所遭遇到的挑战，来自于牛顿——笛卡尔哲学的实践结果。如果把“人类—自然关系”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之中的话，不得不放弃牛顿——笛卡尔哲学，而采用更加适应人类—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这就是可持续发展观念拓新经济学视野的方向。本书力图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然而由于固有的知识结构，尽管试图探索新的思维路径，可以说是在思维方式上经历了无数次的“天人交战”，但在很多方面仍然不知不觉地陷入固有思维模式的巢臼。这是本书写作难以脱逃的一个结局。同时，书中借鉴了许多原有的方法和概念来阐述新的想法，但功力所限，也难免“画虎不成反类犬”。另外，对于“经济发展模式走向异化”问题、经济活动中庞氏骗局问题、“微量累积”问题等认识的提出，都只是探讨性质的，未必得当。这些都不得不向读者坦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