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曾几何时，待在大都市的人们开始感到绝望，充塞于视线的似乎只有外来文化元素的堆积：东洋的二流音乐，南韩的残次，英伦的淘汰POP……偶尔出现一点非洲的Style，即被认作是品位与个性。
按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资源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再怎么全球化、扁平化也受不了这等没落。然而今天，在西方经济和思想思潮的影响下，中华国粹急转直下备受质疑；中国古典文化的飘零以及海外商业文化的冲击，更使中华国粹悄然沦落至尴尬之境。
先是有人感叹，如今的《高山》非山风《流水》非水声。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网络上又不时出现中医废除论和恶搞国粹的现象，使一度让国人骄傲的民族文化愈加陷入伤感。
尚能让国人欣慰的是，中医在一些西方国家受重视，武术在海外传播，京剧也有不少洋人戏迷。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参观少林，使少林寺对外交流一时进入了非常高端期，这是对少林文化和少林寺价值的肯定，为中华国粹如何创新提供了镜鉴。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学者与财经人士达成了共识——大国要崛起，国粹当自强！
今天，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求得国粹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的两全之美，从而使之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走得稳健而长久。
破解传统文化元素“僵局”的最佳路径，无疑是恰到好处地将其推向文化创意产业大洋中开辟新的“蓝海”，形成特定的产业化格局和成熟可行的商业创新模式，有效激活“国粹经济”。
产业化，国粹“雄起”之道？
说起国粹，不能不提到近年来的一个热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这是比“国粹”更为官方化同时更与国际接轨的叫法。目前“非遗”保护成为热门话题，而这其中，有关产业化的呼声甚嚣尘上。
如何帮助“非遗”找市场？受访业内专家提供的路径，是采用商业化的手法，包括对民间艺人的包装，对产品的包装，对该文化进行宣传和推广，以培育更多的市场基础。
看来，“非遗”也好，“国粹”也罢，面临的是在新时代如何“活命”；说得高远一些，则是如何通过市场运作和文化推广，发展国粹经济的同时实现文化创意的商业价值，有力提升大国战略下的中国软实力。
激辩产业化
2006年元宵之夜，北京民族文化宫，一场关于中国“非遗”保护的专场文艺晚会正在上演。来自嵩山少林寺的15名武僧，成为这场晚会的“风暴眼”。
“如果少林寺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传承，它也不会有今天。”释永信，这位毁誉参半的“少林CEO”挺自信，“《沙家浜》、《朝阳沟》也曾经家喻户晓，但现在记住这两个地方的人有多少呢？”
少林寺的商业化到底创造了多大的经济价值？河南省登封市旅游局局长钱桂玲给大家算了一笔账：2004年少林寺接待游客达110万人，一个游客在登封消费200元，一年就留给登封2.2亿元；少林寺周围的武校有5万学生，一人一年消费1万元，就是5个亿。“可以自豪地说，少林寺带起了一个武术产业。”
释永信确信，少林寺是在大文化背景下佛教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产物，最有价值的是佛教禅宗文化，功夫只是少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近几年，靠商业运作获得可观收益的文化故事，《云南映象》一定算一个。这一大型原生态歌舞集让世人称奇不已。旖旎迷人的自然风光、丰厚悠长的历史文化、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文化资源的多样性是人们赞叹云南的理由，《云南映象》的舞蹈元素皆源于云南民间，参演的舞蹈演员里，十个就有七个来自田间地头。
《云南映象》的价值远不止是舞台艺术的积累和发展，研究文化艺术的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它背后有一种模式，“一种将民族的民间的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运作的模式。”
正如狼和熊的足迹遍及远古大地，商业化的身影在现代社会里随处可见。国粹和现代市场、服务相结合，既能增强自身传播性，也会带来巨大收益；商业化运作不仅有益于拓展国粹内涵、增强文化传播力，还能催生诸多商机。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一些地方政府对国粹文化的商业化开发表现出了极为积极的态度。
2007年4月，文化部正式接受了武汉“木兰传说”项目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汉市黄陂区趁着申报正在进行的机会，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发行以“木兰传说”为内容的邮票4枚，不久即告上市。
