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对中国金融业的教训：我们应如何回到基本面 1．房市避险目前，我国同样面临了次贷所隐含的阴影。在美国，FICO分高于700以上的健康借款户，月供只占月收入25%以下，两口中产之家平均每月税后收入人均5000美元，只要花费每月1250美元左右供款，30年贷款可以借12万美元，而美国房屋均价18万美元，这种比例的房屋贷款是合理的；与之相比，中国最高收入地区上海月人均收入2000元人民币，假设买房者两口之家月平均收入是其数倍，为10000元人民币，那么，相应的月还款应为2500元人民币，贷款只能借到25万，对总价100万的买房款帮助不大。这正是国内房价与居民月收入及贷款能力的严重扭曲，所以现在国内城市买房贷款月供差不多是人民月收入的80%，远远高于国际比例。如此一来风险很大，不管设定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百姓都一样还不了，一旦出问题，次贷阴影就会笼罩！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因为有外资购买加以支持，还看不明显，但在中国内地二线城市，人民收入无法承担贷款、与房市难以降价，这种两难境地尤为明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按照我新的思路给出的建议是：国家对于土地资源应当采取混合拍卖模式。一部分土地设定为永久或999年使用权，以贵价拍卖，另一部分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70年或99年，以平价拍卖；前者建设高档花园别墅、高价公寓卖给高薪和外资人群，后者建设低价的平价房卖给平民。以上海为例，高、低价土地必须在城市内、中环共同存在，一个社区内高低价房屋互为邻居，因为人民的收入普遍是低的，一定要满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要求，此即所谓混合。值得注意的是，70年使用年限的土地，应当事先规定好70年期满后，再收取多少延期款（按地价比例）。这种混合建房模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使用得非常成功，也可以帮助中国避免次贷灾难。
aihuau.com12．股市回归基本面此次金融危机过后，华尔街地位不会有什么改变，但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应该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金融创新过了头而且缺乏监管，风险就会无限地放大，经过这次危机，一定会从严监管。在这点上，中国就不要再步西方的后尘了，金融创新在这场危机中已经被验证了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建议中国不要再出台卖空机制，比如股指期货，否则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最终将给我国市场经济带来很大的伤害。中国股市现在要控制市盈率在15～30倍，目前根据基本面数据我测算大盘指数的合理区间应当是1400～2400点（见上海财大将出版我的新著：《价值投资：汪氏模型3.0》）。按目前情况，不能使用股指期货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应运用平缓的基本面定价手段，严格保证股市在价值投资范围内，平准基金应在1400点以下才开展救援购买，2400点以上抛售。政府应限制非理性投资行为，也不能让平均市盈率跑到2007年的119倍。中国股市目前有基金600多家，它们作为股市主力军也应当起到引导作用，应制定规范，如果市盈率太高过线，基金应当率先抛售，维持股市在基本面范围内行走。 3．稳定人民币汇率我国银行坏账并未彻底公布数据，但按照以农业银行为例，银行坏账还是占30%的。再看江浙粤民营企业已经有20%倒闭率，不仅助长了失业率增加，还导致NPL无法还贷率增加。所以国有银行应有很多坏账的累积，加上深圳断供潮，总估算至少有万亿坏账。此外，中国虽没有失业率的官方公布，但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等机构调查，应在18%以上，加上民企大批倒闭，更是雪上加霜。我一直反对汇率单边上升政策，我也希望鼓吹这项政策的经济学家出来集体向全国人民道歉。现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危机已经波及银行业、民企和就业，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以目前的基本面状况，人民币绝对不能再升值，应当控制在微小的范围，或者明年应当退回7.0。 4．尽快实现国家信用担保制度化中国一贯使用国家信用作为银行存款后盾，但这种担保一直是隐形的，我建议应当尽快将其显形，进而加以制度化，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具体来说，全国所有银行存款本上应加盖明确国家财政担保的公章，或者设立中央存款保险基金。