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席卷全球的并购浪潮汹涌澎湃，企业在不断加大自己的规模以适应新的竞争形势。这股浪潮也涌进了中国。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和上级主管部门早已注意到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相比，在企业规模上的差异，因为这很直观。既然看到了差异，就要缩小这些差异，于是，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口号应运而生，人们恨不得一夜之间将企业壮大。随着人们的推波助澜，并购浪潮在中国风起云涌，形成狂潮。就在国内外大谈做强做大和并购时，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诺和诺德要分立为两个独立的公司——诺和诺德和诺维信，这使大家茫然不知所措。原来，跨国公司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89年，两年多以来竞争得你死我活的丹麦公司——诺沃（Novo）和诺迪斯克（Nordisk）合并成为诺和诺德，刚刚十年就“合久必分”了。我问中国总裁费彼德：“两个公司合并才刚刚10年，为什么又要分开？这样做对公司发展有什么好处？”皮特（我们这样称呼费彼德）说：“诺和诺德历史上有过多次合并和分立，每一次都使公司得到了发展。”皮特回答得太过笼统。事实上是诺和诺德两个业务部门——健康部和酶制剂部都有独立经营的愿望，虽是一个公司，但两个业务部门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健康部门的药品经营是面向
医疗系统的，而酶制剂部的经营对象则是各类工业企业，无论在经营对象、经营方式还是经营思想上都毫无共同之处，这便是产生分立的基本原因。两个部门在生产技术上既有相似的地方——微生物发酵，也有不同的地方——医药品与工业产品的种种不同，虽然这不对经营上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分立之后双方都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发展各自的领域——走更加专业化的道路。10年前，诺沃和诺迪斯克是都具有健康部门和酶制剂部门的两个公司的横向合并，10年后，是一个公司的两个部门的纵向分离，表面上看是合并与分立，实质上却有内容的不同。在全世界的并购浪潮中，人们都在加大自己的规模，而丹麦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使自己的规模缩小，难道丹麦人疯了吗？
诺维信的名字是表决的结果。分立出来的公司英文名字叫Novozymes，中文名应该叫什么？公司决定向员工们征求意见，一时间热闹至极，瞬间提出了近百个名字。无奈之下，管理层决定请一个起名公司，将这些名字交由该公司筛选。我是在80年代后期做全球青霉素调研时知道诺沃这个名字的，我不知道是哪位中国专家为丹麦的Novo公司起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国名，以至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称诺维信或诺和诺德为诺沃。我一直认为好的名字是一个艺术品，它会让人回味无穷。可是在当我们想要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却不幸地让人在中国给抢注了，这是历史的遗憾。起名的咨询公司最终为我们推举出大约五个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名字问题变得紧迫起来，因为更名通知、营业执照的名称变更、印刷品、分立仪式等等都在等着新名称的诞生。在一次对外工作会议（EAN）上，确定公司中文名称是议题之一，但是大家仍然不能统一意见。我说：“民主是必要的，但是极端民主化是不行的，时不我待，名字到了必须决断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继续争论了。”张总发言道：“泰达的名字现在听起来很顺耳，其实当时也像我们今天一样，实在争执不下去了，表决出来一个‘泰达’，大家现在不是也觉得很好吗？”我马上接着说：“我们也这么办吧，否则再争上半年也没有结果。”大家一致同意，举手表决，于是‘诺维信’便脱颖而出。我专门给总裁皮特发了电子邮件，报告了过程和结果，‘诺维信’就这样诞生了，诺维信的名字像整个公司一样，成为了一个响亮的品牌。
诺和诺德在世界医药界的排名大约在20~25名之间，应该说是世界上著名的医药企业之一。其总体排名在欧洲大约在150~200名之间，也算不错了。虽然没有进入世界500强，但却是世界上运行最好的企业之一。酶制剂业务在诺和诺德的收入中只占1/3的份额，分立之后最直接的结果是让人感到孤单，虽然在酶制剂领域我们仍然为世界最大，但在跨国公司中我们却很小。在诺和诺德这棵大树下，给人的感觉是安全的。一种莫可名状的担心笼罩在一些员工的心头，特别是一些年岁大经验较为丰富的员工。新的公司——诺维信被定位在精细化工领域，而不是医药领域。医药给人的感觉是高科技高利润，而精细化工不能与医药相比，这是诺和诺德留在大家身上的印记。分立后，CEO瑞斯格到了北京，在员工大会上有人问瑞斯格：“为什么将诺维信定位于精细化工而不是医药？”瑞斯格说：“如果将我们定位于医药企业，我们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大家知道，医药企业的研发投入是很大的，大约在20％左右，我们达不到这样的投入水平。