而早于2000年9月1日起就已施行《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其中第二十八条规定，对有开发价值的、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和传统产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政策优惠。
不难看出，地方政府选择的是“两条腿走路”的路线，鼓励适度的利用开发传统文化资源，以便为保护争取更好的环境。但同时，也让人质疑：对破坏性的开发制不制止？如何制止？
于是，正当人们开始将产业化奉为激活国粹文化的圭臬时，担心和反对的声音也渐渐浮出了水面。
“市场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有人用这样的话，给国粹市场化这个有点“燥热”的论断吹了一点“冷风”。
求两全之策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晓真透露，当前很多地方把保护工作同经济利益挂钩，以文化产业的方式来做对策，更凸显了将民族文化作为资源的被动局面，更加偏离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
“国粹的商业化开发能获得经济利益，”环境资源法专家吕忠梅不无忧虑地说，“但其延续性会不会因此得到破坏？同时，知识产权制度的引入必将带来商业化的开发，而过度开发将造成国粹文化的断裂。”
最大的隐忧，正在于两位专家所担心的，产业化失控下必然发生的偏离甚至可能导致的异化。毕竟，文化和商业一旦结伴而行，急功近利、争论不休、陷于琐碎、颠三倒四等等现象就难以避免。
不难想象，仅为追逐利益，对国粹的文化内涵不加了解地片面对待，将会出现什么。后人将怎样去了解其真正的含义？它原有的风采何处可寻？传承的意义又在哪里依托？笼罩在商业化的迷雾之下，人们往往会局部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挖空心思迎合所谓的潮流与时尚，也许给国粹文化穿上花衣衫花裤子还是小事；为牟取更多“暴利”，恐怕就会今天搞“整容”明天玩“变性”——那就等着吧，“精粹变垃圾”。
“我们怎能让自己的行为南辕北辙？”刘晓真追问。
于是，有业内人士强调，国粹商业化运行必须是有序的，恰到好处会提高文化影响度，过度的商业化则无异于杀鸡取卵。
刘晓真甚至将保护国粹称为“挽留”之举。其实，用“挽留”来形容国粹的传承未免悲壮，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国粹的“保护”应尽可能地区别于博物馆式的“保存”。如人们正在意识到的，国粹需要活态传承，活态文化保护决不是放在博物馆保存的资料，而是要保存其固有的生命活力，所谓“活鱼要在水中看”。
“保护是在保存的基础上发展传承。”一些产业化的操作方式，被民间艺术研究专家吴露生比喻为“双刃剑”：一方面将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导入了现代社会，一方面又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形成了一种建设性的破坏。
难道，除此就没有第三条路线，以求得文化与商业的两全之美？
在两难困境面前，吴露生却心有欣喜，他说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方式”——在保持这些国粹基本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融入符合当代审美情趣的元素。比方说浙江长兴的百叶龙，吴表示“必须是荷花龙并且有突变性”，在保证这两个基本因素后，再做符合现代市场需求的创造，就能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文化保护专家梅家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粹文化“目前应以保护为主，推向市场尚需时日，也不能一概而论”。他认为，文化都有着自身生存的特性，如黄梅挑花、孝感麻糖等，可以产业化；戏曲等表演艺术则可以培养学生，靠演出收入“以艺养艺”。但像湖北的天门糖塑，只能是在冬天吹糖人，夏天就化了，无法产业化；一些已明显不符合时代的表演形式和内容，消失也是自然规律。
以经济学基本原理来看，梅家林的分析里既有投入与产出的对比，更有市场供求关系的判断。事实上，国粹中有不少是可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找到新的市场定位，从而重塑价值形成品牌的；而另一些濒危且难以推广的国粹如果最后真的消亡，也是市场变化与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采取“博物馆式”的保存，使之成为民族记忆、文化符号。
在经过在一番激辩后，人们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关注保护国粹和文化遗产，不属于纯粹的市场利益问题或者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护，而是传承播扬民族民俗优秀文化的一大历史任务。
国人素来“智慧与文明并进”，制定和利用相应的法律规则，以保障国粹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市场推广，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
大行销，输出国粹之良策
这是我们在考察中偶然听来的一个真实故事。
有位陕北农村的大娘随儿女来到美国，打算申请在美永久居留权即“绿卡”。要知道，中国人在美国申请绿卡相当不易，美国人对申请绿卡的中国人要求又相当苛刻。这位只读过小学的陕北大娘连中国的普通话都说不好，至于英语，则只能说“你好”“再见”之类的ABC……