国际上目前对国家信用非常重视，因为不论金融风暴有多大，最终都是落在人民存款之上，国家必须保证人民存款不要缩水，因此各国都采取了担保措施，中国也不应例外。 5．多种途径帮助企业振兴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存活！对此我提出以下建议。（1）2007年很多企业都因为股市投资赚取了暴利，现在已经全面退潮，所以企业要回归基本面。（2）企业要坚持根本原则：从资产型企业向资本型企业转化，减少硬件投资。这需要各种类型资本市场的支持和帮助；如创业板、海外上市、股权交易市场。（3）每家企业应找到并坚持主业，不能心猿意马。过去过于强调第三产业，却没有对其进行精辟的定义，现在应明确划分种类，区分有内容（如航空、旅游、休闲产业和人寿保险业等）和无内容（如中介产业）的第三产业。国家应限制教育中介、企业咨询等中介式的无服务内容的第三产业规模。此外也不能过于强调第三产业，因为第一、第二产业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解决就业的基本途径，除非开放黄赌行业，否则第三产业的替代作用有限。（4）如今企业原有的产业都处于下游低端制造业，已经走到尽头，而找不到新的产业方向，但是科技研发（R&D）成本巨大，民企根本负担不起。因此我建议，国家应当投入起码5000亿的资本规模，成立国家新产业公司或者国家高科技公司，进行很具体的新产品研发，如节能汽车，太阳能光伏电池，废品再生、环保。这类新产品国家应当大力推入市场并带出一条衍生产业链，数量必须众多，成熟后把有前途的产业成果卖给民营企业来生产销售，使民营企业得以继续健康发展。像均瑶、复星、联想等企业之所以活得好一点，都是拿到政府订单的，所以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帮助民企向高增值讨生存。 6．国家红利，服务人民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我2007年10月15日在香港凤凰卫视评论时提出），只有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才能提高内需，在此我要强调我近年提出的以下“国家红利”政策，比目前其他专家（如陈志武等）所提出的要优厚、实际很多。第一，减少电信费、公共交通费、电费、煤气费和水费，这些公用事业费，绝大部分控制在国有垄断企业手中，有很大暴利。国家若采用暴利税回扣加以冲抵，不会影响到它们的合理利润，同时人民的消费能力得以释放。现在中国，以上海为例，人均收入2000元，人均公用事业费几近1000元，几乎占50%，而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公用事业费只占人均收入的5%～10%。第二，取消剩余的5%利息税，因为留着已经没有任何合理性。现已被采纳执行。第三，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的2000元上调至8000元。对于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不收他们的税，可以诱使其投入消费，如果他们不消费，国家则可以用退税的形式，将其注入只能消费不能储蓄的贷记卡发还给人民。至于起征点定在8000元的理由，依据是当时80年代中制定税则时的基础，当时一般人民平均收入100元，起征点定在800元，是1比8，现在人民平均收入1000元，起征点定为8000元延续了当年的合理性。第四，医疗应当全民普及化。只有特殊疑难病症才要自己掏钱，一般病症全部由国家免费治疗。世界绝大数国家都是这样做的。第五，教育方面，除了特别高端的部分支付一定费用外，其他形式的教育全部向人民免费，由国家承担。同医疗一样，这样可以消除该等领域普遍存在的黑色收入、假冒伪劣问题。第六，加强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使得这些投资可以获得如新加坡公积金那样的高回报，那么人民的退休生活就可以得到保障。第七，仿照美国的FDIC，尽早设立中央存款保险基金，保护人民的存款资产。 五、结语回顾最近几年，我国的财经政策有被利益集团、利益阶层和市场人士把持或绑架的迹象，从持续不当的将人民币大幅升值（已到30%），到给与占38%的绩差公司股东全流通的权利，再到房价非理性上涨，以及上文提及的不当措施，表面看是金融高官在金融知识上的无知无能，不能有效判断是非、对错，价值观有问题；实际上是背后的利益集团、利益阶层太强大，他们用自己的财源压制有真知卓识的金融专家的发言和传播，而一味让自己的代言人将愚蠢的无知话、谎话、假话通过电视报纸传遍天下。其后果就是今天我国企业界、金融界面临的困境。但我一直有信心，我相信科学和真理迟早会获得全国人民的认同。我希望目前中央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应用于制造业，也应该应用于金融业；能探索出一条资本市场健康之路，并将金融资源用于正面扶助企业、全体人民分享共富之路，实现民富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