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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因群体性事件被“闹大”而有人丢“乌纱”的绝非个别，贵阳“海选”县委书记，一位竞岗人在发表竞选演说时出现了口误：“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让个别干部成为‘害马之群’。”口误立即被台下的听众发现了，引起了善意的笑声。这位竞岗人也随即给予了更正：“应该是害群之马”。和谐社会当然不是大搞文字狱的时代，不过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口误往往与潜意识有关，与“害马之群”相关的潜意识是“刁民”。我们不能认定这位竞岗人有“刁民”的潜意识，但是“害马之群”却暗合了群众不满意有人会丢乌纱帽的逻辑。有意思的是，贵阳的这次对于县一级一把手的“海选”，竞聘答辩是以瓮安县6、28事件为命题焦点的。而在瓮安事件中，正是因为有群众的参与，正是因为在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后面所反映的群众积怨，使得县公安局长和相关的县领导丢了乌纱帽。对于这个事件，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刁民”这个封建词汇被重新激活也算是其表现之一。也许公安局长被推向矛盾一线，因此丢了乌纱帽多少有些委屈，出现“害马之群”的怨言也不足为怪。所谓同病相怜，参加贵阳“海选”的准一把手们对此应当感触颇深，自我保护的本能难免会形成一种潜意识。不过，与一般的口误不同，害群之马与“害马之群”有根本的区别，在显意识里是不能颠倒黑白的。据史料记载，最早在《庄子。徐无鬼》中就有了“去其害马”之说，害马就是坏马，后来才有害群之马的成语。照此推理，害马之群就是“害群”，也就是刁民，有时候他们确实容易与自称良马的人过不去。“害马之群”中当然也有其代表人物，有些就是领导身边的“个别干部”。无独有偶，被称为“‘白宫’举报人”的李国福，对当地政绩工程中存在的违规行为不停地举报，让另一处的“父母官”，安徽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这匹“马”深感不安，最终竞因此断送了政治前程。张治安对于举报人李国福是深恶痛绝的，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照此推断，如同刁民的说法一样，“害马之群”的潜意识如果存在，也是感情的不自觉的流露。李国福在被监禁期间不正常地死于监狱医院，他的女婿也被搜罗出经济问题而身陷牢狱。这反过来证明了张治安们是新形势下的害马，不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害马们为害到一定程度之后总是不能坐视的，于是“害群”便成了害马的死对头。在害马事发之前，他们又不能将“害群”除尽，处处提防也就成了他们的本能。aihuau.com1 “害马之群”要比“刁民”的直白文雅得多，而且还有水可覆舟的意思。不过在害马那里，对水可覆舟的警惕并不在意于“舟”之沉浮，在意的是个人的进退，正如他们深知水可载舟的道理只是为了个人的政绩一样。张治安在开发政绩工程中所使用的手法，除了挪用各种资金，集中大量财政资源之外，就是以发展的名义侵犯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张治安的叔父张家旺在打造政绩工程“南湖公园”时，大量使用“义务工”。连续10年，当地农村每个劳动力每年被迫义务出勤一百多天，若有人被发现“怠工”，即被捆绑游行。在政绩工程面前，害马标榜自己是匹良马，这的确关系到中国当今的舟、当今的天。有一位县委书记坦承：“中国的天，某种意义上是被这群人（县级官员）所撑着，他们忠诚与否，素质高低，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害马之群”的口误就不能一笑置之了，在干部人事制度上进行大胆地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形式上取得突破的同时，还要解决实质性的问题，注意在新形势下将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不要丢掉了传统文化中可贵的民本思想。如果说“害马之群”的口误确属潜意识的问题，那么就需要将工作深入到潜意识层面。我们虽然不能重蹈灵魂深入闹革命的覆辙，但是从以下几点做起是必要的：首先，在现职干部中进行经常性的传统教育，解决与人民群众的情感问题。在阜阳，时任颖上县人大主任的张家顺公开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官，得罪了不少人，要是我不提拔几个子女，将来我退休了，还不被扒一层皮？”显然，执行什么样的组织路线，根子在有无以民为本的情感。其次，在干部选拔中增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环节，清理不正之风留下的既成事实。人们现在已经发现了阜阳“白宫”背后存在着一个“张家王朝”，在张家的第二代及其儿女亲家中，有二、三十人分布在穎上县的各个重要部门，盘根错节。在既成事实面前，如果听之任之，他们所谓的“害马之群”难免会继续受到报复陷害，再次，打击潜规则，防止公仆意识的异化。潜规则就是对正式规则的“不讲章法”，按照潜规则形成的政绩如果得不到清算，潜规则就会得到追捧，就会在潜意识中沉淀下来，是非颠倒。即使害马们在公开场合讲的如何头头是道，骨子里的公仆意识早已被异化，只不过是伪装地更为得心应手罢了。 对于“害马之群”的口误人们可以原谅，但是如果不是竞聘演讲，而是在正式角色中，台上更正的是一套，台下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害马之群”就真的会出现，像“正龙拍虎”、“俯卧撑”等等一样成为新的流行词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