于是，当这位大娘来到美国移民局时，没人能想明白她凭什么申请绿卡。
同样想不明白的是美国移民官。他低头看了看大娘的移民申请表，见上面申请理由一栏写着“技术特长”，不禁有点嘲弄地指着这四个字问：“技术特长？你会什么？”大娘没回答，径直向办事人员要了一把剪刀，同时拿出随身携带的彩色亮纸。
移民官正疑惑，剪刀起落间，不足三分钟，大娘就剪出了一只可爱的喜鹊和一枝漂亮的梅花，并把喜鹊放在梅花上，笑对移民官，意思是“喜上眉（梅）梢”。移民官一会看着眼前漂亮的剪纸，一会又看着有如变戏法般的大娘，惊讶之余，还真喜上眉梢，连说三声“OK”，给大娘把绿卡办了。
当众多博士、硕士被美国移民局拒之门外，这位陕北农村的大娘却顺顺当当地拿到了美国绿卡，听上去真是件神奇的事情。
剪纸，中国古老的民间手工艺制造了这一传奇，而老大娘的魔力即在于拥有此技艺。美国移民局的顺利通过，既是对一技之长的酬馈，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国粹艺术魅力的折服。
与剪纸处于同一地位的还有许多，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结晶出了诸如戏曲、武术、中药、陶瓷、书画等丰富多样的国粹瑰宝。剪纸这样的民间手工艺能赚到绿卡，其他国粹的价值怎么就不能“激活”甚至放大？
时下，文化创意产业的升温以及中国政府的种种动作，似乎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行销先驱酒与茶
传说李白无酒不成诗，在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前进的同时，也为大唐酿酒业的发展做了不小的贡献。没错，在国粹大家族中，谈产业化最有发言权的，恐怕要数酒了。
作为制曲酿酒的发源地，中国有着世界上独创的酿酒技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坂口谨一郎曾说，中国创造酒曲、利用霉菌酿酒并推广到东亚，其重要性可与“四大发明”媲美。
历经数千年，国人在生产风格各异、美味香醇的美酒同时，也创造了无数关于酒的美丽传说、动人故事、经典的行销案例、科学饮酒的规范等。中国酒文化，如同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形成了任何一种物质媒介都无法比拟的文化力量，推动着酒类生产和酒类消费的发展。
近年来，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消费取向的变化，广大酒类生产企业积极开展文化行销，在发掘酒文化、丰富酒文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杏花村、水井坊、泸州老窖等老名牌企业，金六福、道光廿五等新品牌企业，都通过加强酒文化的建设，提高了产品的内涵，加快了品牌建设的步伐，拓展了市场，提高了经济效益，使老名牌更加成熟，新品牌迅速成长。
加强酒文化建设，促进品牌建设，促进酒业健康发展，己成为广大酒类生产企业的“撒手锏”。
酒产业的“标准化”问题，也在与倡导酒文化的同时走上正轨。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表示，酿酒行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已建立标准化体系、生产准入体系、市场流通管理准入体系、人才储备和职业鉴定体系、酒类产品质量认可认证体系和新型行业服务体系等六大新型科学管理体系。
“这六大新型科学管理体系，保障了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王延才说。
来自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0月底，啤酒总产量已达3108.51万千升，比2006年同期增长了13.8%；白酒达311.25万千升，同比增长17.7%；葡萄酒达36.8万千升，同比增长15.1%；黄酒达48.47万千升，同比增长15.82%。
王延才表示，“在此大好前景下，酒类企业应放远眼光，把酒文化的发展提上日程，深度挖掘产品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应将酒文化视为企业品牌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促进中国酒行业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人们常说“酒足饭饱”，说到茶，却是“茶饭不思”。不过，茶在产业化方面仍然是中华国粹的标杆之一，堪与酒媲美的，就是它了。
茶产业是指茶叶从生产到消费过程形成的一条产业链，包含栽培、加工、储运、销售、品饮各个环节；消费是整个链条的终端，是影响各个产业环节发展的关键。发祥于中国、传遍了世界的茶文化衍生于此。
遍览全球，茶文化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日本经济起飞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茶道迅速崛起成为“国礼”；韩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大兴茶礼，国家级进茶仪式表演者多达54人；中国台湾、香港位列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四小龙”行列，中华茶艺在两地兴起，香港的“无我茶会”有5000人参加，显示出中华茶文化的巨大魅力。就物质的茶而言，英国立顿红茶垄断天下；就精神的茶而言，日本茶道凝聚了一个大和民族而世所共知。这种精神“产业”，是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
