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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提出要取消“医疗举证倒置”。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前天就此话题接受采访时首次回应：医疗举证倒置带来的负面效应已渐凸现，这一法规是否应取消，必须认真论证。
在笔者看来，反对医疗举证倒置的理由无非有两点：第一，此举导致了过度医疗——医院为了规避医疗风险及事故举证风险，会对患者实施防御性医疗，比如过度检查或干脆不作为。如一个喉咙痛、乏力的感冒患者，本来一般治疗就可以，但为了今后能举证、能自我保护，医生会让患者拍胸片、查喉镜甚至做骨髓检查、CT等大包围的详细检查，这势必会增加病人的费用。第二，他们认为医疗举证倒置就是一种法律上的“疑罪从有”。只要患者告了医生，先假定医生是有过错的甚至有罪的，医方必须找出可靠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才能洗脱罪名，这跟法律上已普遍采用的“疑罪从无”原则相违背。
上述理由显然难以成立。过度医疗的最主要原因并非举证倒置，道理很简单，即使让患者举证，医生也要防御性医疗。笔者曾经做过医生，在举证倒置实施之前，过度医疗就已经广泛存在。过度医疗主要症结在于医方追求经济效益，有一部分是医疗政策不合理导致的。比如：以前规定药费不能超过多少比例，超过部分上缴，但是“以药养医”的医院会多开检查费用。在笔者看来，把过度医疗作为废除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的理由，是“欲加之罪”。
至于说法律上已普遍采用的“疑罪从无”，并不适用于医疗纠纷。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仅仅是刑法领域采用的归责原因，在民法等私法领域并不适用。过错原则是民法领域通行的归责原则。就举证责任而言，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某些特殊领域，考虑到强弱势失衡，则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这基本上是一个国际通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疗事故纠纷的处理不但不是疑罪从无，恰恰是“疑罪从有”。因为医疗机构显然比患者具有更强大的举证能力：患者一不掌握详细的诊治资料，二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只能对所受损害与医疗行为之间作出感性判断，肯定无法提供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专业证据。且医疗行为本身既可治病亦可害人，将举证责任转嫁给患者，不仅有违公平原则，更有将医疗致害无罪化的嫌疑。
事实上，就算实行了举证倒置，患者的弱势地位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变。据《人民法院报》报道，在举证倒置规则实施后，患者胜诉率并没有因此上升。医院作为专业的诊疗机构，即使确有过错，由于能证明诊疗行为的证据都处于医院的控制之中，医生知道如何篡改病历、甚至销毁不利于医院的证据，从而罗列出证据证明医院并无过错和因果联系。可见如果废除医疗举证倒置，只会加重医患矛盾，而不是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