但是如果我们将自己定位于精细化工企业，精细化工企业的开发费用的水平仅在5％左右，而我们可以达到10％~12％，我们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瑞斯格的分析入情入理，让人信服，这使我产生了联想，诺维信在跨国公司中，确实不大，但比起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一些医药企业，实力却要强得多，面对医药的定位尚且战战兢兢，可我们的一些很差的企业居然大拍胸脯说我是搞医药的。这样巨大的反差是怎样产生的呢？问题出在了对医药企业的认识上。我们一些人认为产品有了批文号，用于医疗就是医药企业，老外却是在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看待医药企业，看得入木三分，我们是不是有些浅薄了？原来我们误读了医药企业，怪不得我们有16万个医药产品，是美国这个世界医药强国的十多倍。1990年，诺维信在美国并购了几个小的生产微生物制剂的公司，建立了一个新的业务领域——微生物制剂。这个新业务领域的建立，花钱不多，前途很好，而且与诺维信的核心技术——微生物技术结合了起来。我与沈阳NZSB的杨总在谈论这件事时，均感到诺维信高层领导的水平不错，富有经验且比较成熟。接下来，公司又买下了透明质酸的生产技术，与此相配合，在中国我又参与了并购活动，从而在中国青岛组建了生产透明质酸的工厂。透明质酸有多种用途，是一个前途非常看好的产品，与诺维信的酶制剂的生产技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诺维信在透明质酸产品上已开始占有一席之地。能源与环境是当今世界两大热点问题，诺维信公司牢牢地抓住了生物能源的开发和其产品与环境友好的特点，不断取得新的发展。诺维信公司成为了全球燃料乙醇的推动者并从中获益。诺维信正在成为全球开发纤维素乙醇的领跑者，美国总统布什曾访问诺维信在北卡罗莱纳的工厂，他鼓励了诺维信的开创性工作，为生物能源的开发摇旗呐喊。诺维信的产品和自身的环保特点使诺维信在中国获得了环境友好企业的殊荣。诺维信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与诺维信在能源与环境上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从而连续多年获得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在生物医药板块的世界第一名，诺维信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明星。诺维信中国的销售已连续几年超过30％，中国已成为诺维信全球的第二大市场，诺维信在中国已从当初的几个人发展到拥有近千名员工。去年底，我在北京华润大厦出席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对捐助者的新年招待宴会，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辉瑞公司（Pfizer）的亚洲区副总裁安高博（EAllanGabor）坐在我的身边，当发现我来自诺维信公司时，他高兴地对我说：“你们的股票好极了，我几乎天天在看你们的股票，我真羡慕你们。”那么，诺和诺德分立以后怎么样了呢？据我所知，他们的全球销售额与当初相比几乎翻了一倍。他们在中国的增长速度高于30％，人胰岛素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达70％以上，他们的股票也达到了五百多丹麦克朗，与诺维信比翼齐飞。由于两个公司互相持股，再加上诺和集团对两个公司的持股，两个公司的安全性都得到了加强。我一直在想，诺维信运行得如此之好，对诺维信虎视眈眈的大公司一定为数不少，但诺维信至今安然无恙，虽不能说全归功于此，但至少也有相当的关系。在世界和中国的并购大潮中，诺维信反其道而行之，并取得了成功。我向大家介绍这个案例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与我们的盲目追求企业规模做一个对比。我想大和小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但是盲目地把做大企业作为一种目的就值得研究了，我看到一些企业不断地在并购，但完全看不出思路来，完全是一种叠加，几乎毫无内在的联系，直至看到它的垮台。领导部门希望用行政和计划的手段造出几个人工的大公司以诏世人，以示政绩。其实这些人造大公司有如臃肿的面包，徒有其表，正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泡沫最终是要破碎的，显赫一时的大公司纷纷垮台，其害无穷。尽管许多学者一再指出浮躁的危害，可是浮躁在经济界和企业界却始终挥之不去。在这场并购大潮中，我看到了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不为大势所动，敢于反其道而行的企业家。我看到了什么叫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扎扎实实，头脑冷静。这种对比还使我看到，在市场经济中什么是经验丰富的成熟的企业家。如果说在市场面前我们是小儿科有点过分，但是对市场怀有的虚心务实之心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我为诺维信有这样成熟的企业家而自豪。
燃料乙醇的一把火我与乙醇的生产企业的接触大约是在1996年前后，那时宏达的张福霖总经理邀请中国酒精工业协会在宏达召开会议，借机密切与客户的关系。我在宏达开董事会，被邀请参加了他们的聚会。他们以酒会友且极其豪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喝白酒全部用大茶杯，小酒杯对他们来说已无刺激作用了。然而，酒精行业每况愈下，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下降，产品滞销，工人下岗，小企业纷纷关闭。宏达主要生产用于酒精工业的糖化酶，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必然要影响到宏达的经营状况。每次董事会都要听取追缴货款的汇报，由于酒精厂没有现金支付，我们收到了很多的顶账物品，比如汽车、酒精、生产酒精的原材料等等。看到这些物品，再看看讨债的艰难，人们对中国酒精行业的未来忧心忡忡。中国的酒精主要用于饮用，山西假酒案使酒精行业又遭到重创。代之而起的是，学习外国人饮用啤酒和葡萄酒逐渐成为时尚，这更使酒精行业雪上加霜。整个酒精行业的开工率大约刚刚超过50％。这种情况宏达的压力也很大，正是一损俱损，唇之齿寒。