反观中国，2005年初有关数据资料表明，茶园面积世界第一，茶叶产量世界第二，茶叶出口世界第三，茶叶创汇世界第四。于是，有人对此现象直接归纳为“中国茶文化产业的一、二、三、四”。若把中国茶叶创汇收入加在一起，刚刚和英国立顿红茶收入持平。
这就耐人寻味了。专家断言，没有从茶文化中提炼出具有明显差异化的品牌文化内涵和形象，是掣肘中国茶产业兴旺的要害所在。
“外国的咖啡能打入中国，中国的茶为什么就不可以去外国发展呢？”类似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还有许多。中国茶的历史要比星巴克咖啡久远得多，中国茶能防病健身，而中国的茶文化是无可比拟的；更为重要的是，茶还有广大的消费者，即十亿计的中国人、亚洲人组成的庞大消费群体。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为了倡导茶为“国饮”，国内茶文化产业界、各地茶文化组织以及茶文化研究机构开始真正走上了弘扬中国茶文化的归途，使得茶文化产品和茶文化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彻底显露出来；而在云南、浙江、四川、江西、安徽等茶文化资源丰富的地方，更是以旅游业带动茶文化产业的发展。
此外，聊以自慰的是，中国茶文化产业界中还有独步世界的景德镇茶瓷器和宜兴紫砂壶等辅助性的因素。
寻找文化“魔戒”
相信，正在看《指环王》的人，心绪会迅速与影片里的人物共鸣起来：他们因魔戒产生的巨大魔力而困惑与挣扎，同时却又准备或已经在历经千辛万苦，努力寻找能使自己拥有法力的宝物。这看似悖论的困境，现实生活里随处可见。
倘若说风起云涌的经济浪潮下，开启市场的金钥匙和片中那枚戒指一样，仅仅是一种心理的寄托罢了；那么在波诡云谲的商业市场上，又哪会有什么一劳永逸的“魔戒”呢。
全球化是个筐。在这个大筐里，市场需求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似乎是一切矛盾一切困惑的焦点所在。不过，不同文化的碰撞是在国际图景下生发的正常现象，摩擦在所难免，其中的关键，恰恰在于我们是否有进一步的能力，将这些矛盾冲突摩擦，顺理成章地转化成一种优秀的文化商业产品。
而解决这个问题本身的关键，则是怎样将真正民族的本土的文化元素与市场和商业的土壤有效结合，并加以传扬。在“现代行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的大行销概念启发下，“国粹大行销”，成为我们激活中华国粹经济的蓝海策略。
这一策略要探询的是：诸多困惑包围之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积极而理性地融入现代经济文明，完成向优秀文化商业产品转化的产业化过程；抑或是在日益萎缩之后，默默成为博物馆里文化符号的新成员，甚或干脆消亡得无影无踪？
这绝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简单命题。毕竟，并非任意一项国粹文化都适合商业化的行销运作，如何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和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路径，才是中华国粹无可逃避的首要问题。
如今中国政府对国粹日益重视。2007年6月9日，北京世纪坛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整整一个小时（原计划参观半小时），他当场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结合在一起。”
温家宝的话饱含深意。事实上，一些国粹身上的物质性表现得尤为显著，正在申报或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中，就有酒、茶、中药等具有丰富文化意蕴同时又自古便有商品属性的中华国粹。
“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温家宝继续对在场的人们阐述道，“人之文明，无文象不生，无文脉不传。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文化文化，文而化之，化而文之，两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人类文明只有代代相传，才能不断丰富发展；只有相互交流，才能文物化成。”
这样的阐述不能不说是精辟。“文象”与“文脉”连成了中华国粹的体魄，同时也恰恰构成了国粹大行销的两大支撑点。
多元化行销方略
“世界文明犹如一个繁密茂盛的百花园，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中华文明一直引领潮头。”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专家表示，中华国粹源远流长，魅力非凡，国粹的发扬传播，也是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在当今社会，这种发扬传播的意义重大，世界上许多国家举办的“中国年”就是最好的传播途径之一。
