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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大陆，人们决不会相信黄宏生因为从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创维数码转移4837万资产而被香港廉政公署请去喝茶，甚至等待牢狱之灾，因为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太多的上市公司被母公司掏空侵占资产的事情。有人说是他手下告发的，有人说是香港的法律和信用体系严格导致了他的下场，但是，黄宏生接下来的“香港过堂”确实折射了我们民营企业很多问题。
一价值均衡问题
我们大多数企业往往将客户看成是上帝，满足客户的需要才可以实现价值增值。我们的民营企业也将上下游利益相关者看成是上帝，跟他们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是我们有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老板就是不把我们的员工当成是上帝。员工是什么？是可有可无的资源，反正中国这么大，少一个不少，多一个不多，没有你地球照样转。中国的老板习惯了挑员工，习惯了农民工500块钱一个月没日没夜每天干10多个小时。对于知识分子，他们知道每年一批接一批大学生毕业，所以对大学生无所谓。对于核心团队,他们通过明升暗降,情人关系处理等手法将他们才干利用完,然后冷处理,引进其他竞争者,到处挂猎头公司,采取卸磨杀驴等手法将创业元老和功臣一个一个赶走。没有员工有安全感，大家始终觉得自己是打工人，是职业经理人，最多是老板的“情人”，利用完就一脚踢开。有报道说“从黄学政、褚秀菊、陆强华到杨东文，黄宏生和创维从来不为缺少精兵强将发愁。但是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人而心安理得，因为他们都是过客”。
廖晓认为，这是一个价值均衡问题，价值均衡是一个动态系统，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主体，任何价值变化都会从一种不均衡到均衡的理想状态转移。我们很多民营企业无法基业常青，往往也是最后无法实现价值均衡。而加重均衡我们往往认定的利益相关者诗歌艺术、经销商、银行和客户。我们偏偏不把我们自己的员工不当利益相关方。他们被排除价值均衡系统之外。这是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民营企业的一大弊端。温州一个搞汽车配件球笼的小企业，董事长敢于大量吸引人才，给高层股份，将经营权给总经理，自己始终当好董事长决策的角色。在市场竞争这里激烈的今天，其年产值年年翻番，成为著名的汽车配件品牌。老板发财了，核心员工也成了千万富翁，员工也工资涨了，皆大欢喜。实现了共赢。此外像牛根生这种财散人聚的人生哲学，马文鲍尔在麦肯锡实施合伙人制度，这种处事哲学和修为，几个人可以做到？
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财报显示，黄宏生家族在上市公司中所占股份达到77.45%，其他董事所占股份皆在3%以下。如果说创业期企业发展需要独裁，那么在发展期企业的发展则需要团队领导。而一股独大大股权结构容易导致企业经营决策风险，一个人说了算。这种风险是有两方面，一是来自于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经营风险。其后果是老板一个人对战略拍脑袋,拍对了,老板伟大,拍错了,算是教训,当年史玉柱不就是自己拍脑袋建设珠海第一楼而将一个巨人变矮人的吗?
另外一个是道德风险。创维的黄宏生是载了，而多少内地企业的老板的道德风险无法避免。直到现在我们都无法知道为什么长虹APEX事件40多亿元应收帐款为什么没有信用审核和调查.小企业没时间和精力搞信用调查,对于长虹这样的大企业难道没有信用管理制度?
委托代理权分开,独立董事制度,公司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才可以将公司的决策效率提升.我们才可以避免更多的道德风险和战略决策失误带来的公司致命打击.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在中国价格战不断的环境下给我们企业有多长的时间来优化我们的公司治理结构.