我们能为我们的客户做点什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在这里，我应该向大家介绍我的一个同事——陈乐仁（Leron），我们都习惯叫他Leron。大约在1997年，我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Leron，他从诺和诺德的美国机构中来，主要目的是看看来中国工作的可能性。安森州老先生让他与我谈谈，听听我的意见。我鼓励他来中国工作，我说：“你这次来中国可以看到，中国比美国有更多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在美国，华人的真正优势是在中美之间的交流上，对于单纯的中国事物和外国事物，海外华人不具有优势。你也看到了生机勃勃的中国经济，中国的好戏还在后面，选择来中国正当其时。”Leron觉得我说得入情入理，不断地点头称是。大约半年后，Leron正式来北京工作。针对中国酒精行业的状况，Leron在思考解决办法。一天，Leron对我说：“柳总，我在美国的石油化工企业工作过，我知道美国的酒精主要用于添加在车用汽油中，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用于饮用。美国已经用了二十多年，技术上很成熟。如果像美国那样，中国的酒精也加在汽油中做燃料，那么中国酒精行业的冬天很快就会过去。”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使我很兴奋。我的脑海里立即涌出一连串的问题要问Leron，Leron详细地向我介绍了美国酒精的使用情况。二十多年前，美国科学家发现燃料汽油中的添加剂甲基叔丁基醚排放到大气中具有致癌作用，用乙醇代替这种添加剂不仅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使尾气中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含量下降了35％~40％，大大地减轻了汽车尾气对大气的污染，于是各州政府纷纷立法推行乙醇汽油。只要添加量不超过20％，就不需要汽车自身的任何改变，包括发动机在内。但是如果原油价格太低，低于酒精的价格，政府就要给予适当的补贴。Leron问我在中国推广美国方法的可行性，一想到在中国推广这个方法，叫人的脑袋一下就大了，中国复杂的管理系统让人望而却步，这涉及中央政府的多个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外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要去撼动这么多的政府部门谈何容易！在今天看来不仅是中国，即使是西方国家要启动这样一件事情也决非易事。
我对Leron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绝对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试试看。”没过几天，Leron为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供我阅读。那时，北京和上海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我的一个小外甥刚来北京读大学，他对我说：“舅舅，北京的堵车煞是壮观！”抗议汽车尾气污染环境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媒体上相关报道比比皆是。我认为从环境问题入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对Leron说：“我们首先应该验证美国的数据，这是进行这项工作的前提，然后才是组织工作。”Leron赞同我的意见并表示可以用他的预算支付实验费用。我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关系很好，老院长陈复是我在沈阳的老同事，新院长孟伟与我的关系也不错，我知道他们有汽车台架试验装置，是国家赋予资格的汽车尾气检测点。我与周泽兴副院长讨论，决定使用最流行的车型——桑塔纳。我请销售部门负责酒精行业的经理张禾搞来无水酒精送给环境科学研究院做实验。一周以后，我收到了实验报告，报告中数据翔实，结果与美国的资料完全一样。这使我们喜出望外而又不知所措。下一步怎么走，实在是茫然不知。汽油醇该如何进入北京的加油站，应该怎样进行混装，在哪里进行混装，怎样运输，如何定价，怎样宣传，应该找哪些部门审批，如何说服石油系统接受新的燃料等等，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我唯一可做并且不会出错的是，开一个小型的研讨会，让此事的利益相关者认同汽油醇的好处，让大家共同想办法，大家共同呼吁总比单枪匹马要好。既然对环境有好处，那就应该请国家环保总局的官员参加；我们是在帮助中国的酒精行业摆脱困境，酒精行业的主管部门——中国轻工业总会当然应该参加；重要的酒精企业也应该是参加者；酒精生产需要大量的玉米，“卖粮难”已连续几年成为朱镕基总理最为关心的事情，无疑这将会拉动对玉米的消费，推动“卖粮难”的解决，当然应该请农业部参加。我请了国家环保总局的好朋友、科技司的罗毅副司长，请了轻工业总会的专家华章熙教授；我的同学、农业部的副司长王强和一位处长也出席了会议。