2006年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研究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出台，报告得出基本结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报告中，提出了十分大胆的主张：将中医药的管理从国家卫生部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中医部”，中药走市场产业化的发展之路。
2006年12月26日，中国驻俄大使刘古昌代表国家汉办(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校长比沃瓦尔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合作建设俄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协议。
据了解，“孔子学院”是国家汉办授权在国外设立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截至2006年12月，国家汉办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建立了130多个孔子学院。
浙江大学客座教授王柯认为，“经过一个历史阶段的震荡之后，国人逐渐认识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它包含的民族精神不仅凝结成了灿烂的过去，也能滋生出新兴的未来。”
王柯的观点是，国粹要搞大行销，可以学习西方搞节日经济的做法。他建议，像西方借情人节、圣诞节输出芭比娃娃和圣诞老人一样，我们也可以研究如何集合式地打包输出文化节日产品，例如在端午节输出风筝等，健身的同时又能传播中华国粹。
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如果我们对国粹不够珍惜，不懂得经营和开发，这些承载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化瑰宝终将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自行湮灭。”
为此，王柯呼吁，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渠道和多元化行销手段，建立起中华国粹品牌网络保护体系与传播途径。
有关专家阐述了五个方面的内容，表示应围绕这些方面来行销和发展中华国粹：与时俱进地赋予国粹时代神韵；寻求国粹与市场新的结合点，提升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文化企业，打破原有管理体制，使经营性文化企业逐步与市场全接触；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创建集约化经营模式；国粹文化输出，树立中国世界性的国家亲和力形象。
观察家断言，通过合理有效地进行国粹大行销，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将成为一枚具有无限法力却又对市场无毒无害的“东方魔戒”，永远承载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闪耀不息于全世界。
新财富，亟需立法护身符
“只有是民族的才是有生命力的。”2007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高翔等三十多名代表联名提案，将全国的“非遗”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昆曲、木卡姆、古琴、杨柳青年画、傩戏、剪纸、茶艺、皮影戏……现在有多少人能说出它们的名字？
“消失、遗忘、割裂”，全国人大代表蒋婉求用这六个字表达了自己对国粹文化的担忧。
面对中国一些国粹形式濒临消亡的状况，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动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关《保护法》，加大对国粹文化的保护力度。
中国的根本大法《宪法》赋予了包括国粹在内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以根本性的国策地位。比如，中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就是重要依据。
国策的立法明细和政策落实，对于中华国粹大行销与产业化而言，无疑是切切实实的有力保障。如今，我们得以看到这方面的努力。
在政策中传扬
在中国，尚在起草的中华国粹“护身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酝酿至今，已近十年。
早在上个世纪末，中国就开始进入以立法方式全面保护国粹文化的新阶段。1998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研；1999年文化部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列入立法工作计划，并于2001年着手起草法律文案。
2002年8月，文化部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建议稿）》，标志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2003年起，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等部门联合启动了声势浩大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也为全面实施“非遗”保护做了很好的准备。
