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头悬梁、锥刺股的求学精神,以及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历史上为何没有诞生一批彪炳千秋,堪称世界级的社会与自然科学巨匠呢?原来,中国农耕社会尊师重教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科学,而是为了维持固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秩序。老师无非是一些皓首穷经的腐儒,教材也不外乎四书五经之类的道德文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推广合于固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秩序的道德,才是尊师重教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农耕社会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在世界各国史上是无与伦比,因而对后世的影响亦罕有其匹,以至于今天仍有人称中国社会为耻感社会,以示与西方的罪感社会相区别。生活于耻感社会的人们言行举止的取舍标准是周围人的反应,是社会道德舆论的褒贬。如寡妇再嫁,虽然是天理人性的需要,但恐遭左邻右舍的白眼,便只有作罢;相反,为狐朋两助插刀,虽然国法难容,但深受狗友赞赏,所以死不回头。
中国农耕社会对道德教化极端重视了几千年,其成效到底几何呢?且不说秦二世、隋炀帝这等暴君和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漆黑官府,单看被后人心驰神往的所谓淳朴民风。孔子周游列国,阅历深广,他老人家的两句话可作为我们穿越时光隧道的指南。“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吾未见能见其过而自内讼者也”。或许孔子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王室式微,天下纷争,兵祸连结,道德沦丧的年代,算不得数。再看曹雪芹笔下的和平年代的道德风景又是咋样?“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金钱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爱,君死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女谁见了”。
不难看出,道德教化虽被中国农耕社会的统治者日日、月月、年年讲在嘴上,挂在心上,但真正的效果却微乎其微,乃至适得其反,无论是孔子眼中的社会众生,还是曹雪芹视线内的男女老少,其所作所为与礼治道德所强调的妇女要从一而终,子女要孝顺长辈,君子要视金钱如粪土,淡泊名利等准则还相距甚远。
其实,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
一、中国农耕社会的经济落后,而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客观上又与它的经济基础成正比。记得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有些地方的农民温饱问题未得到解决,面子熬不过肚子,偷鸡摸狗,顺手牵羊之事比比皆是,那时,一大早起来,伴随着袅袅炊烟的是叫骂之声相闻,老死不肯谅解。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农民衣食温饱问题已不成为问题,清晨的叫骂之声相闻才日渐被鸡犬之声相闻所取代。路不拾遗仅靠空洞的道德说教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千家万户的粮仓、衣柜里塞满了,路上遗失的粮食、衣服才没人拾。
国人看到自己熟悉的,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亲朋今天突然去世时,通常要由衷地感叹人生的虚空:“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呀!在世的时候,整天为了钱奔波劳碌,与他人争个不休,现在一眨眼撒手西去了,什么也管不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听听这种感叹,好象他们都想开了,往后啥事定能礼让三先。可事实不然,第二天照样会为一点蝇头小利与邻里争得昏天黑地,这也难怪,毕竟眼睛睁一天就要吃一天的饭,不去奔波、劳碌、竞争,饭从哪里来呢?不但要去争,而且越是资源稀少,经济不发达,竞争的手段、程度越惨烈。现代资本主义生存竞争的主流是靠资本、智慧、诚信,而传统农耕社会生存竞争的主流却是靠屠杀、抢劫、盗窃。
有人可能说中国农耕社会的经济虽然落后,但整个社会却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谦让、舍利取义的高风亮节社会,与你所讲的情况不符。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因为从最终得到的实惠上看,谦让、礼仪、舍利取义都是损处于下位的弱者,利处于上位的强者;处于上位的强者不遗余力地推崇谦让、礼仪、舍利取义本身就是在竞争;这种竞争比资本主义赤裸裸的竞争更具欺骗性、垄断性、残酷性、道德水准更低。谦让、礼仪、舍利取义的本质就是要求处于下位的弱者们尽其所能的节欲、省俭,然后把节省下来的利无私奉献给处于上位的强者,让来让去总不会让给处于下位的弱者,这一点,处于上位的强者心透亮。
二、道德无理。依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标准去衡量用于教化万民的道德理应是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伦天性,否则就不可行,就是无理,无理的道德再怎么教化也无济于事。在中国农耕社会的道德体系中虽不乏合情合理之处,但悖逆人伦天性、自然规律的地方也触目皆是。
象“食色”本是包括女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天赋人权,但中国农耕社会的道德戒律就是拒不承认妇女对于性的合理要求,男人死了妻子,妻子的尸骨未寒便可以堂而皇之的喜迎新娘;女人死了丈夫,不要说是一年、二年、整个的余生都得为一个阴魂坚守空房,做贞女烈妇,必须“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才行;如果真的是出于夫妻情深也罢,但不少的花季少女,仅仅是和未婚夫定了亲,面还没碰过,一旦未婚夫遇故身亡,未进夫门的少女也得为之守寡一生。做丈夫的梦里和别的女人翻云覆雨,醒来后可以当作开心事说与妻子共享,但当做妻子的也坦言相告:“人都是一样的”时,却要招来丈夫的一顿暴打。
再如“孝悌”,儿女对父母反哺固然是应尽的责任,但为了孝顺父母就应当卖掉自己的妻子,甚至将自己的儿子杀死吗?这么血淋淋的孝道能发扬光大吗?宣扬为父亲暖席可以,但进一步要求儿女们为了满足父母的口福应不顾冰天雪地去卧冰求鱼,就是无理。提倡无理的道德势必会孵化出大量弄虚作假的伪君子。
“唐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乌大集,使验有实,旌表门闾。后试,乃是孝子撒饼于地,群乌常来食之,其后数如此,乌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竟凑,非有灵也。”
道德的无理还表现在用理想中的神化人物的完美操行来要求凡夫俗子,或是把各色人等的道德优势集中于一些并不完美的凡人身上如孔子、关公等,塑造道德偶像,并以此来约束普通民众。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果能如此,道德则不教自化。
三、上梁不正下梁歪。身教甚于言教的道理不需要多说,这里的身教主要是指处于上位的强者的身体力行,再生动的道德教化如果离开处于上位的强者的示范都是软弱无力的。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正是这个意思。孔子的话不会是空穴来风,当是有感而发,在中国农耕社会中,很少有象汉文帝、范仲俺那样贤明的帝王将相,通常都是些厚颜无耻、巧取豪夺之徒。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子曰诗云,暗地里男盗女娼,五毒俱全。有的杀害自己的父兄而抢班夺权,有的奸淫自己的姐妹、母后而乱伦。他们一旦君临天下,位极人臣后,社会风气亦可想而知。
更为蛮横的是允许上位的强者不道德,不允许下位的弱者谴责,下位的弱者胆敢谴责就是不道德,就是不忠不孝。因而,岳飞只能将愚忠进行到死。
四、道德败坏者得不到惩处。中国农耕社会的道德纯粹是强者的道德,成功者的道德,一个人成功了,成为了强者,就什么都好。不但出生高贵,少有大志,而且古道热肠,尊老爱幼。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仅管他当初不过是不名一文,人见人嫌的穷光蛋或游手好闲,横行乡里的地痞。他有本事窃国是王侯,是天降大任的圣明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没本事窃国,哪怕是一念之下偷了人家一只钓鱼钩也得被杀头问斩,挨千刀万剐。
道德败坏者不但得不到惩处,而且高高在上的严酷现实会从反面刺激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如果说正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反面榜样洋洋得意的力量也是无穷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道理放在反面榜样身上一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