中国最大的酒精企业、黑龙江肇东金玉集团的吴学军总经理是通过张禾邀请的，国家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周院长是一定要参加的。值得一提的是，我还邀请了我偶然结识的一位朋友谢又予教授，她是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一同前来的还有参事、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叶汝求。会议由我主持，我先请陈乐仁博士介绍了酒精在美国的应用情况，接着我把将美国的酒精应用移植到中国的一些相关设想向大家做了介绍，周副院长介绍了汽车实验的情况，然后是大家讨论。对于这样利国利民的事情大家自然是赞不绝口。会议决定向国务院打一个报告，报告由周院长负责起草，金玉集团和诺和诺德参加修改。在宴会上，吴学军总经理对我说：“我一直以为把酒精应用到汽车燃料中去是五年以后的事情，今天我明白了，应该立即开始着手。”金玉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酒精生产企业，具有30万吨的产能，既具有影响力也具有相当的实力来推动此事的进程，因此，推动金玉集团走到前台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为此，我们决定邀请金玉集团的吴总一行在张禾的陪同下去美国实地考察，以坚定其决心。周院长的报告起草出来后，我请金玉集团的高副总来京共同修改，最后是各单位签字盖章。我向他们表示说：“诺和诺德是不是就不签字了，因为我们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不知是否合适？”他们坚持诺和诺德一定要签字盖章，“因为你们是发起者。”于是三家共同的报告就这样正式提交了。高总告诉我，他会通过他在上级主管部门工作的朋友跟踪此事。其后，金玉集团又派岳国军副总经理来京与我商讨，岳总告诉我：“金玉集团计划把报告作为年底召开的黑龙江省人大的一个提案向大会提交，并同时提交给明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同时，岳总还告诉我，他们已在集团车队试用汽油醇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目前正在向周边地区推广，地方主管部门和省环境部门都非常支持他们的做法。
春节过后直至整个夏天，我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汽油醇的消息，这使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猜疑。然而正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夏秋之间，突然我接到了国家环境科学研究院孟伟院长的电话，他高兴地告诉我：“朱镕基总理已经对我们的报告有了批示，并指示国家经贸委立即着手处理此事。我已收到石油化工研究院的开会通知，我想诺和诺德也应该参加。”这真是使我大喜过望，我说：“孟院长，你能把会议通知和朱总理的批示传真给我吗？”之后，我立即守在传真机旁。我清楚地看到朱镕基总理批示给吴邦国副总理，再由吴副总理批示给盛华仁主任关于汽油醇项目的处理意见。我立即将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惟明和Leron，大家自然是喜出望外，有一种石沉大海又突见天日的感觉。次日，我到位于学院路的石油化工研究院开会，研究如何落实朱总理的批示。到会者除了孟伟院长我认识外，几乎大部分是石油化工系统的领导和技术专家，大家看了我的签名和诺和诺德公司都有些面面相觑，显然大家并不了解我们。我向大家介绍了诺和诺德公司以及酒精与酶制剂的关系，孟伟院长向大家介绍说：“诺和诺德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生物医药领域的跨国公司，是将美国的燃料酒精概念引入中国的主要发起者。”会议研究了由酒精企业到炼油厂的运输问题、炼油厂的混配问题、由炼油厂至加油站的供应问题、质量标准问题、安全问题、价格补贴、试验阶段的费用申请、试验完成期限等。这使我看到了国家的力量，这件事非由国家出面是无法进行的。同时我也看到，国家的介入使这个项目的规划、政策、投资和实施完全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轨道，诺和诺德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诺和诺德的角色。在中国燃料乙醇这场戏中，诺和诺德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点火者，诺和诺德所起的作用就是点了一把火。在我推动燃料乙醇这件事时，国际原油市场的油价是每桶23美元，我一直担心酒精的价格高于油价能否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补贴。近几年油价扶摇直上，使我们这个缺油的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这种新的情况使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能源的概念被提了出来，燃料乙醇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中国的四大燃料乙醇基地已经建立了起来，正是由于国家环境科学研究院的早期介入，才使这些项目的环境评价尽收囊中。2005年，燃料乙醇的产量已达到一百多万吨，燃料乙醇的建设项目还在不断增加，在原有试点省试点的基础上，北京也在积极地考虑使用燃料乙醇。这一切使中国的酒精工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诺维信的酶制剂销售额也在大幅度地上升，2005年我们的销售额增长了近30％，我向销售总监李力询问增长的原因，李力告诉我，燃料乙醇的高速增长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使我大有一种“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感觉。