2004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实现保护国粹文化与履行国际承诺两方面的协调统一，依国际对活态文化遗产的称呼，将法案名称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继续予以充实和完善。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次就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发布的权威指导意见。
2005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已连续3年被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518项，目前全国有18个省(区、市)建立了省级“非遗”名录。
此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06年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健全文化法律、法规的政策体系，加强文化立法；中共十六大报告则明确提出要加强文化法制建设。
在保护措施层面，有学者提出，可建立“非遗”保护区。例如，建立民族节日、蜡染、婚俗、建筑方面的专题村寨式博物馆，同时，利用高科技手段，对“非遗”进行图文声像相结合的全方位记录、普查、传播、整理、分析、储存，建立专门的数据库。
目前，在版权法或地区性版权条约中明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已超过40个。中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条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也有规定，但目前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属问题存在争议，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处罚力度不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版权制度，确保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充分保护。
对于相关国粹形式来说，受访专家建议，如其名称符合商标法规定，可以作为商标注册使用，应该尽快由相关遗产保护单位进行保护性注册，而且注册范围不应局限于国内，还应包括国外，以期实现全面保护。
在2007年4月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政府官员和学者，共同发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武汉宣言》。宣言中提出，任何破坏“非遗”的行为都应该得到制止和谴责；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非遗”保护之间的关系，加快对“非遗”的确认、抢救、保存、整理和研究，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有必要提一下中医立法。目前许多国家都实行了中医的立法，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目前世界上有54个国家制定了传统医学相关法案，92个国家颁布了草药相关法案，做到了传统医学单独立法管理。
而作为中医药发源地，中国在这方面却做得远不及其他国家，叫人不能不反思。
众所周知，中医药学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强盛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取得较大发展，为防病治病、提高民众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药立法已经具备比较好的基础。”有关专家向记者透露。
目前，中国政府正制定中医药法，确立中医药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的责任，依法保障国家中医药工作的方针政策全面深入落实，依法保障中医药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使中医药产业真正成为中华国粹的“金矿”。
海外经验之鉴
世界上，许多国家正以制定保护法、建立保护机构、整理研究民间文学艺术、培养手工艺人、资助传承人、建设生态博物馆、设立“国家遗产日”等多种形式，科学地进行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且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
记者了解到，最早关注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的是日本、韩国等国家。
日本在1950年确立的《文化财保护法》中首次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它的范畴。
韩国也在1962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并于1967年把江陵端午祭列为韩国的“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护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其后，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选法》。进而，在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
法国于1984年率先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后来逐渐遍及整个欧洲。欧洲许多国家的遗产日，采取每年确定一个主题的方式进行，主题要针对性强，立意新鲜，有吸引力和启发性。比如2000年法国遗产日的主题就是“20世纪的遗产”，借此对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进行总结。
与中国一样历史悠久的其他文明古国，保护传统国粹也各有办法。
希腊悲剧堪称希腊的国粹艺术，今天的希腊人对其依然兴趣不减，一有机会就会带上一家老小去过把“文化瘾”。希腊的传统艺术教育从儿时就开始抓，小学就有“古希腊文艺欣赏”课，包括悲喜剧、音乐、绘画和雕塑等，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古典艺术形式的年代、人物及代表作等，考试不及格必须补考，否则影响毕业。从演员来说，尽管演出古剧不是什么赚大钱的行业，却鲜有艺人改行的现象。
多少年来，印度人执著于自己的国粹艺术。在印度，没有芭蕾舞团之类的西洋艺术团体，古典艺术主要是颂神的吟唱、舞蹈和演奏。歌唱家一袭白衫端坐舞台，手击节拍，闭目吟唱，让情感随旋律流淌，非常朴素却令人震撼。印度的古典艺术演出十分独特，几乎所有演出都是免费。观众只要到固定地点领票就可前去观看，演出的各种开支都由企业“买单”，赞助古典艺术在企业家看来是积德行善。
埃及为避免国粹失传，提出“保护国粹，从娃娃抓起”的口号，先是把年迈的国宝级老艺人保护起来，并聘请他们重操旧业，又选出接班人进行系统训练，采取以老授小的传艺方式，确保传统艺术后继有人。为挽救“希拉里亚传”这一融音乐、表演、文学等诸多艺术于一体的民间史诗，整理出版了《希拉里亚全集》，保证了这一宝贵的说唱艺术能以文字形式传承后代，同时还翻译出版此书的英语版，使之走向世界。
国粹保护意识方面，中国苏醒得较晚，这也使得时下的传承工作“力有不逮”。据文化部统计，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正以每年至少消失一个的速度锐减。即使是京剧这样“国粹中的国粹”，也面临观众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前面介绍的这些海外保护传统文化的措施，至少为国人行销国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刷新国粹产业链
文化研究者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国粹再如何，它也是一种文化，遵循的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些新路径和新理念。
在世人所认可的中华国粹中，中医的发展相对落后，但也渐渐在质疑声中走向产业化；国术的没落，伴随着破碎的武学精神以及嬗变了的招式被掺杂进各种艺术表现形式，竟十分红火。
不难看出，后者赋予了国粹新的创意，新的价值，现在需要进一步做的，是通过商业运作与文化行销，使之形成一条完整而有序的新型创意文化产业链条，在社会诉求之外挖掘经济效益新的增长点，“开垦”国粹新财富。
每一样文化本身都具备海纳百川的胸襟，都需要吸收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等等各种营养。文化学者指出，将更多更优秀的文化和艺术与娱乐和商业进行集成，进行高质量的转化和包装形成文化产品，并塑造文化品牌，是涉及文化领域的大部分企业的经营之道，同样是我们的国粹在今天需要提升的商业策略。
完全撇开民族情感，是无须谈“国粹”二字的。其实，把国粹的问题放大点看，就是建立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文化基因库”和精神家园的问题，我们宝贵的、唯一的、蕴涵着民族情感的文化需要呵护与培育。
国粹大行销，若非转化为成熟可行的商业模式，那还是显得比较空洞。成熟可行的商业模式，是为更多的文化内容提供商带来更大的利益空间和创作空间。这个模式，同样需要胸襟，海纳百川的胸襟。
从意识上说，是如何改变我们对国粹的自大意识，认识和保护国粹文化，将文化与市场相结合，开发和利用国粹，在摸索中走出一条国粹大行销之路，力促中国和平崛起。
从理念上谈，在中国，国粹的产业化有点像这句形容古典与流行关系的话：将古典精神转化为现代意识，把时尚和流行提炼成经典，将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与贯通。
从战略上讲，以中医为例，其发展一定要形成产业化的大环境，实际上就是把中医推向市场化，使之成为一个赚钱的经济实体。中医的产业链一旦形成，就会有人往里面投钱，以保障长足发展。
有观察者在描绘中医产业化时说，“20年前中国并没有中药现代化战略，通过10到20年的中医产业化发展使中医成为一个主体，那么中医的地位、中医院的地位也会像中药厂那样有很大提高。”
这又何尝不是人们可以预见的整个中华国粹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