创造新的需求。几年过去了，我在对外演讲中多次引用燃料乙醇这个案例。我认为，这个案例最能说明诺维信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客户负责的精神。这本来是酒精企业应该干的事，可是信息在我们手里，经验也在我们手里，我们在美国的实践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尽管我们也有困难，而且要消耗我们的资源，但是利国利民利客户也就是利自己，为什么不干？一个月前，上海雅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Avail）邀我在他们主办的一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共关系研讨会上演讲，我仍然以燃料乙醇为案例，去说明我们用娴熟的公共关系技巧推动了燃料乙醇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并使多方受益，而整个过程是非商业化的。结论是，公共关系工作也可以创造效益！对这个案例的咀嚼还使我不断地得到新的认识。我记得几年前，我去参加一个会议，在飞机上我的座位旁坐着一家中国竞争者的领导，当他知道我是诺维信的老总时，他很生气地抱怨说：“你们抢占了我们的市场。”但我知道他们的产品质量非常差，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垮台只是早晚的事。表面看，是跨国公司挤占了市场，实质看，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不被跨国公司挤占，也会被中国其他企业挤占。在2006年的中国成长企业100强与跨国公司的电视对话会上，我对观众说：“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跨国公司在中国挤占了中国企业的市场，但是跨国公司在中国也创造了新的需求，培育了新的更大的市场与中国企业甚至是国际竞争者共享，比如燃料乙醇。”我又提到了燃料乙醇这个案例。在中国发酵工业协会的理事会上，酶制剂分会的秘书长程池教授告诉我：“2007年各企业的日子过得都不错，主要是得益于酒精工业的发展。”诺和诺德在进入中国的同时，也将纺织用酶、洗涤剂用酶、皮革工业用酶、饲料工业用酶、啤酒工业用酶、果汁工业用酶、食品工业用酶等新的应用技术带入中国，在中国创造了新的巨大的市场空间。我没有统计过挤占与创造之比，我估计创造大大高于挤占，今天的中国工业酶制剂的市场规模，已是诺和诺德进入中国之时的5倍。在酶制剂的应用研究上，我们的国际竞争者们不愿做更多的投入，他们愿意跟着诺维信跑，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更合算。诺维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酶制剂供应商责无旁贷地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领头羊，领头与跟跑的和谐，导致了各得其所，跟跑，体现的完全是企业自身的利益，而领头，除了自身利益之外，则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利益，这与诺维信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相一致，这便是诺维信高人一筹的地方。
生物新能源——纤维酒精。就在我和同事们忙于燃料乙醇在中国的推广时，诺维信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研究中心正在悄然地忙于一个新的项目，那就是生物新能源——纤维酒精的研究。诚然，美国燃料乙醇的使用已有二十多年，美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玉米资源，但是如果从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角度看，美国的玉米也是不足的。美国政府启动了纤维酒精的研究项目，即用农作物的秸秆——生物废料来生产酒精，以节省宝贵的玉米。该项目的关键环节是用纤维素酶去水解纤维素——作物秸秆，只有把纤维素酶的成本降下来，该工艺才具有可行性。既然使用的是工业酶技术，任何人都不得不想到世界最大的工业酶制造商——诺维信公司。我们的美国研究中心就是这样被美国能源部扯了进去。几年间，美国能源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经济支持，也为我们设定了研究目标，那就是要让酶成本降低到原来的10％，而实际上我们降低到了原来的1/20，这就使该项目离工业化仅有一步之遥，令人感到鼓舞。石油价格的暴涨使该项目被迅速推到了前台，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感到在不远的将来，石油已不那么可靠，人类需要替代石油的办法，以保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可再生能源的前景，具体地说，人们看到了纤维乙醇。由此带动的世界范围的乙醇汽油的热销，使我们不得不加速生产能力的建设，而席卷全球的纤维乙醇的研究热，再次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到了诺维信，诺维信的股票指数已是青云直上。我们认为，中国将是纤维乙醇产业化最有希望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最为迫切；纤维乙醇的产业化将使中国农民的收入增加并减少生物废料对环境的污染；中国的生物燃料必须走非粮的道路，纤维乙醇将使中国摆脱燃料乙醇对粮食的依赖；秸秆的收集对于人力资源短缺的国家是个难题，而对于中国来说却并不困难。基于这样一些原因，我们已与我们的中国伙伴开始了合作，北京研发中心的新的纤维水解实验室已经开始运行。
布什总统访问诺维信。2007年2月22日，美国总统布什参观了诺维信公司北美公司的消息成为《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等美国几乎所有媒体的头条新闻。当天，布什不仅参观了诺维信位于北卡莱罗纳的生物乙醇研发实验室和生产基地，还主持了圆桌论坛，推广新能源政策。BBC、CNN对布什此行进行了全程报道。作为美国燃料乙醇生产用酶制剂的最大供应商，诺维信成为了备受各界关注的焦点。
当天诺维信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瑞斯格接受BBC记者采访时，向全球6300万观众表达了诺维信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他强调诺维信将继续致力于提高生物质乙醇的效率和经济可行性，推动生物燃料工业的发展。
“我正在与站在科技转变前沿的领导人交谈。我之所以要求会见他们，是因为我想确保我设立的‘20in10’目标是切实可行的。我知道这是一个必要的目标，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必要，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以及环境友好的必要。”布什在参观时这样说。
‘20in10’是布什在2007年国情咨文中公布的能源目标，即在未来10年内美国将通过开发替代能源和提高燃料体系能效，将汽油消耗量降低20%；从而减少美国对石油特别是进口石油的依赖，从而增强美国的能源安全，并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其中，加大投入开发生物燃料特别是燃料乙醇被放在重要位置。
我想值得深思的是，布什并没有因为诺维信是丹麦公司而对其另眼看待，反之是重视有加。布什很好地利用了诺维信的技术特长为美国开发生物乙醇。至于生物可替代能源——燃料乙醇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又一轮高潮，那是自然的。诺维信与大家都受益，世界向着可持续发展又迈进了一步。
钓鱼台会议。2007年的夏秋之交，在陈红总监的安排下，全球CEO瑞斯格、中国总裁刘鸿聪及我和陈红四人拜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瑞斯格向陈主席介绍了诺维信在生物可再生能源方面的研究进展，特别是纤维乙醇研究的进展情况，由于陈主席曾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对于能源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建议最好能就此项问题做一个发展规划方面的论证。根据陈主席的建议，在陈红总监的策划下，我们聘请了世界知名的咨询公司——科尔尼（Atkearney）（上海）企业咨询有限公司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做了《中国燃料乙醇产业现状与展望——产业研究白皮书》。2007年6月9日，在钓鱼台国宾馆，在中国工程院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主管官员、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清华大学等大学的教授、相关的国家研究机构的专家、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战略问题专家，有燃料乙醇的生产企业中石化、中石油，也有来自美国能源部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专家和英国石油、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负责人，诺维信公司的全球CEO、全球工业乙醇市场总监及克尔尼公司的负责人也出席会议并发了言。这次燃料乙醇产业化的峰会，使与会者达成了走非粮之路、加快纤维乙醇的研发和产业化步伐的共识。这次会议再次显示了诺维信公司在纤维乙醇研究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她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以及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
我回到办公室后，在阅读我订阅的一家咨询公司编辑的经济信息时，一条信息令我啼笑皆非，信息中说：“分析认为，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大力发展乙醇燃料其实是有阴谋的，一方面大力发展乙醇，在替代能源领域‘抢位’，可以获得对产油国更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通过催高国际粮价，使作为粮食出口国的美国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利益。”我可以肯定地说，作者不是燃料乙醇方面的专家，更不了解纤维乙醇的发展方向，他是在引导读者误读世界。经济与技术是不能离开利益的，但如果涉及利益便是阴谋，世界上便没有比政治化更容易的事了。我想起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教授2006年说的一句话：“不要把自己不行的事，说成是别人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